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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维屏
（上）
一度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可以称着是现象级的集束光晕，那就是一群旅居海外的华人作者，不断地用他们身在异域的纯粹中文作品，敲击国内的文化领空。
这些华文作家都有曾经的在大陆的生活履历，后来移居国外，但他们的写作仍然是纯粹的中文风格，而这些作品的目标市场，不是他们所在的国外文化环境，而是国内的文学圈。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压根儿没有用他们的作品，去意图在海外的文学语境中，争夺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是仍然返销至他们离开的中国文化本土，在这里寻求反响与呼应。
这种作品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的独一无二的一种现象。在前苏联，当时曾经出现过一种叫侨民文学的品种，但这个文学定义用在中国的海外华人作家团队里，又觉得缺乏移植的合理性。因为很显然，中国的海外作家，从他们写出的第一枚字符起，考虑的就是能够在中国大陆的出版。
而且，更有一个规律性非常奇特的特点是，这些海外华人作家中取得反响者，居然都是以女性为主。
比如，虹影；比如，严歌苓；比如，张翎。
张翎是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中的原著小说《余震》的作者。
而更为令人关注的是，这些作者的小说里，都有着内在脉线如在一辙的潜在构思。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把拯救一帮中国女性的责任，施予了一个外国人，而这样的设置，似乎又惯性地影响到了张艺谋在《长城》中沿袭了这样的主题。张艺谋的思维体系里，似乎压根儿没有觉得在英雄主义的题材作品里，能够把中国人放置在首席的位置。直到吴京的《战狼2》的出现，在悄然之中给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提醒与点拨。
目前旅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张翎，在她的新作《劳燕》里，将她的视野，瞄准了二战时期的中美关系问题。
如果说，旅外的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里，把时间点瞄准在南京大屠杀这一个节点上，展现了西方人对中国女性的拯救的话，那么，张翎在她的新作里，则将小说的时间地点，放置在抗战期间的浙江南部沿海地区，展现了美国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美国大兵们，如何拯救了一个被日本强奸的女性，并使她恢复了生命活力。
《劳燕》的创新意义，是它正视了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给予中国的支持，小说以此为大背景，展现了美国军队对中国的进驻，不仅给中国的军事力量带来了显著的增强，同时，也传播了一种更为人性与人道的文化。
在强敌环伺的严峻氛围下，小说呈现了中美在应对共同敌人时的相濡以沫、同甘与共的动人章回，复原了在中美关系中曾经存在过的那么一段无肆与无忌地沟通与交流的岁月。
张翎在小说的结构上，为复现过往的历史，也采用了魔幻主义的写作手法，通过一帮当年参加浙江中美特训营的当事人在死后的相逢，传声出他们暌隔多年但依然积存在心里的情愫，来释放他们对当年那一段被战争笼罩下的岁月里产生的友情、亲情与爱情的吟味与遐思。
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采用的是一种充满着阳刚、叠映着哲思、泼墨着大写意的语言风格，作者并没有如实地呈现出历史的原生风貌，而是一直在现实的意境上，提炼出精神的意象，并将两者结合，打造出一种独特的变形的“现实与精神”交相揉合的叙事风格，这样可以极大地使叙述风格陌生化，给人一种新鲜的阅读感受，同时，也直接将小说进程中的叙事，袒现出它内在的价值指向，这使得作者的行文简洁而洗练，而内在意蕴对意象语词的加萌，又使作者的叙述笔法，能够直指要旨地揭示出情感的真相与秘密。
不妨随便地摘录一段：
“那天的草和树叶都变了颜色，风已经长了细细的牙齿，但我既不是在草和树叶上，也不是在风里找到秋的痕迹的，真正告诉我季节变换的，是温德的背景。或许是在略微耸起的肩膀上，或许是在隐隐若现的肩胛骨上，或许是在布衫后襟那一长条的皱褶上。我喊了她一声，她转过身来，我发觉秋也在她的脸颊、眼角还有嘴唇上。”（P282）
