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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绿房子》
《绿房子》以丛林为背景，通过一家妓院的兴衰叙述了秘鲁北部长达40年的社会生活，着眼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印第安人民反殖民的斗争，再现殖民地被压抑的历史记忆，再度聚焦一种道德伦理和社会价值观的差异。内容除了迷人的结构写实，还在于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性关怀。作者为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绿房子》的故事发生在相距很远的两处地方，即位于秘鲁海边沙漠地区的皮乌拉市和远在亚马逊流域心脏地带的能够经商和传教的圣玛丽亚·德·聂瓦镇。故事的象征物就是那非常出名的，由外地人安塞尔莫建造的享乐中心--绿房子。皮乌拉市由一个落后的小城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森林地区仍处在原始状态中，仍然是国内外冒险家活动的舞台。他们勾结官府，占岛为王，杀人越货，对土著民族进行掠夺和剥削，《绿房子》涉及了整个秘鲁北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人物。
作品中的秘鲁浓缩地反映了历史，其中，土著首领胡姆的故事再现拉美殖民的场景。文本中塑造了几个形象:伏屋--主张殖民主义的冒险家;镇长列阿基德--使用政治暴力机器镇压、剥削土著居民的大庄园主;传教所嬷嬷--强行"收养"土著印第安"孤儿"，实则为后殖民统治的"帮凶"。胡姆，是个代表土著印第安人反抗政府和军警以及奸商剥削、压迫的人物形象。作为印第安琼丘族的首领，胡姆在"扫盲教师"告知不等价交换的欺诈性后，勇敢地带领部族放抗镇长的残酷盘剥和警匪的无尽抢掠。军警的骚扰，官员的拷打侮辱以及土匪的笼络欺骗都没有击垮他，可当他明白"官官相护"的黑暗时，精神崩溃。作者在他身上用的笔墨不多，但这个将"屁鲁"挂在嘴边，仪态庄重的首领处处代言着作者对殖民历史事件的批判态度: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精神攻略是造成拉美落后愚昧的重要根源;独裁统治和官场腐败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
如果说冒险家和政客赤裸裸的"前殖民式"掠夺是野蛮的，那"后殖民式"的所谓的"文明教化"的确显得温文尔雅。德聂瓦小镇传教所的嬷嬷们认为对土著孩子的强制教育是一种恩赐:"你(指鲍妮法西娅)那时就像一只小兽，我们给你吃的、住的，给你起名字，还给你上帝"可是，事实上"被拯救者"却觉得境遇可怜:"两人(指被抢来的土著女孩)沾满尘土、草屑，无疑还有虱子。嬷嬷的剪刀和滚烫的红色杀菌水都还没接触到她们的头发呢在那乱草般的头发下，两个互相拥抱着的小身体开始哆嗦，就像受了惊的大手猴被关在笼子里那样。"无论哪一种殖民方式对于承受对象而言都足一个被迫接受与激进抗拒混杂的痛苦过程。他通过小说里的人物向自以为是的文明世界发问:"为什么孤儿偏偏要回到那肮脏的部落里去?""教她们学文化是好的，但为什么要强迫呢?"这无疑是在质疑殖民主体所制定的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
鲍妮法西娅，一个森林土著的女儿，西班牙教会"文明的教化"使得她被迫离开了父母及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接受教化"的真相是:圣玛利亚·德·聂瓦镇上修道院的修女们开办了一所感化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就要在军队的帮助下，搜捕未成年土著女孩入学并重新接受命名和教育。几年全封闭的准军事化管理让她们学会了西班牙语和许多闻所未闻的"文明习俗"，女孩们被培养成"文明人"，有偿或无偿送给上等人做女佣。这是一种典型的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话语暴力，不仅使殖民地文化殖民化，更重要的是，宗主国的文化观念使被殖民的民族产生一种被强制的文化认同感。鲍妮法西娅的话语不多，表面上是个默默"认同"文化殖民教化"合格品"，但文中的几处描写都能使读者看到她自己特意保留的土著印记:放跑了不堪虐待的土著小伙伴，她在被审讯时反驳安赫利卡嬷嬷对她的辱骂:"您别叫我傻瓜。亲爱的嬷嬷，她没有偷我的钥匙。是我给她们开的门";学习穿代表"文明"的高跟鞋时，对于痞子们的调侃，她说"谁也不会为自己的故乡感到羞耻"，然后从容不迫地脱掉鞋子;面对丈夫的提高嗓门的训斥，她既不回答也不动，"一记清脆的耳光呼啸着打过去，她闪也不闪一下"这个女性所展现的土著居民的坚强、善良、自尊和诚实不是任何强权手段可以任意抹去的。这个人物的翅造体现出作者对于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和关注。这部小说读者看到的主要是略萨的反殖民思想，但同时也难以避免的发现内容里潜藏着后殖民话语。"一阵咕哝声打断了她(指安赫利卡嬷嬷)，好像在仓库里藏着一个动物，这动物突然发起怒来，在黑暗中又哼又叫，叽叽呀呀，时而高昂，时而吱吱嘎嘎，像是在撒野，也仿佛在挑战。"以上是鲍妮法西亚为证明自己确实向孤儿们学会了"土话"而进行的"表演"，文本中对于土著居民话语的描写多处都用了诸如此类"非人化"的叙述。其实这种"矛盾"的存在可以理解。作为殖民主义的批判主体拥有显而易见的"特权"从而无法"代表"被压迫者，且本身身份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模糊，他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为第三世界"边缘"言说时总要混合一点来自"中心"的杂音。
作者还运用了许多手法来丰富小说的多面体艺术特征，影视技巧的运用就像千丝万缕的丝线，将小说的各个部分结成网络，并在各个部分之间搭建了条条通道，使得《绿房子》的内在结构实现了立体化。意识流手法模糊了时空界限、想象与现实的分野，使得单个情节的叙述也变成多层的、立体的，从而使多面体大厦的内部格局呈现为立体结构，和《绿房子》的总体框架融合为一体。精彩的对话艺术是对多面体结构的补充和具体化。多面体立体结构不仅是《绿房子》的外部框架，而且是从部分到整体，从内而外一致的形式特征。《绿房子》的结构形式中寄寓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文学的信念，对这种结构方式的分析显示了作者的真实观和文学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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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绿房子》选取的时间是20世纪20至60年代的秘鲁殖民统治时期北部(包括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森林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人物为背景。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着西方文明对土著的残酷掠夺与土著奋力反抗、维护家园的斗争，印第安"野性"文明拒绝被西方"先进"文明同化的抗争，超越伦理道德的爱情，还有政界的黑暗腐败等。从神父、政客到妓女、二流子，从外国冒险家、修女到土著居民、妓院老板，各色各样的人物穿梭其中。作者将生活在这繁杂社会中人物的复杂经历主要用五条情节来处理:
1、鲍妮法西亚(孤女)与警长利杜马的爱情故事;
2、伏屋的匪盗故事;
3、安塞尔莫与绿房子的故事;
4、土著首领胡姆与军队、政客及中间人之间掠夺与抗争的故事;
5、包括利杜马在内的四个二流子的故事。五个故事分别发生在皮乌拉城、圣母玛利亚·德·聂瓦镇和玛腊尼昂河各支流上。
主题思想
20世纪初的秘鲁社会，正笼罩在军事政治独裁的巨大雾霾中，新旧观念冲击着这个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
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对内反对军事独裁统治和庄园制一直是拉丁美洲人民反抗的主题。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而土著人则是受害者中最严重的群组。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完全是从属性的、是社会中的他者，女性的身体则沦为男人发泄欲望的商品。
《绿房子》创作于1965 年，表面上是一部"青楼"兴衰史，实际上是那个时期新旧观念、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斗争冲撞的历史，小说中矛头直指秘鲁的社会现实:拉丁美洲虽然独立了，却一直遭受帝国主义的霸权、殖民主义的强权和军事独裁的政权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对于女性来说，传统的天主教、男尊女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结构特征
一、多面体的结构形态与拼图式阅读
《绿房子》的结构曾被称为联通器法......"中国套盒式"和"古罗马廊柱式"，这些提法从不同的侧面对《绿房子》的结构加以概括。其实，《绿房子》的结构更像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多面体。为了便于论述，首先对《绿房子》的结构做一个剖析。
《绿房子》分为四个部分和一个尾声，每部前有一段序，第一部和第三部各分为四章，第二部和第四部各分为三章。第一、二部的每章又分为五节，第三、四部的每章分为四节，全书讲述了五个故事，每节讲述一个故事的一段。用A/B/C/D/E代表五个故事，用数字代表故事的发展阶段，那么五个故事都被划分为十四段，经历了从Al/Bl/C1/D1/E1到A14/B14/C14/D14/E14的发展过程。每一部的序主要叙述圣玛丽亚·德·聂瓦镇和圣地亚哥河上发生的故事，故事A是关于鲍妮法西亚的，故事B交待伏屋的一生，故事C讲述安塞尔莫的一生和绿房子的兴衰史，故事D讲述胡姆的反抗，故事E讲述皮乌拉城四个二流子的故事。到第三、四部中，胡姆被伏屋收留，故事D与E就合二为一了。尾声对五个故事的结局作了交待。整体看来，这一结构像一个螺旋上升的多面体，五条叙事线ABCDE就像五条边，每一条边是同一个故事的延伸，但是小说中的叙事并不是顺着这五条边直接向上延伸，而是沿着A-B-C-D-E的顺序转一圈回到A的位置再向上延伸进入上一层，如第一部第一章就包括A/B/C/D/E五个故事各一段，即A1/B1/C1/D1/E1。每一章都是由五个故事或四个故事各一个段落构成的。每一节像多面体结构的一层，叙事就在螺旋中上升，形成多面体的立体叙事结构。
