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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章黄文脉及东北辽南支脉探源
原创作者：吴 江
第一部分 弁言
章黄学派是民国时期逐渐兴起的一个旨在保护保留文言文的学派。
民国时期，白话文提出后，逐渐兴起的一个旨在保护保留文言文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章太炎先生和黄侃先生。这一学派与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支持者的矛盾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白之争”。
第二部分、章太炎先生简介（第一代创始人）
章太炎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反抗权威和反抗一切束缚。他的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章太炎先生是二十世纪民主主义革命先锋，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文献之研究，至今鲜有出其右者。太炎先生于仲景里藉职官、《伤寒》版本流传、梁阮孝绪《七录》所载《辨伤寒》十卷与六朝本《伤寒论》、隋本《伤寒论》之传承关系、《张仲景方》十五卷与《金匮玉函经》八卷、《伤寒论》十卷之关系、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伤寒论》所据底本乃至《伤寒论》在临床辨证上之运用与药味加减与疗效之关系等等，皆有精湛论述。先生辨证，每多精思妙见，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伤寒》。
第三部分、黄侃先生简介（第二代早期代表）
都说名师出高徒，章太炎是国学大师，其高足弟子黄侃也是国学界第一流人物。他们初识的场面很有些异样的趣味。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巧就巧在他与章太炎租住同一栋寓所，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某日夜间，黄侃内急，懒得去楼下厕所，捣出家伙就从窗口往外撒尿。
章太炎正在书房用功，忽见一条“小白龙”从天而降，满是扑鼻的腥臊味，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冲上露台，仰头大骂。黄侃是贵介公子出身，年少气盛，岂是肯当场认错的主？他不甘示弱，也以国骂回敬。章太炎是骂人的祖师爷，本有“疯子”之称，这下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八百个回合也难分高下。别人是不打不相识，他们是不骂不相交，翌日通名报姓，黄侃这才弄清楚状况，昨夜冒犯的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也不含糊，立刻道歉，纳头便拜章太炎为师。
章门弟子中有“四大金刚”和“五大天王”的名目：“四大金刚”系指黄侃、钱玄同、汪东和吴承仕，“五大天王”系指前四人加上朱希祖。此外，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有“北李南黄”之说，北李指山西人李亮工，南黄指湖北人黄侃。章太炎在自述中则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举三人。无论以上哪种说法，黄侃的名字都高居第一，称他为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应不为错。
黄侃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读书多神悟，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在治学方面，他主张“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多达数千卷，全都一丝不苟。他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问远绍汉唐，近承乾嘉，把声韵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古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
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黄侃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此外，章太炎先生曾经将黄侃和李详并举，认为两人均为最杰出的《文选》学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开创了研究古典文论的风气。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黄侃生前曾对弟子刘博平说，他的诗文造诣只算“地八”（骨牌中第二大的牌），“天九”（骨牌中最大的牌）已被古人取去了。若论学问，他是决不会这么自谦的。
黄侃满肚子学识，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这可急坏了他的恩师。章太炎曾批评道：“人轻着书，妄也；子重着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侃当即答应恩师： “年五十当着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特撰一联相赠，上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下联是“黄绢初裁好着书”。上下联均用典故。“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读《易》，穷研义理，致使串结竹简的牛皮筋多次磨断，以此形容黄侃五十年来读书异常勤奋，颇为贴切；“黄绢初裁”源出曹娥碑后打哑谜似的评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帐下头号智者杨修的破解是：“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
