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人生短暂但我有一个“千春犹待发华滋”的“痴梦”

时间：2020-08-28

98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受邀录制了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的寄语，她用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诗词，预祝开赛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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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是叶嘉莹先生的文学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上映一周年，也是第三届“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总决赛即将开始的日子。

98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受邀录制了“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的寄语，她用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诗词，预祝开赛顺利。

叶先生一生挚爱古诗词，虽命途多舛，流离奔波一世，但始终抱持治学育人的初心。2018年6月，叶嘉莹先生捐资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持续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千金散尽，只为后学，捐赠之后，叶先生仍然过着每天伏案读书写作的简朴清苦生活，最牵挂的事依然是让古诗词走入更多孩子和年轻人的生命，滋养提升他们的心灵品质。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先生说，人生寒暑很容易就过去，但自己有一个“千春犹待发华滋”的“痴梦”——在千年以后，自己结下的莲子还能开出莲花。她希望后代还能够从中国古典的诗歌中得到灵感，开启创作的意愿，希望诗歌的教化和传承绵延不已。

叶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古典诗词，也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了动人的诗篇。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叶先生的讲述，通过她创作的诗词，感受这位耄耋老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叶嘉莹口述

本文节选自《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

南开大学的主楼有个阶梯教室。我在那儿教书，大家都闻风而来，几百人的教室，不但座位上、阶梯上坐满了人，窗台上、窗外边也都是人。我去上课，教室的门都走不进去。南开中文系为了保障自己的学生能听课，就刻了章做了听课证，规定有证的人才能进来。结果外面想进来的人就自己刻印做证，照样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我写黑板的风格和顾先生一样，也是从左手写到右手，然后擦了从右手又回到左手。有人问我上课怎么戴个白手套，因为当时粉笔质量不是很好，我的大拇指被粉笔灰烧破了，缠了很多橡皮膏。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夫妇很喜欢诗词，回大陆来访问时也跑进来听讲。陈夫人问我手上缠那么多胶布做什么，我说因为粉笔灰烧烂了手。陈夫人很热心，她给我带了一个洗衣服用的塑料软手套。后来这个手套很快磨破了，别人就建议我就在塑料手套上再戴一个薄手套。所以有的学生记得我当时上课总是从这头写到那头，可不知道我手上当初为什么要缠很多胶布，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戴手套上课。

当时我在讲汉魏六朝诗，可我讲课喜欢跑野马，讲诗的时候常常以一些词互相印证。后来学生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词，能不能请我开一个词的课。白天的课程时间都排满了，学校没有办法，就把我讲词的课排到晚上七点钟。学生们对讲词的课也非常喜欢。我在南开大概写了二十四首诗来纪念这些事情。有一首是这么说的：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那时候我还要回加拿大，临走的那天晚上，他们就不肯下课，一直到吹了熄灯号才下课。当时的学生们不少人多年来一直都跟我保持着联系，比如说徐晓莉，还有后来做了我的秘书的安易。

20世纪80年代初与第一任秘书安易在南开校园

当年的课，除了学生还有很多老师也来听。不但中文系的老师来了，最难得的是中文系系主任朱维之老先生每堂必来。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临别那天，朱老先生讲了很长一段话，讲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录音下来。南开的很多老师都对我非常好。像鲁德才老师，他是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每天学校都用车子来接我上课，他总是站在主楼的门外等我。我说鲁先生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也认识路，自己来就好了，不用到门口来等我接我。鲁先生说，“我不恭敬地接叶先生，等一下李霁野先生会骂我的”。这当然是玩笑话了。

我还要特别提起一个人就是陈洪先生，当时陈先生还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在那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干练之才，我离开南开时就是陈先生帮我收拾的行李，而后来当我开始办研究所时，陈先生更是给了我大力支持。对于我办研究所的个中甘苦，陈先生可以说是知之最详的一个人。

1981年出席杜甫学会会议时与缪钺教授、金启华教授在成都杜甫草堂

我回到南开，大家对我都很亲切，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我刚回国的时候，不想让大家觉得我穿奇装异服，特地在香港的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人民装。如果你们看到我当年的相片会发现，我在南开上课穿的是人民装，去杜甫草堂开会穿的也是人民装。