字母和数字的排列是清晰整齐的，但作者对切割成小块的故事的安排却是立体的、生活化的，表现为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故事的发展和叙事的顺序不一致。即申丹所说的叙述时序与事态时序不一致，"无论叙述时序如何错乱复杂，读者一般能重新建构出事态时序，但在《绿房子》里这种建构却需要读者阅读中耐心等待较长时间，并主动探索积极建构。下面以鲍妮法西亚的经历为例展示一下这种错位:故事A和E因鲍妮法西亚和利杜马结婚回皮乌拉而交叉、合流，但叙事并不是沿着A1到A14的顺序进行，然后又从E1到E14延续下去的。故事A和E是同时展开叙事的，若按照小说文本叙述时序阅读，小女孩鲍妮法西亚被白人抓走、修女鲍妮法西亚被传教所驱逐、鲍妮法西亚已经成为皮乌拉的妓女塞尔瓦蒂卡，这相差许多年的事情几乎是同时读到的。叙事时空的交错使得故事原貌隐藏在重重云雾之后，又不时露出一鳞半爪，随着阅读的进一步深入才可以发现，A和E相互补充，前面和后面的叙述互为交待。直到读到第二部第一章E5和A5，才明白鲍妮法西亚原来就是被抓来的琼丘女孩。而直到第四部读完，才能解答第一部已出现的悬念:何塞费诺为什么惧怕利杜马。阅读不断深入，悬念一个个解决，伏笔随之一个个埋下，新的悬念又一个个横空产生，使读者产生新的阅读期待。
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使读者感到有趣的挑战，因为叙事是支离破碎的，叙述者并非全知全能。如果用热奈特的理论进行分析，《绿房子》常常采用一种内聚焦的叙事方式，以作品中人物的视角观察和叙述，并不断切换视角，试图从不同人物出发来观照生活，因此，呈现出不全面的、片段的、跳跃性的叙事特征。作品中的五个故事被切割成许多情节块，作品就是一个由许多板块组成的多面体，但这个多面体表面是不平整的、不光滑的、不规则的，因为板块之间有相互联系但又独立存在，块与块之间留有很大空隙，需要读者的积极阅读来加以补充。读者在这里就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读者，《绿房子》就是不完整的，像凌乱的、杂陈的积木，只有读者思想与经验的加人才能弥补文中的空白，形成完整的作品。这种阅读就像拼图，读者不仅要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逻辑把各个板块安放在合适的位置，而且需要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想象把空缺处补充完整。读者的参与是构建这个多面体大厦的必要条件，否则就只有多面体的外部框架结构，而内部却无法沟通。在搭起了这个多面体的立体框架之后，作者还运用了许多手法来丰富小说的多面体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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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视技巧与立体结构
影视艺术是一种立体的艺术形式，在《绿房子》的创作中，他已经引进了影视的一些表现技巧，来增强小说的立体结构效果。首先，通过不同场景的交叉切换推动情节发展，实现立体叠映效果。《绿房子》中许多场景的描写接近于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有远景，有近景，还有特写，不同层次的叙事通过不同距离的场景表现出来，通过远景近景的交叉、切换推动情节的发展。例如塞瓦约斯医生为安东妮娅接生的场景突然切换为何塞费诺带鲍妮法西亚去做流产的场景，两个场景表现的故事、时间、人物都相差甚远，没有必然的联系，切换的完成仅仅由于两个女人相似的痛苦;从安东妮娅被安塞尔莫吻着的嘴转换为鲍妮法西亚被何塞费诺塞着的嘴，两个场景来回切换，既各自渲染又互相对比，两个不相关的场景叠加在一起，两个情节同时交待清楚，用这种手法来达到以最少的笔墨传达最大的信息量，最大限度地省略事件中间的关联，以场景与场景的切换达到推动情节发展的目的。场景与场景叠加的方式很容易达到构建立体画面的效果，实现了叙述者最大限度的隐退，增强了叙事的客观性，也在有限的篇幅内增加了叙事容量。而作者的态度却在这种切换和对比中自然浮现。其次，远景近景互为解释，两条情节线交织发展打造立体空间。以前面所谈到的场景切换为例，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仅仅因为表面的某些相似特征被安排在一起，这种手法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简约，就好像一栋楼房的上下两层同时展现在读者眼前，门窗相似，内容不同。同时，《绿房子》还有一些场景是互为说明、互相解释的。比如伏屋三人越狱的远景与阿基里诺与伏屋对话的近景不断交叉显现，互为解释。和多数小说把回忆内容作为间接引语叙述的方式不同，巴尔加斯·略萨运用了影视技巧，不直接叙述越狱逃跑的情节，而是把它转换为场景描写，纳入到对话的大语境中，使二者相互交织，远景近景互相解释，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人物的活动在两个场景中同时展开又互为关联。越狱情节因为和对话场景的交叉出现而不断被打断，于是减少了逃跑现场的紧迫感，人物的感情也因为情节的一再中断而有所节制。笔者认为，这种叙事方式和事后回忆的感觉是契合的，回忆情节的清晰性和情感的淡化被这种远近景相互交织，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的立体结构诠释得恰到好处，使人不得不惊叹于巴尔加斯·略萨叙事艺术的精妙。同时，这种叙事把主干情节纳入另一叙事语境之中，并不断打断其进程，从而达到了布莱希特叙事剧所追求的"陌生化"效果，利于达到读者的理性阅读，以实现巴尔加斯·略萨所主张的文学反映生活、干预生活的目的。
除此之外，他还借鉴了影视作品中的其他技巧。例如，作者有时在场景之外加入旁白式的解说，使得showing和telling同时出现，互相解释。对话、场景描写和客观叙述相结合，互为表里，听觉、视觉效果相互交织，使读者对对话人和对话环境、谈话内容进行全视角高屋建瓴的观照，在阅读中体验到影视欣赏的全方位冲击，从而多角度立体观照故事情节。
如果读者把《绿房子》的外部结构比喻为一个多面体的大厦，阅读就像身处展览馆一样在不同侧面的展馆问循序上升，那么，影视技巧就像千丝万缕的丝线，将小说的各个部分结成了一个网络，如同联通器，使得每一个展厅都变得通透，并为之搭建了条条通道。
三、意识流手法、多彩的对话与情节的立体表现方式
意识流手法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巴尔加斯·略萨在《绿房子》中也运用了这种手法，打破时空界限，立体表现某些情节，以真实地表现特殊时刻人的感受，增强小说表现生活的真实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作者在写到人物喝醉，垂死，或者极端惊恐紧张时，就使用了乔伊斯式的语言"。下面以安塞尔莫临死之前对自己和安东妮娅共同生活的回忆为例做一分析。在这段回忆中，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交叉使用，其中以一般小说很少用的第二人称为主，以另一个人--濒临死亡的安塞尔莫或者说已跳出躯壳的安塞尔莫的灵魂的口吻表现"你"--青年安塞尔莫与安东妮娅的"对话"。
这是有声语言与无声语言的交流，安塞尔莫的语言与他的行动及他猜想的安东妮娅的内心相交织，其中又以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方式插入对绿房子妓女们语言和行动的描写。"你"字在这里运用得特别频繁，但所指不同，有时站在垂死的安塞尔莫的角度指青年安塞尔莫，有时站在青年安塞尔莫的角度指托妮达安(东妮娅的爱称)，有时又用"你们"代表妓女们。同一个字由于视点的转换，所指在不断变换。这是典型的内聚焦，随着视点的转变内容在不断地跳跃，而视点的不同却被有意忽略了。这种意识流的表达方式恰恰契合了垂死者的思维方式，客体与主体不分，自己与他人不分，时间的先后，空间的不同都被淡化了、模糊了，此时所展现的完全是一种多时空多层次多维度的潜意识的立体状态。弗洛依德认为，在人的潜意识中，时间已经不再是空间的概念，而是一个质量的概念，过去与现在不分，现实与回忆不分。在垂死的安塞尔莫的意识中，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想象已经无法区分，他的灵魂在自己的世界中漂浮，这里有他的回忆、他的梦想，也有他的希望，所有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意识流手法在这里的运用就很好地表现出了这种状态，巴尔加斯·略萨以此表达他所理解的生活真实。
从表面上看，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好像使叙事变成了线性的、单一的结构，其实，深入探究就会发现，意识流手法模糊了时空界限，使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想象与现实互相交错，而一个情节的叙述也变成了多层的、立体的。如果说影视技巧的运用使得《绿房子》的每个房间之间实现了相通，内部成为联通器，那么，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就使得一些房间内部的格局也变为立体结构，和《绿房子》的总体框架融合为一体。
小说的其他方面也表现出这种多面性和立体性，如《绿房子》的对话形式。《绿房子》的对话形式多种多样，有叙述与对话的交叉，多重对话的交叉，独白与对话的交叉，还有不交待对话人，不以标点和分行做区分的对话波。一组对话可能因为一个相关话题、相关场景或相似气氛而陡转入叙述、独自或另一组对话，有时甚至运用双线并行对话的方式同时交待两件无甚关系的事件。很多时候。作者对讲话人不做交待，而是通过称呼或谈话内容让人感知，有时候，对讲话人称谓的改变甚至成为情节发展的一种方式。例如第二部的序中，堂胡利奥与堂法比奥在对话，对话人却忽然变成了镇长与堂胡利奥，这样，胡利奥卸职，法比奥继任镇长一事就通过对话人称谓的改变表现出来。精彩的对话艺术使得小说异彩纷呈，是对前述多面体结构的补充和具体化，使得多面体的每一面又呈现出凸凹不平的多面性，多角度的折射和反射使得多面体立体的小说扑朔迷离，耐人寻味，也使得小说具有了海明威所说的冰山一样的宏伟、简洁而蕴含丰富。
四、多面体的结构，谎言中的真实
在每一种新颖的形式背后都隐涵着作者对文学、对生活，乃至于对世界的理解。巴尔加斯·略萨也不例外，在《绿房子》的结构形式中寄寓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文学的信念。社会生活本身并非首尾俱全、清晰明白、不蔓不枝的线性结构，人对生活的介入和了解不可能是因果分明的整体接受。生活首先是以时间上的一个点、空间上的一个不完整的片段出现在人们面前，然后通过对其中人物的经历、人物关系的逐步了解，对其中事件的寻根探源，生活才会把它的内部世界一点点展现于人们面前。"实际生活是流动的，不会停止，也无法度量，是一种混乱的状态;每个历史事件在混乱中与全部的历史事件混合在一起，由此，每段历史既无开头也永远没有结尾"。所以，人感受到的现实生活是零乱的、交叉的、头绪纷繁的，人们感知的方式是探寻的、循序渐进的，因而，用线性结构讲述多面体的生活是不妥当的，以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视角讲述故事是违背生活真实的。普鲁斯特说:"一些人执意认为小说要像电影镜头一般连贯地展现各种事情。