章太炎运用曹娥碑的典故，希望黄侃兑现承诺，五十岁后潜心着述，写出“绝妙好辞”。谁知此联暗藏玄机，其中嵌有“绝”、“命”、“黄”三字。据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所述，黄侃向来迷信谶语，接到这副寿联后，脸上骤然变色，内心“殊不怿”。果然是一联成谶，当年9月12日，黄侃因醉酒吐血，与世长辞。一代鸿儒，勉强仅得中寿，这无疑是学术界的极大损失。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黄侃的父亲名云鹄，字翔云，清末曾任四川盐茶道。黄侃幼承家学，颖悟过人，七岁时即作诗句“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颇得长辈嘉许。黄云鹄为官清廉，却是个好书好诗的痴子。他曾游四川雅安金凤寺，与寺中一位能诗的和尚酬唱甚欢，竟流连多日，耽误了正经差事。上司不以为然，动手参了他一本，执笔的幕僚颇为草率，也不讲明前因后果，即将这件事归纳为“流连金凤”四个字。朝廷见到奏折，不知“金凤”是寺名，误认为是妓女名。清朝悬有厉禁，官吏不许狎妓，黄云鹄差一点因此遭到严谴。黄侃十三岁失怙，但父亲身上的那份“痴”，他不仅继承了，而且还将它发扬为 “癫”，光大为“狂”。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必武、宋教仁等为同窗好友。他们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因此被学堂开除学籍。黄侃为寻出路，即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前往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接谈之后，张之洞赏识黄侃的才学，念及与故友黄云鹄的交谊，便顺水推舟，用官费资助这位小青年留学日本。
1906年，黄侃在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他在《哀贫民》一文中，描述了家乡农民受尽盘剥压榨，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对穷苦大众寄予深深的同情。他大胆地提出，必须革命，才能解除贫富不均的症结。 1907年，黄侃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等病状，揭露他们佯为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认为政治上的腐败势必导致国民道德的整体堕落。
1910年，黄侃回国，前往鄂皖边区，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他发动会员，演讲民族大义，听众多达千余人。他还走遍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穷乡僻壤，将革命道理直输给民众，显露出非凡的领袖气质，被人尊称为“黄十公子”。1911年7月，黄侃针对当时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奋笔疾书，为《大江报》撰写了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署名“奇谈”。此文见报后，一纸风行，清廷震惧，《大江报》被查封，社长詹大悲及主笔何海鸣被捕入狱。而詹大悲是条汉子，他将罪名全部扛下，黄侃得以脱险。
清朝灭亡后，黄侃一度为直隶都督赵秉钧所强邀，出任秘书长。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黄侃立刻晋京探望，遂以“研究学问”为名，入侍恩师。其时，“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刘师培在北京召聚学术界名流，挟迫众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才讲到一半，黄侃即沦目而起，严词峻拒，说： “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当即拂袖而退，到会的饱学之士也随之散尽。
黄侃素性狂傲，敝屣尊荣，从不趋炎附势。国民党在南京执政后，其同盟会故友多据要津，他耻与往来。居正当时被蒋介石软禁，困苦万端，无人顾惜，惟独黄侃念及旧情，常至囚地，与居正聊天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一朝显达，黄侃便不再出入居正之门。居正觉得奇怪，亲赴量守庐诘问黄侃，为何中断往来。黄侃正色回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关于他的传闻极多，以致于真假莫辨。他年轻时，拜访过张之洞和王□运。王□运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可喜的是，王□运崇尚魏晋风度，对这句刺耳的话并未计较。
当年，北大的第一怪物是辜鸿铭，第二怪物就是黄侃。黄侃在北大教书，课堂之上，当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最绝的是，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
