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16493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33 分钟。
选自《北外教育评论》第二辑
作者：刘 捷
摘要：外语教育是党的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21年至今，党的外语教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特色鲜明的历史发展阶段。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外语教育在以下方面做出新努力、取得新成效：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外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完善培养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守正创新，促进全面发展；做强做大通用语种，做优做好非通用语种；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人工智能；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特殊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外语教育；历史回顾；前瞻
外语教育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伟大事业，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密不可分，是党的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21年至今，10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外语教育工作者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奋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外语教育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外语的作用进一步引起了全党、全社会的重视，外语教育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00年峥嵘岁月是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新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展望未来，在党的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外语教育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步伐，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01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语教育
（1921—1949 年）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和任务目标，中国共产党外语教育破冰起航，勇往直前，不断尝试，不断变革，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胜利、新成果。
（一） 建党初期的外语教育
1. 外国语学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青年向往俄国，希望走出国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20年9月，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筹办设立了指导培养干部和输送青年赴俄留学的外国语学社。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语专门学校，也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培养学校。
从外国语学社教学内容来看，以俄语教学为主，兼顾其他一些语种。其中俄语课在上海以往各类学校中均未开设过，体现了语种教学的开创性。学社把外语教学与马列主义教育相结合，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体现了革命特色。当年的学生萧劲光回忆说，他读的第一本马列书籍就是学社发的、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青年学生在学社一面学习，一面投身革命实践，思想上得到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教育，行动上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学社学生来自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先后近60人。毛泽东曾亲自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等人进该社学习俄语。1921年4月前后，学社冲破重重困难，分批分组输送刘少奇等青年学生约30人赴俄，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
外国语学社为中国革命事业造就了一批出色人才。他们中有我党早期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杨明斋、俞秀松、任弼时等，有我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罗亦农、王一飞等，有军事家萧劲光等，有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曹靖华、韦素园等。刘少奇和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2. 1922—1927年上海大学的外语教育
1922年10月23日，被称为“红色学府”的上海大学（以下简称上大）成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当时的共产党员邵力子任副校长。校务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等主持。上大开设的必修外语有英语、德语、俄语、日语四种，要求每个学生掌握两门外语，以便直接阅读外文原著，又附设世界语选修课。学校强调把学好外语作为培养一名合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上大的师生认为，知识和学问决不完全在书本上。他们反对死读书的学习方法，主张学用结合，把书读活，读活的书。学生乐意从实践中学，再把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社会。
上大只存在了不到5年的时间，但它却培养了一大批职业革命者和杰出的专业人才。例如，党的先驱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党的高级干部王稼祥、秦邦宪、任弼时、杨尚昆、张际春等，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杨贤江、陈望道、俞平伯、周建人、匡亚明等，著名作家、艺术家、翻译家田汉、沈雁冰、丁玲、阳翰笙等， 还有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英烈薛卓汉、何挺颖、李硕勋、瞿景白等。
（二）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
1. 日文训练班和敌军工作训练队的外语教育
1938年2月，中央军委二局日文训练班在延安创办，主要培训对敌技术侦察专业人员。日文训练班成为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个外语专业培训机构。1938年11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了敌军工作训练队，又称日文训练队。该队学习内容主要是日语，兼学日本国情和对敌政策，旨在使学员尽快掌握日语，成为人民军队开展日军工作的主要力量。此外，抗战时期新四军也设有日语训练队， 培养日语翻译和对敌工作人员。
2. 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外语教育
为了加强与苏联的交流合作，培养俄文军事翻译人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1941年3月，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成立俄文队。7月，发展为俄文大队。抗大俄文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第一所普通高等外语教育学府。1941年12月，俄文大队转为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1942年5月，延安军事学院俄文科单独建校，改名中央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后，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迫切需要英语方面的人才。6月，中央军委俄文学校增设了英文系，并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
延安外国语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翻译人才、外语人才和外事干部。同时，延安外国语学校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外国语院校创造和积累了经验，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具有特别的历史地位。
3. 延安时期延安大学的外语教育
延安大学俄文系于1941年秋开办，课程设置和内容设计紧密结合培养目标，根据生活实际和未来工作需要，强调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训练，突出提高外语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内容，实用性强， 学用一致。