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样一种电影镜头更远离我们实际上所感知的东西。巴尔加斯·略萨显然认同现代主义文学的真实观。同样，用线性思维思考多面体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曲解生活，因此作家的思维也应具有多面性，有深刻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因此，巴尔加斯·略萨继阿斯图里亚斯和科塔萨尔之后，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冲破传统线性思维的束缚，用多面性思维感知、思考和表达这个世界的倾向。他不主张简单抄袭现实，而主张把现实肢解，然后加以夸张或浓缩，以更好地表现现实的多面性。
《绿房子》的多面体立体结构典型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这种认识，实践了他的创作思想。在这里，皮乌拉人、圣玛丽亚·德·聂瓦镇居民和山里的印第安人同处于秘鲁北部，生活在同一时代，生活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同一个时间的横断面上，作者立体地展示了不同生活图景，组成了秘鲁社会的一幅多彩的图画:玻璃球和小珠子换橡胶毛皮，印第安女孩被野蛮地从父母身边拉走接受"文明"教育，土匪占岛为王烧杀抢掠，镇长走私橡胶谋取暴利文明与野蛮同时并存，所谓的文明与野蛮又成错位。《绿房子》的多面体立体结构非常适宜表现秘鲁当时波诡云谲的现实生活。《绿房子》精巧新颖的结构艺术折射出巴尔加斯·略萨的思想开放和蓬勃的创新追求。他在艺术上不断创新，使得小说这种最契合于反映现代生活的文体焕发出勃勃生机。他善于推陈出新，每一部作品都开创新的艺术形式，从不因袭旧作。这种蓬勃的首创精神使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主要人物
鲍妮法西娅
一、自我造就的妓女
鲍妮法西娅是土著人，最初在修道院里当女仆，由于放走了20多个土著女孩而被嬷嬷赶出修道院，之后被拉丽达收养，经拉丽达引荐后又与利杜马结婚，利杜马杀人被捕入狱，正怀有身孕的鲍妮法西娅无依无靠，没有能力赚钱，经何塞费诺引诱而成为妓女，改名塞尔瓦蒂卡，从此卖淫为生。鲍妮法西娅成为妓女的时候获得了重新命名。命名这种仪式使得人获得重生，一方面它隔绝了父辈的文化，是一种弑父心理的外化;另一方面它割断了自己与过去的联系，打破了自我。但关键问题却在于究竟是自我命名还是他人命名。她是如此可悲，她的命名是由诱骗她的二流子何塞费诺完成的。男人替无知的女人选择了道路，女人乖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与他人。何其可悲，女人已经低微到尘埃里了，生命之舟操控于男人之掌，生命之流源于男人之海。
鲍妮法西娅的人生是一段被奴役被抛弃的历史。首先在故乡，作为一个琼丘人，她被土著父母抛弃;而在修道院里，她虽是出于爱心而放走孩子们，却再一次被宗教抛弃;之后献身于婚姻，企图获得婚姻的庇护，即使她在家庭中完全是一个失语者，即使遭到丈夫不断地暴力对待，她仍旧隐忍着，之后丈夫被抓，她又一次被婚姻抛弃;二流子何塞费诺给予她坚如磐石、缠绵悱恻的承诺，可最终，看似千金不换的爱情仅仅是男人一时欲望冲动的代名词。未曾有人真正地给予她过爱情，没有爱，无论在作警长的妻子，还是作二流子的情妇，都未曾有人拿一颗真心换取另一颗真心，都未曾有一个男人拿一生的承诺换取一个女人的一生。鲍妮法西娅从女仆成为他人之妻最终沦为妓女，这一过程中什么都在变，但被人奴役的本质没有变:在修道院里被嬷嬷们奴役、作他人之妻时被丈夫奴役、最终沦为妓女，滑到痛苦之深渊。她的人生就是一段被奴役的历史。
最终，万念俱已成灰，她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迁就于他人，失去自我--自己将自己抛弃了。一个女人，如若与世界格格不入，完全可以选择一种"自绝于尘世"的方式，她完全可以回到土著部落里过回自耕自农的生活，可她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回不去了。她天真得相信，已经接受了现代化熏陶的自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部落了，就这样，她无耻且无知得成为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较量之下的虚假的牺牲品。最终在故事结尾的地方，尘埃落定，皆成定局，二流子何塞费诺无耻地叫她嫂子，她愤怒了，但只是转瞬即逝的愤怒，只是弱者羸弱而无力地低吟:"我不是你的嫂子"，塞尔瓦蒂卡说道，"我是个婊子，是个拣来的孤儿"。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的丈夫利杜马最终出狱，却终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靠着塞尔瓦蒂卡卖身的钱生活，但同时瞧不起养活自己的"妓女"。妓女出售的不仅仅是有形的身体，还有她们无形的尊严与人格。在她失去尊严与人格的同时也被一切所摒弃:"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释放自己的卑劣欲望，发泄在她身上，然后否定她……妓女没有人的权利，在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奴隶处境的所有形式"。
二、社会造就的妓女
秘鲁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吃人的本质":"你整我，我整你，让人家整的人就会自己倒霉。一无政府保障、二无良好出身、三无工作机会的女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嫁人，要么堕落。妇女的经济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社会也并没有给妇女提供任何工作的机会。正是这样的社会形态，导致女人必须依赖于男人才能生活。而正是这致命的制度，使得男人无需尊重女性，无需给予女性应有的爱情，无需给予承诺以及婚姻的保障。秘鲁的军事独裁政治直接导致秘鲁的封闭与腐败，封闭便意味着观念的封闭，秘鲁社会遍地都是不幸福的女性，一半是社会在助纣为虐，一半是她们自己在制造悲剧。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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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于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鲁南部亚雷基帕省首府亚雷基帕市的一个中产家庭，是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2010年，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有:《城市与狗》、《绿房子》等。
102.《昨日世界》
茨威格的昨日世界
在自传《昨日世界》的序言里，茨威格说：
「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切都不会重复，已过去的生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也不会回来。」
那是新旧世界之夹缝中的一代人，群星闪耀，硝烟四起。在那以后，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即便是年龄极小和最无足轻重的人，在心灵深处也都被欧洲大地上无休止动荡所震撼。
幸好，茨威格念兹在兹的旧日璀璨欧洲，在他的笔下重新鲜活。，他用标志性的细腻笔法，和一贯的感受力，写出这本《昨日世界》，为后来者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众生性格和历史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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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传记作家。 茨威格出身富裕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日后周游世界，结交罗曼·罗兰和弗洛伊德等人并深受影响。创作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以传记和小说成就最为著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反战工作，1934年遭纳粹驱逐，流亡英国和巴西。1942年在巴西自杀。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三大师》和《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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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都是迫不得已变成了见证人。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不存在任何逃避，不能像我们先辈那样置身事外；由于时间同步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戚戚相关。
—— 《昨日的世界》
不，不要去爱那些身体健康，充满自信、性情高傲、心情愉快、高高兴兴的人——他们不需要别人的爱！他们把别人的爱只当作别人向他们表示的敬意，别人应该向他们尽的本分，他们接受别人的爱，神情倨傲，无动于衷。别人倾心相爱，在他们看来不过是锦上添花，就像头上带的一件首饰，套在胳膊上的一个手镯，而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幸福。只有那些收到命运亏待的人，只有那些内心慌乱、遭人轻视、丧失信心、相貌丑陋、备受屈辱的人才能真增通过爱情得到帮助。谁要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们，也就补偿了人生从他们哪儿夺去的东西。只有他们懂得爱，懂得为人所爱，想人家恋爱时应该有的那种样子：满心感激，态度谦卑。
—— 《 心灵的焦灼 》
同情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只有下决心走到底，直到最终的痛苦的结局，只有怀着巨大的耐心，才能帮助别人。只有决心作出自我牺牲，只有这样，才能助人！
—— 《 心灵的焦灼 》