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因为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黄侃乃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且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这说明，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后来，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1927年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黄侃自号“量守居士”，书斋名为“量守庐”，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力守故辙也就是量力守法度。黄侃性格怪异，为人不拘细行琐德，治学却恪依师法，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瞪目而视，不与对方交谈。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便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有两处提及黄侃，说是：“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章太炎所说，也不尽然。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可谓大国手门下出大国手。
黄侃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自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黄侃一向重视培养学生，他曾说：“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黄侃承上启下，在乃师章太炎、章门弟子以及黄门侍郎之间，连起一串令人瞩目的学林掌故。
黄侃的性格分析
蕲春黄季刚，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他的一生烙下无数时代潮流的印记：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放荡不羁与谦虚严谨交织在一起。黄侃的性格中有不少这样的南北两极，看似互相排斥，实则矛盾统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黄侃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之后他辗转国内各著名大学教书，治学严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他将著述看得神圣，他做学问非常严谨，因为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他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读书问学，研究国故，既有时代潮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黄侃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支持他度过半个世纪的人生。
黄侃拜师章太炎
1905年，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入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竞趋章太炎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妄，殊难接近。这一次黄侃见章太炎，并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想来两人都是孤傲之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一对师生为“一对疯子”。
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渐渐消除了误解，从此，他也不断为《民报》撰稿。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赏识。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章太炎与黄侃结识，或许也有宋教仁的引荐。
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立即答应。章太炎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章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北大教授黄侃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继而，又被移到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作伴问学，患难见真情，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侃在北大讲课的神态和音容。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与黄门侍郎
黄侃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在众多弟子中，有三位弟子关系特殊。一位是黄菊英，黄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的学生。1923年，黄菊英在武昌高师毕业，同年黄侃与黄菊英在武昌黄土坡结婚。黄侃娶了自己的学生，和鲁迅许广平、沈从文张兆和一样，在民国学界文坛轰动一时。一位是黄焯，黄侃的侄子。黄焯作为黄侃学术的继承者，积累了黄侃论学及批校古籍的丰富资料，陆续整理出版。黄焯以其堂叔黄侃为榜样，“50岁以前不著书”，所以他的著作皆在70岁以后结集而成，并陆续刊行于世。另一位是潘重规，成了黄侃的女婿。