虽然外语教育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延安大学紧紧围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党的中心任务，为我党培育了一批具有民族意识和知识技能的优秀外语人才。
（三）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外语教育
1.华北联合大学、中央外事学校、外国语学校的外语教育
1946年1月，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成立外语系，主要成员为来自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师生。6月，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训练班全体师生转入华北联大，与华北联大外语系一起成立外国语学院。1948年8月，原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与北方大学的外文班合并为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
1948年6月，中央外事学校成立，由中共中央外事组领导。
1949年6月，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与中央外事学校合并，更名为外国语学校。1954年8月，外国语学校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所多语种外语高等学府。1994年2月，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如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是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教授语种最多、办学层次齐全的外国语大学。
2.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和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外语教育
1946年6月底，延安外国语学校一部分师生抵达哈尔滨，学校更名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这是我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1948年7月，学校为正在迅猛发展的中国革命事业输送了第一批 78 名俄语专业毕业生。1949年1月，学校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1958年8月，学校更名为黑龙江大学。现在的黑龙江大学是一所有特色、高水平、现代化的综合性大学。
02
大力推广和发展俄语教育（1949—1956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国家政治斗争需要和特殊国际环境下，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了在政治、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经济、文化、教育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的方针政策。在外语教育上适应国家对俄语人才的需要，大力推广和发展俄语教育。
（一） 全面实施和加强俄语教育
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结合中央提出的《全国俄文教学计划决定（草案）》，对俄文教学的方针、任务、分工、学制、课程、教材、教学、经费及领导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外语教育工作会议，在新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为了搞好俄文教学，1951年10月1日， 中央俄文编译局与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创办了《俄文教学》杂志。毛泽东主席为该杂志题写了刊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郭沫若为创刊号上题了词。1952年1月3日，教育部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将《俄文教学》杂志作为该委员会的机关刊物。
（二） 成立俄语教育院系
为了适应新中国对俄文人才的急迫需要，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于1949年10月正式成立。毛泽东主席为学校题写了校名。1951年2月， 外国语学校俄文部并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为了适应国家派遣大量人员赴苏联学习的需要，1952年3月，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设立留苏预备部，新中国留学教育由此正式启航。1953年年底，全国共有高等外国语学校8所，它们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学校、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沈阳俄文专科学校、上海俄文专科学校、西南俄文专科学校、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新疆俄文专科学校。除这8所专门的高等外国语学校外，还有11所综合大学、19 所高等师范院校设有外语专业，主要是俄语专业。
（三） 制订全国统一的俄语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1950年9月26日，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理、工学院的课程草案，规定文学院外国语文系的课程除公共必修课外，专业必修课程有外语基础、译作习作、国语学习、文艺文选读、理论文选读、文艺理论批评六类。1955年7月15日，高等教育部颁发了高等俄语学校俄语专业的两种教学计划，即三年制培养俄语翻译工作者的教学计划及四年制培养俄语教师和俄语翻译工作者的教学计划。1956年4月4—13日，俄语专业各课程统一教学大纲审定会议通过了高等俄语院校和俄语系适用的课程和教学大纲。
（四） 在中学大面积实施俄语教育
俄语的开设在中学全面铺开。1950年8月1日，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规定初中和高中开设外国语课，如有师资、教材等条件，宜设俄语三年。1954年4月28日，教育部下达《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规定高中设外国语科， 从一年级起授俄语。
03
外语教育的调整发展（1957—1965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根据党中央“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的精神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继续办好俄语教学的同时，其他外语教学开始得到加强。
（一）形成外语教育多语种发展的新局面
1957年6月25日，高等教育部发布《关于俄语、波语、捷语、东语各专业学生转学、转专业的具体办法》。从此，俄语教育规模开始缩小，英语及其他外语教育相应地逐渐扩大和加强。1956年年底，全国共有23所高等院校设有英语专业，5所高等院校设有法语专业，4所高等院校设有德语专业。此外，还有个别院校设有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捷克语、朝鲜语、日本语、蒙古语、越南语、缅甸语、暹罗语、印地语、印尼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专业。
（二）高校外语教材建设取得显著成果
高等学校外语教材编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62年出版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统编教材《英语》（1—8册），其中1—4册由许国璋主编、5—6册由俞大姻主编、7—8册由徐燕谋主编；另外，出版了供理工科学生使用的英语教材（凌渭民主编）和俄语教材（应云天主编）。
（三）研制、颁布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方案和大纲
教学方案是对教学工作的计划安排，是教师实施教学的依据。1961年4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制订了五年制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方案。1962年6月，教育部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五年制各类专业适用的《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以下简称《大纲》）。《大纲》提出：公共英语是一门实践课，要避免过多的理论讲授和不必要的理论分析。
（四）制定《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
1964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印发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等五部门联合上报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出了以下一些措施：新建和扩建一批高等外语院校；举办外语训练班，培养和提高科学技术干部的外语水平；千方百计解决师资问题；大力改革外语教学，逐步编写出适用于各种程度的教材；改进招生工作，保证学生政治学业质量；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和充实外语教育的电化设备；加强外语教育工作的领导。《规划纲要》适应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要，描绘了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发展的壮观蓝图，是我国外语教育史上的一份重要的政策文献。
（五）设立外国语学校