在这一段叙事中，作者把人物的形体描写与内在的“秋风般”萧瑟的氛围熔融在一起，打造出天人合一的气势与情境。这样，小说里的人物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赋予了一种“意指”，一种“指向”，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如果莫言在小说里是将人物的动作赋予“感觉”化的话，那么张翎在小说里，则是对动作背后的“精神指向”每时每刻都不忘作出揭橥与勾勒。
这种写作方法的好处，就是在描写一个突发的激烈冲突的时候，可以通过这种强烈的变形处理，来造势出文章的转圜处的冲击力，让那些本来只能用“突然”等着意强调的叙事部分，有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切入点，顺理成章地推出后面的转折部分，这样的叙述方法，非常符合这部小说里情感冲撞异常激烈、故事情节急如星火的整体格局。
比如，在美国牧师发现被强奸后奄奄一息的阿燕时，小说立刻跳出如实的描写那惨不忍睹的现场，而是通过变形处理，来展现人物内心的波涛惊澜：“后来每当我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都似乎无法完全还原我当时的情绪。我只隐约记得疼。按理说那天的疼首先应该是从眼睛里生出的，然后到心，或许还有肠和胃。可是那天我的眼睛我的心我的肠胃都很麻木，唯一觉出疼的是耳朵。耳朵里似乎同时飞过了一万架飞机，巨大的轰鸣声绑架了我的思维能力，脑子陷入一片空白，嘴里只是反反复复地念叨着两个字：畜生、畜生、畜生、畜生……”（P81）
这一段描写中，作者别出心裁地寻找着最能反应人物内心激烈思绪的变形意象，最后落脚到“巨大的轰鸣声响”，来揭示内心在遭受酷烈场景时的强烈感受。
张翎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小说里模仿的人物内心表达中，主要放置在美国大兵伊恩、美国牧师比利、中国士兵阿虎身上，还有部分放置在美国兵伊恩与中国女孩阿燕各自饲养的两条洋犬身上，但是却没有核心主人公阿燕的内心叙述视角。阿燕完全是通过两个美国人与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倾诉而合成一个三D人物的。可以说，张翎在小说里选择了一种最为困难的叙述语境，她用她并不具有天赋的男性视角，尤其是一个并非中华文化本土的异域视角，去透视一个中国女性，可以想象张翎必须克服何等的困难，而现在看来，张翎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小说里对美国大兵、美国牧师的内心叙事中，张翎凭借着她旅居海外所感知到的西方人的心态与心理，为小说里的异域人物，加注了非常合理、也非常饱满的内心感受。而张翎另一个所必然碰到的难题，是小说里涉及到抗战期间的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时代的风物特征、军事冲突上的武器装备，这些属于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里必不可少的细节，张翎在小说里，通过看似漫不经心的人物心里独白，事无巨细地罗列出这些细节的一枝一叶，将做旧的发黄往事，重新发散出炫目的色彩。而小说里另一个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的部分，就是对浙江农村茶叶文化的风情再现，张翎对种茶与炒茶细节的魂魄毕具的描写，杂以情节的递进线索，完成了人物在中国乡土情境中的真实氛围塑造。可以说，张翎对军事交锋与乡土风情的细节描绘都花了相当大的功夫。
（下）
值得注意的是，张翎这部小说写于2016年，应该说，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创作的前一个高峰期，应该是莫言的《红高粱》发表的1986年。弹指一挥间，两者已经相隔了三十年。自莫言从《红高粱》开始的对抗日战争题材新审视的启步征程，引发了中国文学作品对抗日战争题材的全方位开掘与再现，包括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都应该划入到抗日战争题材作品的范畴。在相隔三十年的这个巨大的时间维度里，我们再来审视张翎的这部作品，又会觉得有某种不满足。
从新意上来看，张翎在小说里采用了逝者重逢的叙述机制，来呈现历史记忆，我们会看到，莫言早已在他的军事题材作品里运用过。1992年发表的小说《战友重逢》里，莫言就描写了牺牲的战友再次聚集在一起，展开了一段对过往岁月的回溯。而采用接力式的叙事视角，在莫言的《生死疲劳》里也曾经非常成功地有前例在先。实际上，《劳燕》里与《红高粱》的相似之处还有多个地方。