黄侃在中央大学时期，和刘太希谈起近年考入中央大学的潘崇奎（重规）。黄侃兴奋地说，在众多试卷中，只有潘生，文笔精美，且字字是“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常到黄侃住处请教。黄侃说此生可谓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赞赏之情，溢于言表。非常巧合的是，刘太希也非常兴奋地告诉黄侃，潘生是他的外甥。黄侃也觉得这是奇缘，急忙询问潘生订婚否？当得知尚未订婚，黄侃说自己的女儿正待字闺中，与潘生堪成匹配。后来，潘崇奎果真娶了黄侃的女儿。
1929年11月27日，黄侃带领学生潘崇奎前往上海为章太炎先生祝寿，黄侃将门生潘崇奎引见给章太炎。章太炎问其所学，至为激赏，并为其易名重规。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授，从不对学生提及当年革命事。他的学生绝少知道他和黄兴曾是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黄侃去世后，潘重规才醒悟他为何不言当年革命事，潘重规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弟子与黄侃交游，获益匪浅。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至少从数量上说，中文系背景的研究者对以往章鲁关系研究贡献最多，对章太炎研究本身的推动也功不可没。一般来说，既然章太炎研究为中文系鲁迅研究之延伸，自然倾向于强调章鲁之师弟关系，并由此强调师弟之间的传承性，其中尤其强调两者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白话文运动方面的传承性、一致性。但是，也不能否认，部分此一类研究容易从“章门”这一“门派”说概而论之，而甚少论及“章门”弟子“内部”的多元性，及所谓“章门弟子”与章太炎之间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如陈学然通过章鲁白话文等态度迥异的问题，以及师徒交恶过程的实证探讨，力证章太炎与鲁迅如何分道扬镳，这在客观上质疑强调章鲁连续、传承的读法，有其实证性的意义，颇具说服力，因为辛亥革命之后章鲁在白话文等问题上渐行渐远，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难以解释章太炎的整体思想了。但这一类探讨章鲁断裂的研究自然未及探讨章鲁之间思想上之相通相连之处。两者的研究都有其贡献。章太炎与鲁迅的关联显然建立在许多既相同又相异的复杂性上，这本身也说明了“复古/革命”对立之过于简单。
但是，究竟何谓“章门弟子”？与此相关的是“章黄学派”的说法（此说法多见于语言学研究界，以及偶见于中国古典文学界）。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鲁迅，甚至周氏兄弟，都是在东京期间亲炙章太炎教诲的弟子。但是，笔者要再问的是，何谓“章门弟子”？
首先，先从这一说法说起，因为这也与“何谓章门弟子？”的叩问密切相关。笔者的知识背景亦无法介入“章黄学派”之类的整个小学学派的叙述，但是，“章黄学派”在小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位置当然无须置疑。况且，章黄并提，恰若自古孔孟、思孟、老庄齐名并论，并非抹杀两人中任何一位的个性，反而是对其个性的肯定。如果没有个性，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提他了。更何况，“章黄”并非一群体性概念。但是，即便如此，章、黄之间也不是没有区别的。比如，王力（1900—1986）1937年的论文认为研究古韵的近代学者大致可分为偏于考古与偏于审音两派，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审音派主张上古韵部入声韵（［-k］、［-t］、［-p］结尾的各韵）完全独立，并主张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分，因此审音派所分的古韵部数量通常比考古派多。阴声韵指的是无韵尾或收元音韵尾［-i］、［-u］的开音节音韵（如［a］、［ei］），阳声韵则是指收鼻音韵尾的韵，如［］、［-n］、［-m］。考古派以顾炎武、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章太炎等为代表，偏于审音者则有江永、戴震、刘逢禄、黄侃等。王力所说的考古派音韵研究者将入声韵归于阴声韵。段玉裁、孔广森皆为戴震门人，但是，按王力的划分，孔、段俱属考古派音学，其师戴震则属审音派。按审音派之见，阴阳入三分，古韵部为二十九部；王力本人遵循段、章，不持入声独立成部之见。故王力依考古派章太炎等之见，定古韵为二十三部。后来王力觉得戴震亦有一定道理，最后于《汉语史稿》（1958年）中试图综合两者，对自己的立场作了较大的调整与修正。一般认为，章太炎集考古派之大成，黄侃集审音派之大成；章之功在声纽研究，黄之功在韵部研究。师与生尚有如此差异，更何况于一个群体的集体性概念。
其次，在“文”的定义问题上，黄侃与章太炎其实亦有区别。清儒阮元本萧统《文选序》之见，认为“必沉思藻翰，是名为文”，“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为文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总之，按阮元说法，所谓“文”，必是“务协音以成韵”（《文言说》）。刘师培在主张有韵为文上追随阮元，属于“文选（骈文）派”。黄侃原本也认同阮元以及刘师培之说。但是，章太炎将“文”分为广义之“文”与狭义之“文”。就广义之“文”而言，章太炎视一切文字皆为“文”，而这一“文”的法式则是“文学”。正如《文学总略》开篇所言：“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在章太炎主张的影响下，黄侃观点有了修正。黄侃认同阮元之见的时期大致为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札记》的1914年之前。尽管如此，黄侃却未必完全放弃文选派主张。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总术四十四〉中说：