195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开办了附属中学。1960年，北京市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外国语。1963年7月15日，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开办外国语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外国语学校采用与普通中小学校相同的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和高中各三年。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小学校大体相同，适当提高语文、外国语和史地课程的要求。到1965年，全国共有外国语学校14所，它们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校、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天津外国语学校、四川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长春外国语学校、武汉外国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唐山外国语学校、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广州市外国语学校、旅大外国语学校、西安市外国语学校。
（六） 中小学外语课程、教材、教学建设成就喜人
1956年7月10日，教育部《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指出：从1956年秋季起，凡英语师资条件较好的地区，从高中一年级起应增设英语课。从1957年秋季起，初中一年级开始恢复外国语课。1959 年3月26日，教育部《关于在中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的通知》提出：大体上规定三分之二的中学教英语及其他外国语，三分之一的学校教俄语。1960年4—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写了中学英语教材。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审干部会议，决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写一套统一的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材。1962 年7月30日，教育部《对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的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试验新学制的五年一贯制小学的外国语，一般在四五年级开设为宜；个别基础较好的六年制小学如有外国语教师，也可以在五六年级开设外国语课。
0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语教育(1966—1976年)
外语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被迫中断执行，高等外语院校停止招生长达五年之久，造成了新中国外语教育史上一段令人痛惜的历史悲剧。1967年，在高等学校里“复课闹革命”，煽起了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批判。挥舞“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大棒，把一切带“外”字的都打成反动的事物，不许接触外国的一切，大批外国古典文学作品被封存，近现代的外国文学作品不准进口，外报外刊、外文原版电影和外台广播被列为禁区，不准阅读、放映和收听；借口批判“外语特殊论”，根本否定外语教育的特点和规律。1969年，在高等学校里开展了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给外语院校的大批干部和教师加上“里通外国”“特务”“间谍”“修正主义苗子”“只专不红”的罪名。他们被迫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业务被荒疏。学校的图书资料、电教设备和校舍也遭受了很大破坏。
1970年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1972年，我国开始恢复派遣留学人员。外语院、系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都重视了招生中的文化考査。
然而，1974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接二连三掀起反“复辟回潮”、反“师道尊严”和“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运动。在这些干扰下，“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外语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外语教育在恢复招生后所出现的一线转机又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四人帮”煽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变本加厉地煽动学生对学校实行“上管改”，教师的教学工作全部由工农兵学员管起来。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学校不敢进行考试，教育质量全面下滑。当时一些院校虽聘有外籍教师任教，但在“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大棒下，谁也不敢和他们正常接触，外籍教师的作用也无法发挥出来。
05
外语教育的恢复和改革（1977—1991年）
“文革”结束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高教育质量、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和尊重教师劳动、提高教师质量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新时期包括外语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8月29日至9月10日，教育部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提出了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外语教育的方针和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外语教育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一）下大力气做好高校专业外语教材和公共外语教材的编审工作
1979年，教育部决定恢复设立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以之作为教育部在外语教材和教学方面的一个业务性指导和咨询机构。1981年1月20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对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的任务、组织及分工、教材编审原则和方法、工作方式及经费等做了详细规定。1985年6月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成立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的通知》，决定统一成立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统筹大学本科非外语专业外语教材编审等工作。1981—1986年，教材编审委员会共审定各类教材138种，计265册，其中已出版的有82种，计165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专业教材编写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一次。198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
优秀教材的评奖工作。外语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奖2种：许国璋主编《英语》（1—4册）、陈嘉著《英国文学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等奖7种，二等奖17种。
（二）成立外语教学研究学术团体
群众性外语学术研究组织在改革开放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81年5月24—30日，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第一届研究会理事会名单，会长季羡林，副会长付克、陈嘉、王佐良、李赋宁、刘和民。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下设了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公共外语、中小学外语八个分会。
1981年5月，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胡孟浩。1981年11月，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何如。1981年11月，中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今名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理事长张刚。1982年2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刘振瀛。1982年4月，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祝彦。1982年4月，中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今名中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凌渭民。1982年5月，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王佐良。1982年6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会长姜椿芳。1982年11月，中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浦允南。1983年6月，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今名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成立，理事长吕必松。1984年10月，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陈嘉厚。1987年8月，中国亚非语教学研究会成立，会长黄敏中。1989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刊研究会成立，会长刘犁。