比如，看看这一段叙述句：“他以为那仅仅是空气中携带的气味，可是即使在多年之后，他依旧会在梦醒时分从鼻孔里猝然闻到这股气味，到那时他才会明白：这气味已经像虫子钻过他的毛孔，在他的肚腹里筑了巢，将随着他的呼吸进进出出跟随他一辈子，直到他死。”（P210）
看看莫言笔下的句式：“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想当年我从你的身上嗅到的气味就是妙龄少女的本真气味”（《红树林》）。
而更为雷同的地方，是小说里写到阿燕遭受到国民党士兵的强奸，然后阿燕来到兵营，要求讨回公道，然后长官下令，枪毙那个欲行不轨的士兵。这一个情节，在莫言的《红高粱》里也有相同的设置。
在《劳燕》中，阿燕找到长官：
“长官，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的人马，是打日本人的吗？”她问。
“不打日本人，我们上这个鬼地方忍冻挨饿做什么？”长官说。
“要是你们的家人你们的乡亲遭了日本人的祸害，你们怎么办？”
“报仇。要不报仇，还是个人吗？”长官的声音大了起来。（P188）
在《红高粱》中，莫言也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段类似的情节：
“司令，要是日本人奸淫我姐妹，当不当杀？”任副官问。
“杀！”余司令回答。
“司令，要是中国人奸淫自己姐妹，该不该杀？”
“杀！”
而《劳燕》中的故事设置，同样耐人寻味。小说里的中国女孩，遭受日本人强奸，命悬一线，是两个美国人拯救了她。一个美国人，是小说里的牧师比利，他还是一个出色的医生，在阿燕遭受蹂躏之后，是他第一时间里赶到，为她实施了手术，之后把她收留在身边，培训她成为了一个医生，给了她谋生的手段。另一个美国人是训练营里的军官伊恩，他给予了阿燕以爱情的滋润，最后，阿燕怀上他的孩子，生下了一个中美混血儿。
在两个美国人的强大力场之下，小说里与阿燕有着瓜葛的中国人阿虎，却被边缘化与旁置了。
阿虎与阿燕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本来应该最容易产生情愫的，但是，阿虎在小说的用意里，代表着一种愚昧的传统文化，所以，在美国人代表的更为先进的文明体系里，被淘汰出局了。
本来，当阿虎面临着抓壮丁的危机时，阿燕挺身而出，愿意成为他的妻子而使他逃脱掉当兵的危险。这样，阿虎便成了阿燕的名义上的未婚夫。然而，阿燕因为被日本人强奸，遭到了乡民的歧视，尤其是乡村无癞还乘人之危，意图强奸她。这一切，被回乡的阿虎恰巧撞见，打跑了无癞，但却因此产生了对阿燕的嫌弃之情，之后一直对阿燕不冷不热。
而美国人却毫无成见，把受到敌人与自己人双重污辱的阿燕视着真心爱人。注意伊恩这个人物，在小说里，他与阿虎属于中美训练营的合作方，是他教会了阿虎格斗技术，从而让阿虎赢得了尊严，获得了站立起来的资格。而同时，是这个美国大兵，无微不至地关心与关怀着那个在中国文化体系里一直被嫌弃的阿燕，终于融化了阿燕的芳心，主动对他投怀送抱。
小说里的最大的尴尬之处就是，当美国大兵与中国未婚夫在一个训练营里，而阿燕身为美国牧师的助理，也时常出入兵营，而在伊恩与阿燕之间情愫萌生的时候，阿虎却没有什么作为，坐视自己的未婚妻沦为美国人的恋人。尽管作者在小说里，用了许多误会法，如是那个牧师的厨子造谣败坏阿燕的声誉，使得阿燕以为是阿虎在毁灭她的声誉，从而加速了她对自己未婚夫的离开，为投身美国大兵的怀抱创造铺垫，而阿虎也无视阿燕曾经对她的无私救助，用那种所谓生硬化的封建教条阻挡了对阿燕的爱意，这一切，误会加误区，形成了小说里一对中国恋人分道扬镳，而成全了美国大兵的见缝插针，拥有了中国女孩的最美回赠。
正是在美国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润泽下，阿燕焕然一新，分别在两个美国人的心目中成了“星”（美国牧师给她起名为“斯塔拉”，星的意思，象征着她的光亮）与“风”（美国大兵给她起名叫“温德”，风的意思，象征着她的自由），小说里这样描写阿燕：“她把那层旧皮脱在身后，迎风长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人。”（P289）
也正是美国人，让阿燕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从中国村姑变成了乡村精英。小说里写道：“突然有一天，斯塔拉（阿燕）就懂得了直面耻辱。她直立，转身，把自己迎头撞了上去，这才发现一直跟在身后的耻辱原来是个空壳子，只要戳破一个洞眼，它就瘪了气。……就在那迎头一撞里，耻辱突然就丢失了威慑力，斯塔拉完成了从蛹到蝶的蜕变。”（P177）。