近世仪征阮元《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昭明、元帝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与其屏笔于文外（屏，bǐng，通摒），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囿，原意园林，转意为典籍荟萃之地，文苑也）？屏笔于文外，则与之对垒而徒启斗争；合笔于文中，则驱于一途而可施策鞭。阮君之意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
黄侃所言之“私心夙所喜好”，乃“情辞藻韵”，因此认为阮元“救弊有功”。此“弊”所指何物，也可以从黄侃的叙述得到说明。黄侃又认为，文笔之分始于南朝沈约（441—513）声律论之后，结果“古今文章称文不称笔者太众，欲以尊文，而反令文体狭隘，致使苏绰、韩愈之流起而为之更改，矫枉过直，而文体专趋于枯槁”（苏绰，［498—546］，南北朝时期西魏大臣，曾痛斥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显见黄侃于文选派观点心有戚戚。民国官员、学者黄濬（1890—1937，字秋岳）1937年因日牒罪被处死，但不可因人废言，其笔记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素为学界所重。其中有文《章太炎〈新方言〉举隅》曰：“先生为曲园弟子，其造诣文辞，皆在春在堂以上，千世当有定论，固不待自彰于《谢本师》一文。”“大抵章湛精训诂，言种族大政，文章浸淫秦汉，而短于韵。世言先生不解山水趣，然则所憾不止不信甲骨文一端也。”此处黄氏之论大致持平。俞樾（曲园）虽为章师，然似乎不可以“俞门弟子”（章太炎曾作《谢本师》）论章；黄侃自谦，素目章氏为师，其韵文造诣高于章氏，而后者文追周秦汉，师生之间，又是差异自见。
综上所述，就“文”的看法而言，显见不可将章、刘、黄侃之间微妙的差异消解于“章黄学派”“章门弟子”之类的笼统说法中。
再次，无论在学术与革命实践的关系还是著述涉及的范围方面，黄侃与章太炎都有非常大的区别。黄侃亦投身辛亥革命，专注于小学、《文选》学、经学，其影响止于学术；章太炎学问的范围则更繁杂。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语），其学术与革命有着更为明确的结合意向，因而也对革命知识分子影响甚大甚巨。笔者如此持论，无损黄侃及门人在学术上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相反，这更可以令黄侃学术成果的评价走出章太炎的影子，获得独立评价。
最后，就小学而言，与章太炎毫无师门关系的王力，如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反应是得章黄尤其章太炎小学音学之精髓者。就古音韵研究而言，王力是不折不扣的“章门弟子”。王力语言学研究中以其古音韵研究贡献最大，承接了清代小学的研究源流。他也是包含章太炎在内清代以来古音学之修正性发展者。王力在古韵部分类、古韵部研究、同源字研究上直接继承、发展、个别修正了章太炎的研究成果。又比如，王力在其《同源字论》（1978年初刊）中，一方面洞察章太炎《文始》（1913年）属同源字研究，肯定章太炎为同源字研究创始者地位；另一方面又对章太炎的研究表露一定的否定。章太炎的《文始》依据戴震的以声求义、因义求声等乾嘉小学研究方法，予以系统的实践，在此意义上《文始》确实超越古人。前出者开创，从无至有，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后继者渐精渐审，扬长而避短，承前而启后，如此罢了。但是，这恰恰不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王力是不折不扣的“章门弟子”？然而，王力从未称自己属于“章门”，甚至不时有意无意言章太炎音学之不备。尽管如此，难以否认的是，其古音韵、同源字研究的主要框架却是来自章太炎。
另一方面，师徒关系在许多时候事实上也是一种敬意的表达方式而已。比如黄侃虽与刘师培年纪相若，订交亦十数载，且黄侃小学造诣远非刘氏可比，但黄侃于民国八年拜经学世家出身的刘师培为师。言及此事实，是想强调不可因之称黄侃为“刘门弟子”，更不可因之将刘黄二氏合称为“刘黄学派”，甚至将刘黄二氏学问等同。由是观之，标榜“章门”有时未必如此“章门”，反之，非表明“章门”者，却是真正的某一方面之“章门”。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故有“学无常师”之说。这也说明“门”“人”之流动性、开放性，断非关“门”可论之。总之，在章太炎研究的初期阶段，“章门”这一类集体性单位的贡献自然不可否定，尤其对于章太炎周边的、后来成为“五四”旗手的一代的研究而言是如此。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化，这一类笼统的单位便多少会成为遮蔽历史、学术之复杂性的障碍。而且，“章门”这一集体性单位容易将师生学问还原式地解释，在研究手法上本来便有局限。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内部高度均质、稳定、隔绝却可有巨大学术影响力的“门派”，事实上往往是“门”内“门”外构成某种息息相关的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的是，“章门弟子”的说法之存在却是历史事实。“章门弟子”无非就是指章太炎的学生群体。就此意义而言，似无不妥。笔者所质疑的，是“章门”这一概念被作为研究上的方法常常难免汗漫。对于本文而言，在其他的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章门”这一说法在鲁迅所处的1930年代，更是一种话语装置。也就是说，“章门”往往又是某种学术的或政治的认同表述，或者是学术与政治两者兼而有之的认同表述。笔者姑且在不同的意义上也用“章门”的方法论，去看待章太炎与鲁迅的关系，或者去看待鲁迅所解读的“章太炎”以及“章门弟子”。对鲁迅来说，如果他认为自己是“章门弟子”的话，他表达了什么样的认同？他的认同又与其他“章门弟子”认同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鲁迅的表达又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