（三）恢复和发展研究生外语教育
改革开放使研究生教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新亮点。1978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恢复招考研究生，自此，外语院校相继招考研究生。1981年11月3日，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点812个。其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有英语语言文学5个点、法语语言文学2个点、德语语言文学2个点、印度语言文学1个点。硕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点3185个。其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有英语语言文学23个点、俄语语言文学7个点、法语语言文学6个点、德语语言文学4个点、日语语言文学3个点、印度语言文学1个点、西班牙语语言文学1个点、朝鲜语语言文学2个点、阿拉伯语语言文学1个点、特殊用途外语1个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2个点。1984年1月13日和1986年7月28日，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二批、第三批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
（四）从公共外语教学转变为大学外语教学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把公共外语提升为大学外语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84年5月23—29日，全国《公共英语教学大纲（理工科用）》修订审定会在杭州召开。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公共英语教学大纲（理工科用）》改名为《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用）》，获教育部批准。自此，“公共外语”改称为“大学外语”。1987年9月20日，国家教委下达通知，试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自愿报名参加考试的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70所高等院校的1985、1986级本科生102821名。1989年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此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规模日益扩大。
（五）全面加强中小学外语教育
改革开放为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1982年5月27日至6月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中学外语教育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就中学外语教育工作召开全国性会议。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1986年5月12日，全国外语特级教师代表经验交流会在济南市举行。这次会议不仅是中学外语界，也是我国普通教育界举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特级教师代表会。1989年4月25—29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外语教研工作交流会在贵阳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外语教研员是外语教学科研的基本队伍，教研员要做领导的参谋、教师的助手和学生的向导。
06
外语教育的快速发展（1992—2000年）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谈话，把改革开放推向了历史新阶段。1993年和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外语教育在深化改革中实现了快速发展。
（一）出台外语教育改革文件，培养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
1998年12月，教育部颁发了指导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文件《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21世纪人才应该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意见》为我国世纪之交的外语人才培养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标志着高等外语专业教育对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共识和模式探索渐趋清晰。大多数外语院校以外语语言教学为基础，以适应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为需求，以学校现实基础为起点，遵循逐步建设、注重质量、拓宽专业、巩固升级的方针，逐步由单科性的外语专业教育发展走向了多科性的外语人才培养之路，提高了“专业+外语”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层次与质量。
（二）适应时代要求，修订完善大学外语教学大纲
高校理工科和文科教学大纲合并，对提高大学生外语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国家教委委托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对1986年理工科和文理科两个教学大纲进行修订。修订工作历时两年多。1999年，《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高等学校本科用）颁布实行。修订后的新大纲调整了基础阶段和提高阶段的有关要求，使其更能达到培养目标。新大纲明确提出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强调本科教学的整体性、连贯性和有机结合。
（三）召开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推进中小学外语教育改革
根据李岚清副总理在1996年6月关于加强外语教学法研究的指示，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于1997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学外语教学座谈会。会议肯定了外语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果，同时也指出了中学外语在课程、教材、教学、师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在这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地教研部门积极展开科研活动。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探讨外语课程改革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交流教研工作经验，组织教学观摩课和学生能力或口语竞赛。全国除了引进功能意念法、交际教学思想、3P教学法和五步教学法之外，又涌现出“三位一体”教学法、立体教学法、课文整体教学法等。
（四）《走遍美国》广受欢迎，社会英语培训机构快速发展
《走遍美国》(Family Album，U.S.A.)是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和美国新闻总署联合摄制的一套与众不同的英语电视教材。内容以一个住在纽约的一家4代人的生活为故事中心，语言由易到难，涉及美国各地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个节目作为学校英语教育的有益补充，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民众特别是教育界的广泛欢迎。与此同时，随着出国热的不断高涨，为了适应出国留学外语考试如托福、雅思、GRE等方面的需求，一些企业化运作的社会英语培训机构开始出现并取得快速发展，较为典型的是新东方等培训机构的出现。
06
外语教育的转型和跨越（2001—2011年）
21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十年。我国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大众化、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高等和基础外语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成立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深化外语专业教学研究