的心就像一根绷得紧紧的琴弦，你一出现，它就会颤个不停。我的心始终为你而处于紧张和激动之中；可是你对此却毫无感觉，就像你对口袋里装着的怀表的那绷紧的发条没有感觉一样。这根发条耐心地在暗中数着你的钟点，计算着你的时间，用听不见的心跳陪着你走过了许多路，而在它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你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Die Welt von Gestern）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创作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该书写成于1939年至1941年间，是茨威格临终前被流放的最后几年里完成的。在茨威格离世以后，1942年才得以在斯德哥尔摩面世。
作品以叙述19世纪末生于维也纳的年轻犹太艺术家开始，跨越世纪之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叙述故事的同时，作者穿插了许多名人轶事，使用第一人称的表述。作品尝试以客观的心态描述当年欧洲的文化艺术，并通过“我”的看法呈现给读者。
关于在这部作品里，茨威格在多大程度上展现了自己的一生，仍存在争议。
茨威格把个人命运和时代融为一体，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人与事，展示了他生活过的城市和国家的文化和生活风貌，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动荡的欧洲社会，描述了他与一些世界级的诗人、作家、雕塑家、音乐家交往的情景，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他从出生的城市维也纳和自己的犹太家庭写起，一直写到1939年9月已满60岁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我们这些六十岁人时代的彻底结束”。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二战爆发后，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被迫流亡到巴西。与战火纷飞的欧洲和亚洲不同，当时的南美洲保持了相对平静的环境。
20世纪上半叶是世界政治形势风云变幻的年代，茨威格作为一个奥地利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恰好站在了“地震最剧烈的地方”。他曾经在欧洲文化之都维也纳度过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随之又亲眼目睹了世界大战的残酷与无情；他曾经享受过最充分的个人自由，也亲身品尝了数百年来人类最大的不自由。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即使是手无寸铁、无能为力，茨威格也仍然无法让自己置身局外，他觉得应该为后世留下这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图像，这既是他的义务，也是他无从逃避的责任。于是，茨威格写作了《昨日的世界》，他试图以自己的文字证明，强权与暴政固然能够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却永远也无法剥夺他让自己的心灵自由飞翔的权利。
创作历程
1941年上半年完成《巴西》后，茨威格便全力以赴写作自传。
盛夏时节他迁居纽约的奥西宁，首先是因为弗里德里克几周前迁到这里来了。为了写自传，他需要常常和弗里德里克一起商量，征求她的意见，经常和她一同回忆往事。他常到弗里德里克的寓所去，更勾起了他无限的感触。有一次他绝望地承认，他真想呆在她那里，永远也不要再离开她。可是已经太迟，已经无路可退。
有位朋友发现，这时茨威格对各种毒药，它们致命的剂量，以及临死前最后时刻的心理极感兴趣。在他给保尔·柴希的一封信里，讲到魏斯和哈森克莱弗这两位作家的自杀：“他们失去耐心了。我们能够因此而指责他们，责怪他们背叛吗？我绝不会这样做。”他对这些失去耐心、不幸自杀的作家充满了同情。也许不久他自己也会失去耐心，但是现在他还忙着写他的自传。这一年他在这里度过的盛夏是紧张工作的一个月。日复一日，每天工作9小时，就仿佛茨威格在和时间赛跑，急于在一个指定的日子里完稿似的。绿蒂竭力赶上他的速度，阿利克斯也帮忙打字，书稿进展迅速。到1941年7月底，自传已大体完成。
至于写作此书的意图，茨威格在“序言”开篇说：“我从未把我个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至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历史向别人讲述不可。只是因为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为主角——或者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以前，所曾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远远超过以往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灾难和考验。
作品鉴赏
历史画卷
茨威格的目的在于描绘他看到的世界，而不是描绘他自己。他提到的人是对塑造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人，而不是那些他认识的，遇见的“大人物”。全书重点放在他一生经历的各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可以视为他成长成功的不同时代背景，但是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只作扼要的概述，只有极少数场景，略作描述，议论多于叙述，他个人的活动若隐若现，他身边的人物往往忽略不计。弗里德里克的名字根本没有提及，只有在谈到高尔基时提到“我的妻子”，而在最后部分才提到他结过两次婚，绿蒂和其他朋友均未出现，主角似乎不是茨威格，而是1880—1939年这一段的欧洲历史。
读者看到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事实和日期都很少，也不确切。但是他成功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的气氛和生活感觉，因此此书具有极不寻常的价值。
尽管茨威格自称为欧洲人或者甚至是世界公民，但他对于自己业已失去的故国充满了深刻的怀念之情。在《昨日的世界》结尾处，作者预言，新的时代到来将付出血的代价。“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这些悲观低调的笔触正好说明他把1939年大战爆发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他的时代的结束。向昨日告别是否意味着他在向人生告别，未来已不再属于他。这不是回忆的结束，而是生命的终结。全书最后谈到他已看到另一场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但是每个阴影说到底也是光明之子，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了。”这一段话的基调是昂扬的积极的，令人振奋的。所以换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些摧毁昨日世界的暴力并不代表人类的未来。人们从他的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它们的破坏性，从而产生反击这股凶残暴力的坚强意志，拯救人类于危亡之中。这本书的积极意义就在这里。
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份详细的绝命书。他在回顾一生时描写了那个昨天的世界，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作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触动人们的感情。而在这现实世界里，他感到无能为力。脑力劳动之所以是他的最高的乐趣，乃是因为他通过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既然已经无从影响人们，也就生不如死了。尽管作者在流亡期间物质条件优越，物质毕竟不是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主要原因和条件。茨威格身在国外，没有受到他的亲友遭到的厄运，但是因为去国离家，成为无家可归、四海飘零的流亡者，内心也受着折磨。他那敏感的心灵既承担着自己的痛苦，也分担着在祖国备受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于是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外在的肉体的疲劳，而是来自内心的心灵上的疲惫。
犹太问题
在《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主要思考了长期以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三种途径：与所在国的民族进行融合；独立建国；世界主义，首先是欧洲主义。
然而合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三条道路都没有走通，而希特勒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途径则是彻底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二战期间，犹太人的悲惨命运达到了顶峰，有大约600万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是“那场世界性的悲剧中真正的牺牲品，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品”。
至于犹太人遭遇这样的命运的原因，茨威格也在《昨日的世界》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主要将之归因于犹太人在知识和物质财富上的成功：“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像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了深重灾难。这种永远自相矛盾的无所适从大概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艺术特色
茨威格在诗、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而该书显著之处有对适逢人类动荡不安的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文化名人心灵的细致描摹，对人类历史和故乡旧友的深情缅怀与追忆逝水年华的隽永文学相得益彰，对各种匪夷所思的人生遭际和被常识掩盖下的历史细微深处的大胆揭露，对和平、理性、人道的急切渴望和面对人类疯狂战争的刺痛心扉和恐惧。