四、汤景麟先生简介（第二代晚期代表）
汤炳正（1910——1998），字景麟，山东荣成石岛镇人，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著名入室弟子，在“四大金刚”和“五大天王”之后还有曾被嘉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 见天津《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后来又被推选为弟子的代表，在太炎先生的“追掉会”上表态，决心要将“章氏国学讲习会”办下去，以期发扬光大先师的学术传统。六十年来，他在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贡献甚大，尤以楚辞学而蜚声于海内外，被学术界誉为 “《楚辞》学大师”、“当代楚辞界一代宗师”、“国内最著名《楚辞》专家”、“现代权威楚文化研究专家”等等。他这方面的论著计有《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渊研楼屈学存稿》（华龄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等。他生前历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四川西山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曾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他在屈原及楚辞研究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赢得了学术界同仁的敬重与赞誉。从“中国屈原学会”成立起，他就担任该会的会长，直到逝世为止。“半世生涯吟屈宋”、“枉说文章惊屈宋”，这些都是他的自我写照之语。关于他在这方面的建树，学术界曾专门作过概述：如“理史迁《屈原列传》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谜”、“辟‘《离骚》乃刘安所作’之妄”、“论《楚辞》一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倡‘神话演化常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之论”，皆在国内国际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被认为是“言人所未曾言，一消千古迷雾”。不少观点和结论已广泛地被海内外学术界所征引。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香港的《大公报》，日本的《东方》、《文学论丛》等报刊都发表过揄扬文字，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向世界报道了他这方面的贡献与突破。其间，还插播了他本人两分钟的讲话录音。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治贞夫称他的考证，“篇篇使人解颐，我想是于楚辞研究史上闻一多先生以后的最高成就，对学者裨益绝大”，又称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泰斗”。一九九一年，竹治参加湖南召开的“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后，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寄给他，诗云：“今年何幸遇名师，恳语温颜若旧知。巴蜀蓬洲程万里，难望再度拜芝眉。”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由于他长期讲授《楚辞》学，又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故此他已在此领域开宗立派，自成体系，蔚然为一代宗师。目前，他的楚辞学体系已成为楚辞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而他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也以当代楚辞学研究的“重镇”而驰誉中外学术界。他的楚辞学论著已成为当今研治《楚辞》的学者所必读之书。
二十年前，他还在成都主持召开了 “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澄清了一些历史性的疑难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他为驳斥“屈原否定论”而撰写的《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则被认为“在《楚辞》批评史上值得大书一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九八四年文学艺术概评》一书则评价道：“汤炳正先生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看来《离骚》作于淮南王刘安之论，可以休矣。” 学术同行认为：“汤炳正以他卓越的研究成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也为中国学术界赢得了声誉。”
