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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之后，1949年1月15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基本协议。
邓宝珊最后提出，要我方派代表进城，进一步联络商谈，并强调这是傅作义的希望。在此之前，中央已有电报指示，要派一个懂得我们全部策略态度，并且机警、有应付能力的人进城。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最后，林彪把一封由毛主席亲自写的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作义的信当面交给邓宝珊，请他转交给傅作义。
在送走林、罗、聂后，邓宝珊立即把信抽出来看。看完后，他很惊讶，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打算不给傅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林、罗、聂做了汇报。林彪表示，邓宝珊暂时不交给傅作义也可以。
苏静进城需穿便衣，因为找不到便衣，就与李炳泉换了衣服，虽然有点不合身，总算过得去，于是就与邓宝珊一起上路了。
路上，邓宝珊又提出，打算暂时不把信交给傅作义看。苏静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嘛！”
他们从清河步行走小路，下午就到了德胜门，华北“剿总”秘书长王克俊在那里迎候，于是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总部的联谊处。这里是日本大使馆的旧址，整幢大楼只有苏静和崔载之两人住。院子南墙外驻守了一个特务营专门负责警卫，院外还有便衣巡逻。可以看出，为了保密，防止蒋特破坏，傅作义做了精心安排。
1月18日，傅作义前来看望，并表态说:“你们可以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怎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苏静说:“我只能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的领导，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1月21日，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即开始生效实施。崔载之意味深长地说：“当年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就在这个地方。如今，我们为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定十八条，也是在这个地方。”
当天，傅作义将协议的某些要点，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做了发表。
在这个过程中，苏静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往来频繁。议签订前，请求汇报协议的条款内容和一些细节问题；协议签订后，汇报协议的实施情况以及具体步骤；联络傅方军队开出的方法、时间、地点和部队的番号及人数等。每次发电，都是苏静亲自拟稿，他们都夸苏静的电报稿文字简练精干。
的确，苏静上过师范，在当时解放军部队将领中，文化程度算是较高的。
1月25日，苏静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出城到宋庄汇报工作。苏静一进门，罗荣恒就面带笑容地问：“由邓宝珊给傅作义的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答：“不清楚。”
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你要能催促邓宝珊，并同他一起去见傅作义。务必要告诉邓宝珊，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当晚，苏静赶回城内找到邓宝珊，问他：“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信交给他没有？”
邓宝珊愣了一下，困惑不答。苏静会意，便提出与他一起，带上信去见傅作义。二人一同坐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受到傅作义的热情接待，在交谈中，邓宝珊乘机到傅作义的内屋去了。苏静在与傅作义告别时，未再问及交信的事，便与邓宝珊各回住处去了。
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傅作义见报后情绪异常激动。由此可见，直到这封信见报之前，傅作义一直未看到它。而这封信对傅的影响之大，也就毋庸置疑了。
后来，一位与苏静很熟的同志开玩笑地说:“你可真是胆大包天啊!毛主席亲自写的信你也敢同意不交。后来接到指示，你还是没有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你就不怕追究你的责任？如果你当着傅作义的面，让邓宝珊把信交给傅作义看了，你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
苏静笑而不答。
其实，这是一封最后通牒性质的信，信原文中词句严厉的部分有这样一段：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经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
信的最后写道：“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须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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