《昨日的世界》的副标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因为书中主观感情的抒发，远远超过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作者以诗人的感情，小说家的技巧来再现历史，融哲理于抒情，使历史事件变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书中写的尽是“回忆”，透过这些回忆，展示了当时欧洲文化中心维也纳的时代风貌，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动荡的欧洲社会，披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逸事，揭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描绘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同时穿插着茨威格自己的各种心迹：欢乐、兴奋，忧愁、哀伤。但全书总的基调充满悲情，因为茨威格是在“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忆过去。
作品影响
《昨日的世界》是茨威格生前最后一部散文作品。
虽然当年写作时，茨威格给友人的信中说“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但此书绝不是一般的传记，事实上这本书主要不是写他的生平。《昨日的世界》的副标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正因为如此，茨威格超越了个人，而成为那个时代欧洲的见证者，“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序言》）。该部作品由于思想深邃、文笔优美，也被人称之为“思想式回忆录”和“抒情式自传”
103.《荒原狼》
荒原狼(也译作荒野之狼)(Der Steppenwolf)这是一本德国、瑞士诺贝尔奖小说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所著作的自传体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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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黑塞早在1931年就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提名。但是当时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对黑塞的作品颇有微词。他认为黑塞小说中的人物与诺贝尔本人所提倡的理想主义精神相违背，结果当然是黑塞最后落选。不过这件事也引起了其他一些人的不满。例如黑塞的德国同胞、192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他曾经公开呼吁瑞典学院授奖给黑塞，改变对黑塞的不公正待遇。
黑塞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40年。这一年上任的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和他的前任截然相反，对黑塞的作品非常推崇。他甚至认为黑塞的作品是现代德语文学中“惟一十全十美的东西”。黑塞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的推崇不无关系。
黑塞于1877年出生在德国温顿伯格的卡尔夫。少年时代的黑塞就梦想成为一个诗人：
黑塞的作品有《在轮下》 《玻璃球游戏》 《荒原狼》等。其中《荒原狼》最为著名，托马斯·曼将其称为德国的《尤里西斯》。在欧洲、美国和日本都出现过抢购《荒原狼》的现象。人们把黑塞誉为继歌德、席勒之后，和托马斯·曼齐名的德国最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个诗人，要么什么都不是”。但是15岁的时候，黑塞却被送入神学院。不到一年的时间，黑塞就逃了出来，去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1904年黑塞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特》，从此一举成名。
1919年黑塞迁居至瑞士，后来加入了该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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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荒原狼是个年近50的人，名叫哈立·哈勒。几年前，他租下了我姑妈家的阁楼，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沉默寡言，不爱交际，确实像他自称的那样，是一只狼，一个陌生的、野性而又胆怯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动物。他的脸充满智慧，表情温柔，但内心世界动荡不安。他想的比别人多，智力上具有那种近乎冷静的客观性。这种人没有虚荣心，他们从不希望闪光，从不固执己见。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他与众不同，我觉得这个人有某种精神病或忧郁症。有一天，他在付清一切欠款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的城市，从此以后就杳无音信了。他把他的一份手稿留给了我。通过阅读他的手记我才认识到，他的精神病并不是什么个人的奇思怪想，而是这个时代的通病。下面是他的手记：
这一天又像往常那样过去了：一种既无特殊痛苦又无特殊忧虑，既无真正苦恼也无绝望的日子。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件美事。遗憾的是我受不了这种平静的生活，我总是燃起对强烈感情的渴望。夜幕降临，我来到十分安静的老城区，突然从一条漆黑的胡同里窜出一个人，扛着广告牌，上面写着“无政府主义的晚会!魔术剧——限制入……”。我想买票进入，但是他丢给我一本书之后，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回家后，我从大衣中掏出那本书，书名是《论荒原狼——仅供狂人阅读》。这本小册子毫无掩饰地勾画出我郁郁寡欢的人生，而且书的主人公竟然也叫哈立。
有一天我在城郊遇到一个殡葬队，发现有个人很面熟，好像就是那个扛广告牌的人。他告诉我，如果需要消遣就到黑鹰酒店去。到了那儿之后，我遇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我们友好地谈了起来。这个姑娘很了解我，劝我不要轻生，还教我跳舞。我们约好下次见面。
这位姑娘名叫赫尔米拉，她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兴趣。我们在一家酒店见面，赫尔米拉给我介绍了一位叫玛利亚的姑娘。她说要让我学会恋爱。一种新的、可怕的、瓦解一切的东西正从四面八方涌来。几天后，我和她们一起参加一个化装舞会。舞会之后，有人告诉我赫尔米拉在“地狱”里等我。我进入地下室，看到很多房间，每个房间都代表着人类灵魂各个神秘的侧面。在最后一个房间内，我看到赫尔米拉和一个男人赤身裸体的躺在一起。狂怒之下，我刺死了赫尔米拉。
在一个光秃秃的院子里，法官判我永生，还罚我被耻笑一次。因为我用镜子里的刀杀死了镜子里的姑娘，企图把魔术剧当做自杀的工具。那个和赫尔米拉在一起的男人，把缩成一个棋子大小的赫尔米拉装进了口袋。
我猜到了这件事的意义，我会把游戏玩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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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是一部充满了狂暴幻想、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的小说。小说先是虚拟了一个出版者对哈勒的手记的第一人称叙述，描述了哈勒这个人物的形象和行为特征。然后又根据哈勒留下的手记，通过另一个的第一人称叙述展开后面的情节。黑塞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梦幻形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个中年欧洲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使其成为20世纪西方小说的经典之作。
作品主人公哈勒是才智之士，有着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他很孤独，很少向别人敞开心扉。他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对人世间的虚荣、做作、追名逐利和自私浅薄极其厌恶。但与此同时他又发现，自己的这种厌恶感更多的是指向自己。正因为如此，哈勒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巨大的分裂和痛苦之中，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身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在斗争着：狼性和人性。人性和狼性互不协调，当人性沉睡而狼性苏醒的时候，哈勒就走向堕落；当人性苏醒而狼性沉睡的时候，哈勒就会对自己的堕落和罪恶充满厌恶。正是人性和狼性的严重敌对，使哈勒产生了孤独感和自杀倾向。
那么拯救之路在哪里?一开始，哈勒企图用身上的人性去压制狼性，但结果却是不断陷入更大的苦闷之中。然后他用狼性来取代人性，则更行不通。这其实说明，哈勒将人的本性简单地看成狼性和人性的二元对立是错误的，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儿戏”，“是对现实的强奸”。认识舞女赫尔米拉之后，哈勒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错误。经赫尔米拉介绍，哈勒先后认识了舞女玛利亚和赫尔米拉的男友、音乐师巴伯罗。在他们的熏陶之下，哈勒逐渐接受了许多自己原先根本不能接受的东西。他认识到，人的本性极其复杂，不是由两种而是由上百种、上千种本质构成，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而是在无数对极性之间摇摆。