此外，他治学严谨，重视创新。但他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而所谓“真”，即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和事物的发展规律。在治学的过程中，他已形成了一种“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尤其对前人难于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知难而退”，而是“深入虎穴”，直到得出自己的创见为止。这一切，显然是承继了章氏学派的优良传统，而在新的时代又有新的发展。如他的《屈赋新探》出版后，曾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富有理论意识又深于训诂考据的杰作”，“在楚辞研究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此书甚至被楚辞界公认为“五四”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三部著论之一。
（以上参考汤序波文章，汤序波字海晏，斋名乐之楼。1960年2月生于贵阳文化路，原籍山东荣成石岛，现为“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汤炳正评传》《章门弟子承传世系》，近年来，在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力之先生指导下，整理出版《楚辞讲座》《书法讲座》《汤炳正书信集》《语言之起源》（增补本）等书。
五、于植元先生简介（东北辽南支脉第三代领军者）
于植元（1927-2003）男，汉族，山东省文登人。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1979年任大连大学副教授，1980年晋升教授。曾任大连大学副校长、大连师范学院院长，辽宁省文史馆馆员。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书法造诣颇深，尤以行草见长，进入了现代中国著名书法家20余人之列。多次出国讲学，先后被英国剑桥世界人物传记中民收录于《世界知识分子名人》、《二十世纪杰出人物》等书，美国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授予终身成就奖，被聘为海外分部顾问。
1927年5月生于文登大水泊村。他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承著名学者原上海劳动大学教授、书法家梁国铨，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汤景麟等施教，在少年时代便学完中学及大学的文史课程，并开始潜心研习书法艺术，同时练习武功。
1946年，他告别故乡，北渡大连，在大连市立初级师范、旅大师范任教；1953年，调旅大教师进修学校任教；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先后发表《关于鲁迅诗歌研究》、《鲁迅诗本事质疑》、《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研究的商榷》等论文。
"文化大革命"中，于植元遭受迫害身患重病，1971年春被遣返故里，受到乡亲们的保护。1973年，平反昭雪后重返大连，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79年，先后任旅大师专副教授、校长等职；1980年始，任大连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大连大学副校长等职；1987年，任大连师范学院终身名誉院长。2003年1月26日，于植元先生病逝于大连，享年77岁。
1982年，于植元首次以中国书法家的身份随大连市文艺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方邀请代表团参观馆藏的中日古代书画碑帖和文物，并突然提出进行"评价"。当看到一幅署名中国宋代皇帝赵佶的绢地花卉画时，于植元从绢的出产年代、题字画押的风格以及画体特征等细微处论证，作出"该画系赝品"的鉴定，令日本专家连连点头称是。接着，开始书法表演，日本书道联盟会长提笔写下"金契兰结"四个字，于植元随即笔走龙蛇书写一幅短文"因仍用《周易》之言以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他深厚的汉学功底，敏锐的反应，精妙的书法，令日方专家学者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于植元到日本进行书艺交流时，曾应对过一个挑衅性场面。一天，于植元应邀去北九州某市参加笔会。在许多日本朋友的热情要求下，他全神贯注地泼墨作字，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突然，有个日本右翼组织“英灵奉赞会”的头目高喊：“请于先生写英灵乃升天之龙。”第一声，于植元未予理睬；第二声，于植元瞪了他一眼，仍未回应；接着，那人又喊了第三声。这时，于植元迅速铺好一张宣纸，愤然疾书八个大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全场肃然以对。翌日，日本媒体爆出评论，称赞于植元：不仅是非凡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而且具有外交家的风范。
1985年春，于植元率大连市文化代表团又一次出访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受到隆重的礼遇。在参观奈良唐招提寺等三座寺院后，日方请于植元以"古都奈良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为题作学术报告，他以赴日本留学的唐代僧人弘法为例，在高度评价其名著《文镜秘府论》的同时，对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反馈、逆输现象作了深入阐述，用大量例证说明日本从中国学来汉字，又以汉字翻译许多欧美词汇，再逆向输入中国，成为现代汉语中的重要部分。这种客观精辟的论述不仅使日本学者耳目一新，更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文化视野和气度。