200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成立2002—2006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等科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包括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非通用语等。在此基础上，2007年9月，教育部组建成立了2007—2011年新的高等学校外语专业等科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并确定了委员会的七项主要任务。这进一步显示了大学外语专业教育的系统性和专业性。与此同时，外语专业教学研究进一步深化。例如，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文秋芳、王文斌自2011年起主编、外研社出版的《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对每年我国外语教育各个领域的大事、活动和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涉及我国高等外语教育、基础外语教育、社会外语教育、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信息技术与外语教育等领域。
（二）明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高大学公共外语教育质量
2004年1月，教育部印发《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提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要实现四种转变，即教学观念的转变、教师角色的转变、学习方法的转变和教学管理体制的转变。2005年，教育部高教司对180所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验收。2006年，教育部对全国50多所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情况进行了考察调研，批准31所高校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
2007年，教育部颁布经过修订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了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建立“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教学模式”的系统性方案。
（三）改革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2005年2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改革方案》重视听说能力为主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强调终结性测评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要求逐步建立系统、科学的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公共外语教育的一次重要调整，通过教学思想、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三个方面的调整和改革，逐步建立了适应时代需要的个性化、多样化、立体化的全新大学英语教学体系，全面提高了大学生的英语综合实用能力。
（四）颁布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全面推行中小学英语改革
2001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实验）》，2003年颁布了《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对中小学阶段英语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调整。2011年，修订的英语课程标准采用能力级别方式设计英语课程，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按能力设定了九个级别要求，设计了义务教育和高中毕业的基本要求，高中阶段设计了必修课和选修课程。随着中小学外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一些出版社依据英语新课标编写或修订出版了多套中小学英语教材，中小学外语教材由“一纲一本”转变为“一标多本”，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学教材资源建设，全面促进了中小学英语改革。
（五）社会外语教育需求旺盛，外语培训机构发展迅猛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升级，针对各类语言培训的非学历教育机构大量涌现，更催生了一个庞大而火爆的产业——语言教育培训产业。经过市场激烈竞争的大浪淘沙，目前国内一些外语培训机构依靠品质经营获得了一定的美誉度与可观的市场份额，并形成诸多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如新东方、学而思、学大教育、环球雅思、韦博教育、英孚教育、北外青少、培生英语、韦博国际英语等。除了语言教育培训产业，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国际班、国际部等面向海外升学途径的教育教学一再升温；而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方兴未艾，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等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院校相继成立。
08
外语教育进入新时代（2012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进入了新时代。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外语教育面临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也肩负起了更多的时代任务。
（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以此为标志，我国面向世界，开启了新时期“一带一路”行动。2015年9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201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已开设了101个外语语种，其中就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官方语言及国语共60多种，基本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种全覆盖。
（二）制定外语专业教学质量标准，促进主要语种教育专业化
2018年1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将外语类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和专业知识与能力，掌握相关专业知识，适应我国对外交流、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各外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针对基于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国标》规定外语专业课程体系的总体框架应当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培养方向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和毕业论文五个部分。
（三）制定《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建立多元外语能力测评体系
2013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教学指南》）的研制工作。《教学指南》将大学公共英语课程分为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三个主要部分，由此形成相应的三大类课程。大学英语课程由必修课、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组成。《教学指南》进一步界定了教学目标，将其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基础目标、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2014年，国务院在《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对我国外语教学和考试综合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教育部部署与专家团队努力下，《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以下简称《量表》）于2018年6月正式实施。《量表》包含9个等级、70个维度，分为能力总表、自我评价表以及100多个分项量表，以语言运用为导向，通过科学详细的能力描述语反映英语能力发展的连续状态，为不同阶段、不同目标的英语学习者提供了统一连贯的目标描述。
（四）以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为中心，推进新时代中小学外语教育改革
进入新时代，中小学外语教育改革由“课标驱动”推进到“素养驱动”。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启动了普通高中课程的修订工作，“核心素养”成为此次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的关键词。2016年9月，教育部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将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划到“社会参与-责任担当”板块。2017年教育部发布了新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14门课程标准，提出了语言能力、文化品格、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四大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并明确了新时代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新理念。
（五）外语教育步入信息化、个性化时代