在小说最后的“魔术剧”中，哈勒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解救之道。正因为世界和自我都是多元的而不是二元的，所以无论是回归人性还是回归狼性都是枉然。“回头根本没有路，既回不到狼那里，也回不到儿童时代”。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背谬和荒诞，只有用笑和幽默来对付。小说的最后，哈勒终于将生活戏剧的所有“十万”个棋子装进口袋，而且决定反复去体会生存的痛苦，将游戏玩得更好些，“总有一天会学会笑”。
精彩片段
这段选文写的是“我”去参加化装舞会，会后在“地狱”中参观了各种各样的魔术剧表演。其实“地狱”中的沿着走廊的小门，象征着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不妨将“我”的参观过程看做是“我”的自我拯救过程。
我舒了一口气，又回想起在魔术剧开始时我看到那位漂亮的小伙子紧追不舍的那块招牌：
所有的姑娘都属于你!
总而言之我确实感到没有任何东西像这个房间那样令人神往。我带着又能逃脱这该死的狼的世界的高兴心情走进了这一房间。奇妙无比——如此难以置信又如此熟悉，我不禁浑身发颤——我青春的芬芳，我青少年时代的气息向我迎面拂来，青春热血在心房中流动，我刚才所做的所想的，刚才的我都已成为过去，已在我身后沉没，我又变得年轻了。……
我站在故乡小城的岩石小丘上，春风送暖，紫罗兰初放，从河里流来的河水粼波闪耀，我老家房屋上的窗户也在闪闪发光，所以这一切都在眺望，在鸣响，在发出芬芳，是那样的充满各种声息，是那样的新鲜和富有创造精神，五光十色，春风迷人，日光辉映，与我青少年时第一次走向世界看到的诗情画意一模一样。我站在小丘上，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沉浸在爱情的思念中，信手从刚刚发绿的灌木上摘下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放在面前，闻着它的香气[这香气又使我想起以往的一切，然后我用从未吻过少女的双唇亲吻那嫩绿的小花苞，把它放在嘴里咀嚼。那酸涩的、又香又苦的味道使我突然明白我正在经历什么，一切又都回来了。我正在重新经历少年生活即将结束时的一个时刻，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独自在野外散步，遇见了罗莎·克莱斯勒，我含羞地跟她打了招呼并且对她一见钟情了。
《荒原狼》
他是一位肯探讨问题和自我解答的诗人，具有德国南方人的心灵，表现出既虔诚又自由的混合性格。假如我们忽略了他的热烈的反叛倾向——有关信仰的那股永恒的烈火能使梦想家变为斗士的话，我们也许会说黑塞是一名浪漫派诗人。
心理学分析
这本小说反映黑塞在1920年代心灵所面临的危机。黑塞在1926年曾接受心理治疗。他的医师是容格（Carl Gustav Jung）的学生。这篇小说明显受到容格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的强烈影响。全书主题是容格式的心灵成长，称为个性化（Individuation） 或自我实现 （Self realization）。这本小说的中心人物哈瑞·黑勒（Harry Haller）是黑塞本人第二次婚姻触礁后的写照。习惯于布尔乔亚（Bourgeois）生活的哈瑞，其深入又独立的思想使他看出德国受到军事与工业势力的影响与控制，正一步步的迈向战争。他和平主义的意见与周遭平庸的布尔乔亚格格不入。缺乏家庭温暖又无社交活动的哈瑞在强烈理性又孤立的生活中，已经不知道感觉与感情为何物。他只觉得心中有一只原始有野性的荒原狼（Steppenwolf），时时会不由自主的爆发出来。一方面他是受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是冲动直率又孤僻的荒原狼。深陷入矛盾接近自杀边缘的哈瑞依靠他本身无意识（Unconscious）中的阿尼玛与自性引导调和心灵中的理性与感性。
根据容格的分析心理学，本书是黑塞本人的独白。几乎所有情节都是他心中的挣扎。书中的人物是他本身心灵中的原型：
·哈瑞是有意识的自我（ego）。他是受良好教育的温和知识分子。
·荒原狼是无意识中的负面的阴影（Shadow）。它是冲动直率又孤僻的荒原狼。
·赫尔米娜（Hermina）是阿尼玛（Anima）。她是哈瑞心中的女性性格，是创造力与智慧之源，在这里是他调和矛盾之旅的向导。
·莫扎特（Mozart）是心，或自性（Self ）。本书中的不朽者相当于容格分析心理学中的老智者。给哈瑞条约与引哈瑞入舞厅的皆可视为哈瑞的自性。
·巴布罗（Pablo）是一个很会体验生活的爵士乐萨克斯风手。他具有哈瑞想要成为的性格。在魔术剧场中他是主人，是另一自性。
·玛丽亚（Maria）是一个理想的女友，提供包括性爱的爱情，却不要求哈瑞负任何责任。
魔术剧场中种种矛盾的组合，让哈瑞认识自己内心的矛盾与多面性。读者可看出容格式的心灵成长。有意识的自我靠无意识中阿尼玛与自性引导与启发而认识自己的矛盾，进而化解矛盾以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
104.《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俄语：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是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57年。
该作描述俄国医生尤利·安得列耶维奇·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Tonya）以及美丽的女护士拉拉（Lara）之间的三角爱情故事，被认为是一部带有自传体裁的作品。小说通过描写日瓦戈医生的个人际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现了俄国两次革命和两次战争期间宏大历史的另一侧面战争的残酷、毁灭的无情、个人的消极。
该作为作者赢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的主人公是尤利·安得列维奇·日瓦戈，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他出生于西伯利亚一个相当有钱的实业家庭，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在日瓦戈很小的时候，他遗弃了妻子，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说他在国外把钱财花得精光，从一列奔驰的火车上跳下自杀了。幼年的日瓦戈在叔父和舅父的庇护下成长，日瓦戈受到舅父的影响，后来成了杰出的作家。
青年时代，日瓦戈寄住在莫斯科教授亚历山大·格罗米柯的家里。米沙·高尔东是一位犹太律师的儿子，也住在那里，日瓦戈和高尔东成了生死之交，跟他俩一起做伴的还有教授的女儿冬妮娅。日瓦戈毕业后娶了冬妮娅。他们的婚后生活很美满。战争爆发前夕，冬妮娅生了个儿子。日瓦戈应征上了前线，在一所战地医院当医生。他负伤后，在战地医院里遇到了女友拉拉。拉拉母亲的情人科洛夫斯基奸污了刚刚成年的拉拉。安季波夫是一个工人出身的科学家，他同情她们母女俩的处境，后来就娶了拉拉为妻。拉拉向他坦白了自己遭侮辱的情况。帕维尔一家搬到乌拉尔的一个城市，他们在那里定居，一年后，帕维尔志愿服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帕维尔走后，拉拉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于是她把孩子留在莫斯科亲戚家里，自己到前线找丈夫，找不到安季波夫，她就在战地医院里当了女看护，就这样她和日瓦戈又相遇了。日瓦戈和拉拉常能见面，对拉拉产生了感情。一个星期后，日瓦戈登上了回莫斯科的火车，拉拉也被允许回乌拉尔工作。就这样，他们又走上了人生岔道。
日瓦戈回到莫斯科，由于饥饿和寒冷，便带了妻儿去乌拉尔山区，到冬妮娅的外祖父留下的农庄里避难，同行的还有冬妮娅的父亲。在那里，日瓦戈享受到了安静和物质上的保障，同时他也意外地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在尤里亚金市阅读室翻阅书刊时又遇到了拉拉。日瓦戈告诉拉拉他见过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此时，拉拉和丈夫已经形同陌路了。日瓦戈和拉拉住到了一起。一天下午，日瓦戈骑着马去找拉拉，被迫当了游击队的医生，跟随他们去了西伯利亚。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逃跑了。回到乌拉尔，日瓦戈才知道他的家庭已迁到莫斯科去了，他和拉拉只好住在一所别人丢弃的茅屋里，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他们很快乐。可是，他们不理睬政府当时提出的口号，日瓦戈逃到了瓦里吉诺一个被弃的山庄。但是科洛夫斯基又出现了，他们不能一起脱逃。日瓦戈独自离开乌拉尔，流落到了莫斯科。人们告诉他，他的妻子冬妮娅和他们的孩子已经移民到了法国。日瓦戈的异母兄弟安格拉夫已是红色政权中的将军。弟弟安格拉夫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后又与玛琳娜结为夫妻，生了两个女儿：卡帕卡、克什卡。日瓦戈医生在莫斯科混了几年，过着他认为无聊的日子，最后心脏病发作，死在莫斯科的街上。痛不欲生的拉拉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拉拉的结局无人知晓。
在他死后，安格拉夫收集了日瓦戈生前的诗作，并把它结集出版。安格拉夫设法找到了日瓦戈和拉拉所生的女儿，负起了培养和教育这个孤苦伶仃的侄女的责任。
创作背景
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作品将表达对于艺术、对于福音书、对于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作品开篇从1902年写起，“结局”写到1929年，“尾声”则已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月，时间跨度前后约半个世纪。活动于上述历史时空中的，是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60多个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作品表现了他们在这一历史变动年代的复杂情绪感受，他们对时代所进行的思考。
全书可以说是作家在战后岁月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所作的一种回望，并涵盖着他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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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