关于中日文化关系史，于植元写出《弘法大师与中国书法》、《小仓城与黄檗文化》等论文，在中日关系史年会上宣读，得到与会日本专家的肯定，并被日本学者收入关于弘法大师研究的论文集中。同年秋，日本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公司董事长后藤康男慕名到大连拜访于植元，并带来一封政界要人的信函，请为时任日本大藏相的竹下登写一条幅。于植元对竹下登的为人、政治态度略有所知，遂书写郑板桥的咏竹诗"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唯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以竹之节隐喻，示相知之心。当时竹下登正准备竞选首相，得到条幅后非常高兴，特意挂在府中醒目的地方。其后，又派自己的学生中川赶赴大连，力请于植元手书一幅能嵌入竹下的名字，并含有龙年上任吉言，且字面典雅的条幅，以壮竞选声威。于植元略加思索，随即写下"能从竹下登龙门"一幅行草，其章句与隐义契合之妙，使竹下登大喜过望。5个月后，竹下登果然荣任首相，日本各新闻媒体遂对此插曲作了迅捷披露和详尽渲染。
于植元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身份，20多年间先后访日50余次，与竹下登、中曾根康弘等12位日本首相有文字交往，与诸多日本政界名流元老结为挚友至交，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民间文化大使"。多年来，于植元的书法在日本一直备受推崇。他的书法艺术精湛，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能够根据求字者的身份、职业、心态，题写富有深刻寓意的文字，如为"佳能""精工"两大公司题写的"唯佳方能"、"精为上工"，竞被两家公司奉为经营方略。1986年，日本一家公司在大连市开办合资企业，日方签定合同的条件中有一条为：日方向大连市赠送一套贵重物品，大连回赠一幅于植元的书法作品。1988年1月，日本最权威的书法专刊《书道艺术》，开办"现代中国著名书法家"专栏，介绍20多位中国现代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其中对于植元的评价非常高，誉之为"传统谱系的继承者"。鉴于于植元教授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大影响和卓越贡献，日本政府特赠送重五吨的日文原版图书，从日本空运到大连以示答谢。后来，于植元怀着对故乡特殊感情，将这些图书全部捐赠给家乡。
于植元从事教育工作半个世纪以上，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辽宁省暨大连市优秀专家、曾宪梓全国师范教育奖一等奖获得者。于植元刻苦勤勉、治学严谨，精通中国古代史、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对明清小说、满族文学、文物鉴定、中医中药等也广泛涉猎；对中日关系史研究精深独到；书法艺术造诣颇深，尤以行书见长。早期曾发表过小说、诗歌和散文；解放后在大连任教期间，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如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先后发表《关于鲁迅诗歌研究》、《鲁迅诗本事质疑》、《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研究的商榷》等论文；中年以后致力古代文学研究及现代文学评论。先后发表过《论后西游记》、《林兰香论》、《满族的政治家和诗人》、《论宋代几位女词人》、《岳飞的诗问》等，校订出版了明清小说《后西游记》、《林兰香》，收入《明清小说选刊》丛书。其专著《英和与奎照》，因列入满族文学研究丛书的首部而受到重视。
六、张本义先生简介（东北辽南支脉第四代领军者）
张本义，别署松斋。四代儒医世家。曾任大连市金州博物馆长、大连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大连图书馆馆长、辽宁省政协八、九、十届委员等。2007年应《光明日报》约稿，创作了《大连赋》。2009年被评为“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现任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特邀顾问，中华吟诵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大连图书馆终身名誉馆长，国家二级正高职研究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先后创建了白云书院、连海书院并亲任山长，为社会培养高端国学人才。弟子众多，遍布大连和海内外。松斋先生在当今儒学界有着较大知名度和影响力，晚年致力于著书立说、传经诵道、力求把连海书院打造成为一个活的古典型书院。
章黄学派如今在北京等地均有文脉继承人，章黄学派东北支脉发展到第四代，已经逐渐与金州的南金书院学脉和大连当地的连海学脉进行了融合，在继承训诂小学的同时，又杂糅进儒学、国学、中医、吟诵、诗赋、书画、古琴、古建、古籍等多种学科，章黄学派辽南支脉以其独特的方式和特点延续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治学之道。
作者 吴 江简介：现任中国大杨集团文化中心总经理兼博物馆馆长、
大连大学客座教授、大连市儒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辽宁省、大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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