就这样，我留在了南开。

继承和传播古典诗词，吟诵非常重要。要知道，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吟诵之说，这是我们独有的。《诗经》里的诗，在古代是可以唱的，但声音最难保存，古代的声音都没有保存下来。古人没有录音设备，凡是声音都是口耳相传。不过，吟诵诗歌虽然也有口耳相传，却都是出于自然而不是出于有意的造作，所以吟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曲调，主要在于用你的声音传达你对这首诗词作品的感觉。中国的语言文字和西方不同，中文是单音独体，有四声的分别，有平仄的格律。我在读诵诗歌的时候多次强调读诵的声音。因为古人在作诗填词的时候都是非常注意平声和仄声的。在读诗词的时候，一定要把感情也读出来。

中国诗因为吟诵的缘故，比较重视一种直接的感发，是伴随着声音就出来的直接感发，是先于文字的一种声音。很多人写的诗，其实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我们说“诗者志之所之也”，诗是言志，抒情还不像现代诗或者是西方的诗可以有思想安排。中国诗所重视的就是直接感发。而直接感发是伴随着声音出来的，那是我们中国诗歌的特色。中国的诗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内心之中一种情感的感动，还是伴随着声音的感动跑出来的。所以在中国诗里，一般作旧诗作得好的人，都是吟诵好的人，像杜甫，像李白，都是吟诵好的人。

我当年在台湾不肯讲吟诵，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觉得用这种稀奇古怪的声音来吟诵，这又不是唱歌，大家一定会笑我。如今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台湾的同学。我现在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什么人笑我都不怕，吟诵要真的有体会，真的吟出一个味道来。这个感情是要从内心发出来的，不是造作出来的。

2000年有一天黄昏时分，我从专家楼散步过来，到了马蹄湖的小桥之上，写了一首七绝：

萧瑟悲秋今古同，残荷零落向西风。

遥天谁遣羲和驭，来送黄昏一抹红。

宋玉有“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之句，这是从《楚辞》一路传下来的悲秋之思。我在当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没想到傍晚，马蹄湖荷花都零落了，还有一朵残荷在黄昏落日的斜照之中。在我的晚年，还给我这样一个教书的机会，还送我一抹红。

左：谢琰书蔡章阁先生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落成碑记｜右：2005年与沈秉和先生夫妇

我一生中应该说也有很多的幸运。遇见海陶玮先生是个幸运，遇见缪钺先生也是个幸运(没有与他的合作，我不会写出《论词绝句》)，他们对我做学问有很大的影响。我偶然到澳门去开词学会议，碰到沈秉和先生，一见面他就说：“聚餐之后你不要跟大巴士走，我跟我太太送你回去。”他还说：“请你把你的地址给我，我要给南开大学赞助捐款。”沈先生出手就是一百万，给我们买了很多设备和书。温哥华的一位老华侨蔡章阁先生也非常热情，我们成立了研究所，但没有办公室，蔡先生捐了很多钱，帮我们盖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的大楼。

我遇到这么多人，他们真是热爱中华古典文化。他们热心地支持我、赞助捐款、盖房子，一直到现在的迦陵学舍，也是因为大家关心我，才建起来的。南开的老师、朋友们，始终对我非常热情。对这所有的一切，我满是感谢。台湾也有那么多朋友用他们的基金会来赞助我，给我出了那么多讲演的光盘，所以我说：“我以后一定要继续努力。”白先勇先生开我的玩笑说：“你九十岁还说要继续努力，我们怎么办啊？”

我一生与古典诗词结下不解之缘。诗，真的是“有诸中而后形于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国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的理想、志意、持守、道德时常感动着我。尤其当一个人处在充满战争、邪恶、自私、污秽的世道之中时，你能从陶渊明、李杜、苏辛的诗词中看到他们有那样光明俊伟的人格与修养，你就不会丧失你的理想和希望。

我之所以九十多岁了还在讲授诗词，就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有这么多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应该让下一代人也能领会和接受它们。如果我不能传给下一代，在下对不起年轻人，在上对不起我的师长和那些伟大的诗人。我虽然平生经历了离乱和苦难，但个人的遭遇是微不足道的，而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

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千春犹待发华滋。

我曾经写过一首《浣溪沙》，词中有句云：“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说是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汉代的莲子，经过培养居然可以发芽能够开花。“莲实有心应不死”，莲花总会凋落，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我“要见天孙织锦成”，这样一生就没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