日瓦戈的命运折射出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他的生活和命运充满了苦难和无法弥补的缺憾。日瓦戈虽是富商之子，但到10岁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在动荡的历史时期，日瓦戈等一代知识分子在苦难的年代里耗尽了青春，他们承载着苦涩的爱情，他们的理想和志向在动荡的历史年代里难以实现，而他们与生惧来的美好性灵在民族忧患的年代里毁灭殆尽。苦难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普遍的生存境遇，正如日瓦戈诗中所写：“我们的相会是为了分手，我们的欢宴是为了留言，让那苦难的暗流，温暖生活的冷酷。”作为对人类和民族的生存发展有良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帕斯捷尔纳克面对民生疾苦在文学中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善良温情和人文主义的执著探索。苦难与缺憾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存在主题的基本特征。苦难的生活和宗教情感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博爱同情的宽广胸怀。主人公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虽然无法摆脱迷惘、焦虑不安的情绪和心态，但仍表现出英勇和执著，表现出俄罗斯人独有的以苦难救赎人生的宗教情怀。
拉拉
拉拉的苦难是俄罗斯女性所遭受苦难洗礼的象征。她在受了狡诈阴险的律师科马洛夫斯基诱惑之后，感到忧郁和绝望。她来到教堂去寻求慰藉，听到一位诵经士普洛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念一篇大家早已熟悉的东西：“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荣获的。他们关于自己有很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这是基督的意思”。正如《圣经·新约》中玛利亚是耶酥受难与复活的见证者，拉拉是日瓦戈生命和精神复活的见证者。17岁的拉拉被科马洛夫斯基引诱失贞，因此她总是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渴望救赎。“拉拉是俄罗斯文学中永恒女性的代表。她在苦难面前的隐忍与坚强的抗争，表现出来的善良和充满爱心，都体现了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永恒女性以爱来拯救世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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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鉴赏
主体思想
批判违反人性
在医学院时，尤利·日瓦戈的一位教授提醒他：“细菌在显微镜下或许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们却对人类做些丑陋的事。”
日瓦戈的理想和原则信仰站在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接下来的俄国内战）所带来的残酷和恐怖 的对立面。书中有很大的部分在描述理想主义是如何的被布尔什维克、叛军和白军所摧毁。尤利必须在那动乱的时代亲眼目睹食人、分尸和其他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恐怖事件。甚至于他一生的挚爱—拉拉，都从他身边被夺走。
他对于战争可以把整个世界变得无情、把之前和平相处的人们变得水火不容而深思良久。他那横跨俄国的旅程可以说是有种史诗的感觉，因为他所经历过的世界是那样的不同。他渴望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逃离这一切，这驱使着他横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最终回到莫斯科。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隐约的批评了苏联的意识形态：他不同意“锻造一个新人” ，因为这违反了人性。这也是这个小说的主体思想。
重视个性价值和自由并非主张仅仅关心自己，而是意味着尊重每一个人，爱别人，特别是不幸的人。作品中日瓦戈的这种博爱思想，同样是从韦杰尼亚夫那里接受的。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感觉到舅舅总是怀着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尚感情。他曾在冬妮娅母亲的病床前说：“在此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
日瓦戈与拉拉之间的爱更是一种舍己的、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爱。尽管日瓦戈知道拉拉如其本人所说是“心灵受了创伤的人”，却仍然无私地爱着她。两人感情愈深就愈关注对方的幸福，都鼓励对方回到自己的亲属身边去。冬妮娅在即将同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前夕给日瓦戈的信中则这样写道：“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日瓦戈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并放走了那个还是少年的白卫军士兵谢廖沙，在危难中把无家可归的乡村孩子瓦夏带到了莫斯科，设法把他送进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也是他的博爱精神的体现。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真正的人永远活在别人之中，早在自传随笔中他就有言：“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且有机会去爱的时候，我们才成为人。”
历史观
尤利·日瓦戈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从莫斯科的一名医科大学生、经受过历次战争和革命风雨的洗礼，到20年代末成为一个潦倒知识分子的遭遇，构成作品的基本情节线索。处于日瓦戈周围、并对他的性格与命运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物，则有他的舅舅兼抚养人、还俗神甫韦杰尼亚夫，他的岳父、化学家格罗米科，他的妻子冬妮娅，他的情人拉拉及其丈夫安季波夫，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与他一直保持着友谊的童年时代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等人。作品通过日瓦戈的坎坷经历，借助于他的札记、创作、书信、独白和思考，经由他和上述所有人物之间的交往和对话，从这一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勾勒出那个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的一幅幅生动侧影。读者可以看到因城市里夜间发生战斗而倒在人行道上的伤员，街头张贴的政府公告和法令，身穿皮夹克的权力无边的委员，被战火和饥荒踩踏的村庄，却很少能看到关于社会重要事件的具体而直接的描写，因为作品着重表现的不是历史真实本身，而是人物关于这些历史事件的预感、反应、评说和联想。正如俄国流亡批评家费·斯捷蓬所说，在作品所勾画的全部“混乱“之上，“始终闪现着精神的折光”。如作品中写到二月革命后日瓦戈从一战前线返回莫斯科，在列车上遇见一位年轻猎人以一种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日瓦戈同他争辩说：“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这番对话，正反映了俄国两次革命之间人们对历史进程的不同看法。十月革命即将爆发时，日瓦戈曾预言“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同时也有了某种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来的无能为力。这也是那一特殊时期许多人共有的感觉。
日瓦戈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曾自言自语地赞叹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阿！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岳父格罗米科听到了这番话，当时并未表达任何意见，却在他们一家由莫斯科迁往乌拉尔的途中重提此事，认为革命举措当初的确以其坦诚直率赢得了人心，但紧接着又强调：“不过，这类事情只能存在于创业者头脑的原始纯洁性之中，只能存在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政治的诡谲多变第二天就可以把它翻个里朝外。”后来，当日瓦戈在尤利亚金又一次看到贴满墙壁的公告、法令和演说词时，想起自己当年对革命消息的最初反应，觉得自己“生平只有一次赞许过这种专断的言辞和这种直率的思想”，认为那是“一次不慎的赞许”在为了躲避战乱而举家迁往乌拉尔山区之后，日瓦戈在他的札记中写道；“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动荡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此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被游击队抓去当随军医生的经历，更使日瓦戈目睹了许多人们彼此杀戮的场面，感到人们似乎是在“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使暴行成倍增长。”他确信，“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耳闻目睹的一切，使日瓦戈觉得“这不是生活，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荒诞不经的怪梦。”这就是一位在传统俄罗斯文化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对穿越两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印象、感受和思索。
日瓦戈童年的朋友戈尔东和杜多罗夫走过了和前者不同的人生道路。20年代后期杜多罗夫曾被流放，但在服满期限后却恢复了公民权和大学中的教职。三位老同学在莫斯科相会时，杜多罗夫曾真诚地谈到：狱中狱外有关方面对待他的教育，使他清醒了头脑，擦亮了眼睛。