作者这样的设置，源自于自身的站位。而无无独有偶的是，同样具有旅居海外经历的严歌苓也有着同样的对中国社会的想象。在《金陵十三钗》中，小说里受到西洋人拯救的金陵风尘女，自小就受到继父的强奸，这样，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强奸一点可以说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而在《劳燕》里，我们同样看到，阿燕在中国的环境里，屡屡受到强奸的威胁，她在乡村里，被无癞强奸，在兵营里，受到中国士兵的强奸，唯一给她爱的，是美国大兵，而这个美国大兵让她怀上了孩子，孕育出了一个生命，却恰恰是通过不是强奸的方式，而完全是一种爱情的输导。实际上，美国大兵在一九四六年曾经以强奸的丑闻（沈崇事件），在中国引起一场全民性的愤怒情绪，而日本人与越南人都在他们的影视与文学作品里，对美国人到处留情、逢场作戏的本质属性，作出过刀锋般尖锐的揭示，唯有在中国，会把美国人作为情种一样讴歌颂扬，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让我们难以接受的。
应该说，社会的复杂性，根本不是现在作家在掌握了一堆来自于通俗历史读物里的史实记载就能够进行真实的复原与设定的。《劳燕》在创作的基调上，仍然是按照一种把个人命运贴合到历史的转折点上，从而产生个人命运的起伏与回旋，也就是说，小说是人为地把人物命运放入到历史的起伏之上，比如，阿虎在恰当的时间，有过奔往延安的打算，又阴错阳差地错失了时间，又在恰当的时点，逃避日本的追杀，留下了阿燕，而阿燕又在恰当的时间遭受日本人的奸污，而美国牧师比利，又在恰当的时间来到她的身边，拯救了她的生命，而之后，阿虎又在恰当的时间来到了中美训练营，在这里，又与美国大兵伊恩构成了情敌关系。可以说，人物是按照最粗阔的线条，划分他们的阵营与选择，只要简单地抽象出救人的美国牧师、更为人性的美国大兵与恪守愚腐文化的中国士兵，就可以让他们有足够的冲突资本，围绕一个中国女孩展开交锋。这基本相当于童话故事中，用不同动物的典型性属性来展开故事冲突，而不是通过同一动物更为细致的情感分野来勾勒出性格的差异。“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鬼有着最显明的外在特征，而人的属性则来得更为细腻而隐约，《劳燕》给人不满足的地方，就是小说按照最粗阔的线条、按照各自的族别分野、职业分区进行了人物性格的勾勒，这种描写方式，在典型性的文学作品里是难以称得上是合格的，最多只能属于通俗小说的大路化体系范畴。所以小说看起来性格波澜起伏，人物也是呼天抢地，但是，内心的细腻，都被大开大阖的情节给抢去了风头，每一段内心的属于自我的体验，却被极大地掩盖与淹没了。
另外，作者在叙述语言上每时每刻都发掘出一个动作、一句对话、一个冲撞背后的象征意义，也让小说里的人物缺乏一个自然感，每一个人都摆着一个架子，亮出一个造型，一旦有什么冲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雕塑自己心里涌现出的滔滔不绝的情感喻体，包括小说里的两条狗，也会豪华地在那里比试那种如同人类的造作的思想，这样，整个小说里的人物一直处于一种高亢的绷紧的状态，而缺乏一种与生活合拍的平淡的朴素的平易近人。比如小说里的一个情节，一名士兵因为觊觎劳军的女戏子而意图强奸阿燕，后来上战场赎罪不幸身亡，那个女戏子特意在在这名士兵的尸体前，脱下自己的衣服，亮出自己的胴体，满足这个士兵的最后的期望。这个情节十分具有造型感与想象力，但却是一种过分用力才能够呈现出来的意境，真正的环境下是否会真的发生？如果发生了是否已经超脱了这个事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如此这般简单？这都反映出作者在对历史想象时的一种生硬化处理，用自己的想象去处理历史事件，达到自己期望的一种抽象的阐述拔高，但却给人一种强悍而怪味之感。
而这种症状，也正是海外旅居作家身上不能忽视的通病。她们都有塑造简约化情节的能力，也许因为身在海外，能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野，通观历史，布局人物，编织情节，但是她们也必然会采取一种把人物巧合般地放置到历史节点上的耦合性表现方法，让她们的故事能够体现出曲折的情节而取得胜算，这也是她们的作品很容易获得国内影视界的欢迎，但是，如果我们深度地反思一下，她们的文学作品是否也是中国的几大电影导演遭到诟病的源头呢？冯小刚在《唐山大地震》中、张艺谋在《金陵十三钗》中表现出来那些身为男性导演不能原谅的尴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种“集体有意识”的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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