2018年，教育部提倡要“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建设“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社会实践金课”；倡导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结合，开发更多高质量慕课，加大平台开放共享力度，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各级各类外语教育都在探索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人工智能+教育”的深度融合，通过互动式、开放性的新型课程与个性化、定制化的学习方案，提升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能力；通过微课、慕课、私播课等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促进线下与线上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支持教师开展教学创新，提升教学效率。外语“处处学”“时时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且势不可挡。
09
我国外语教育的前景展望
马克思指出：“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我国外语教育的大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外语教育变革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也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外语人在持续不断的伟大探索中得来的。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后来人也不会忘记。
100年峥嵘岁月是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新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国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洞悉全球发展大势，把握世界教育发展变革，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推进教育现代化，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要大力培养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有针对性地培养‘一带一路’等对外急需的懂外语的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有计划地培养选拔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外语教育将进一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步伐，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和加强党对外语教育的全面领导是办好外语教育的根本保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群众的期待、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都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就对外语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培养什么人，是外语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外语教育必须把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外语人才。立德树人是外语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外语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只有明确立德树人这一目标，外语教育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外语教育要把语言教学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建设外语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外语教育。
第二，加强外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外语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始终与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外语教育是现代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在跨文化交流中，外语能力是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良好的外语能力有助于学习先进技术与经验，培养申辩思维，提高创新能力，增进跨文化国际理解，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方略的实施。跨文化教育是外语教育最显著的特点。中国的一流外语人才必须具备跨文化能力，要能够实现中外双向融通，介绍世界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阐述中国立场，服务改革开放，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完善培养模式，培养复合型人才。新时代外语教育的方向是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也就是要培养精通一门外语、会多门外语沟通交流，掌握一种专业、具有多种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既要懂政策、精外语、知古今、晓中外、善沟通、易合作、勇担当，又要有家国情怀，以推进合作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推进中外交流沟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中华民族复兴。
第四，守正创新，促进全面发展。过去外语教育更多地承担着工具性的作用，与经贸、外交、军事、科技、法律事务紧密相连；而当下外语教育的人文性、育人作用进一步凸显。未来的外语教育将是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既保持优良传统又实现开拓创新、以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外语教育。
第五，做强做大通用语种，做优做好非通用语种。当前，我国外语教育中仍存在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外语高考语种有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六个语种，中考外语语种基本上只有英语，中小学外语目前可供学生选择的只有英语、俄语和日语，且开设俄语和日语的学校很少。面向未来，要进一步促进外语教育的多样化、多语种化发展，做强做大通用语种，做优做好非通用语种，努力实现“英语开道、复语跟进、加强通识，兼容并蓄、博学笃行，服务国家、站立社会、成就人生，追求卓越、实现一流”。
第六，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及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随着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当前，我国在全球新一代外语教育信息技术领域已经占据一席之地，规模体量全球领先，但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外语教学、培育壮大数字外语的空间仍然很大。下一步，新一代外语信息技术发展应加快由大到强的转变，加快推进外语教育现代化：要更新教学手段，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做优质的慕课、翻转课堂、同课异构，让业务好、懂计算机的年轻教师找到发挥作用的舞台；要通过教学改革促进学习革命，积极推广小班化教学、混合式教学，大力推进智能教室建设，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第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和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外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教育合作中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语教育要通过优化整体布局、大力培养人才、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深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打造“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升级版，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积极分享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下“停课不停学”、有序复学复课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提升教育对外开放贡献度和影响力，为深化拓展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和交流互鉴，为实现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注：文章来源于北外学术期刊官微）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刘捷：中国共产党外语教育历史回顾与前瞻》，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