这些言论很投合戈尔东的心意，因为这类公式化的东西他已听得烂熟了。从这里不难看出曾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政治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些“符合时代精神”的言论却使日瓦戈感到恼火，他为同时代苏联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而忧心。到了二战后期，已经晋升为红军少尉和少校的戈尔东和杜多罗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杜多罗夫曾遭受再度入狱的折磨，戈尔东则是作为劳改犯“戴罪立功”上前线、九死一生侥幸地活了下来的。两位朋友交谈时，在回顾日瓦戈去世以来的经历后，杜多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而产生的前所未闻的残忍，由此而公布并不打算实行的宪法，进行违背选举原则的选举。”正因为有了战前这段恐怖的历史，战争爆发后，人们才都自由、舒畅地松了口气，以某种轻松感投入战争这一“殊死的、得救的烤炉”。杜多罗夫察觉到的无疑是苏联历史上一种特有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戈尔东所言“希腊成为罗马，俄国启蒙运动变成俄国革命”，诗人勃洛克当初的说法“我们是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儿女”已从形象上的意义变成字面上的意义，则更可视为对几十年间俄罗斯历史的一种总结。
《日瓦戈医生》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书写和反思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的独特视角，更在于它所显示的一种历史观，在于对作为“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个性的高度关注。这既体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见解中，也表现于它对众多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上。作品“讲述的不是关于政治，也不是关于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而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的使命，关于理想，关于大自然。”
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历史观，是在其舅舅韦杰尼亚夫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多次听到舅舅关于历史、关于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的议论，即认为“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为了进行这一探索，就要像福音书里所说的那样爱亲人，并具有“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后来，韦杰尼亚夫在其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日瓦戈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即便是后来他的思考和探索与时代潮流不断发生冲突之际，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反而越来越确信：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
这些理念使日瓦戈无法接受一切形式的对个性的贬低、对个性自由的践踏，使他和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日瓦戈医生》所显示的这种历史观，甚为接近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人的个体人格是潜在的一切，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一切都随我而生生不息；同时，每个人的个体人格又都拥有自己的世界。”他还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历史和元历史。“像别尔嘉耶夫一样，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个性是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历史过程就是在其内部实现的。在别尔嘉耶夫那里，不存在任何高于个性的事物，因为从神学上看，只有个性可以期望复活。”帕斯捷尔纳克未必已触及别尔嘉耶夫基督教思想的深层实质，但是在《日瓦戈医生》的全部建构中却可以感觉到这一思想的隐约存在。
帕斯捷尔纳克对个体生活和个性独立的关注，使《日瓦戈医生》表现出一种疏离“宏大历史”的意向。日瓦戈最为看重的是普通、平常的生活，他在札记中写道：“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引用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诗行“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炒锅汤”，来说明诗人对于诚实劳动和日常生活习俗的赞美。
在一战前线度过三年后，长期的隔绝使日瓦戈在归途中最心旷神恰的就是他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感到“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生命和感受，就是为探险者所追求、艺术所指涉的东西。”
作品的女主人公拉拉，更多地是从个人幸福、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待眼前的历史事件的，所以在和日瓦戈谈起她与安季波夫的命运时，她才会说：“这不只是我们俩的故事。这将是很多人的命运。”她深信落在自己所属的一代人头上的所有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正是连绵不断的战乱摧毁了她刚刚建立起来的小家庭，使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崩溃于一旦，谎言开始降临到俄国土地上，而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观念，大家都要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拉拉看到，“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信。一切都笼罩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些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的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当拉拉看见年幼的女儿卡佳对已经降临的灾祸毫无所知，仍然在用积木搭房子时，不免触景生情：“这种爱家的本能真了不起，对家庭和秩序的渴望是消灭不了的。”和孩子们不同，大人们却不得不“准备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拉拉最后在日瓦戈的灵柩前哭诉道：“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魅力，质朴的魅力，这大概只有我们俩才懂。而像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对不起，算了吧，同我们毫不相干。”这便是这位女性眼中的历史，包括它那野蛮而虚伪的过程和灾难性的后果。“宏大历史”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卑微的世界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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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
人物形象
作者通过十月革命和内战前后的经历，塑造的是一位诚实、正直，但思想极为矛盾的俄国旧知识分子形象。日瓦戈医生熟谙旧俄的腐败，所以由衷地欢迎十月革命，称之为“从未有过的壮举，历史上的奇迹”。但他对革命后的战乱和困境颇感迷惘，对于无论白军还是红军的暴力都表示反对，反映了旧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和曲折经历。作品描写了革命暴力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相，较为深刻和多方面地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时期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写法与以往的这类作品不同，别具一格。
对日瓦戈医生爱情的描写是小说中最为动人的章节，说作品是爱情小说也不为过。日瓦戈一生与三个女人有瓜葛——妻子冬妮娅、情人拉拉和同居女友玛琳娜。冬妮娅与日瓦戈青梅竹马，但他们之间亲情的成分大过爱情，如果理解为爱情，也不过是男女世俗的友爱、爱人般的体贴，缺少灵性的成分；玛琳娜在日瓦戈落魄潦倒时与他同居，但他们精神上无法沟通，他们仅是一种肉体之爱。日瓦戈一生真正圣洁的、癫狂的、“灵魂与灵魂相遇”的神性之爱实际上给了拉拉。
拉拉是上帝的馈赠。因此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具有超脱世俗的形而上意义。它以疯狂、怪癖、激情和不可理喻超越了卑微的世俗之爱，他们的爱上升到了生命本真的神性高度。这种诞生在战火硝烟中短暂的本真之爱散发着超脱尘世的幸福的光辉和非人间的欢乐的天堂气息。
作品结构
小说的主线是日瓦戈的生活史。他既是一位医生，又是一位诗人和思想者；他的活动、言论和思考构成作品的内容主干，而他本人又以诗歌和札记的形式记述或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他的札记《游戏人间》，便是当时岁月的日记，其中有随笔、诗作和杂感。小说第9章“瓦雷金诺”的16节中，前9节就是日瓦戈的9篇札记。在这里，他记叙了自己为了一家人活下去而进行的鲁滨逊般的劳作，他和格罗米科一遍又一遍地读普希金、托尔斯泰、斯丹达尔和狄更斯，没完没了地谈论艺术的情景，冬妮娅怀孕后他对妻子的感情，以及他在注视这一片旧庄园周围随着四季转换而变化的自然景色时关于历史、日常生活、俄罗斯诗歌和人生意义的思考，还有泄露他深层心理的梦。在第15章“结局”中，也有一节是日瓦戈辗转回莫斯科以后写的札记，其中有他面对城市的荒凉萧瑟而发出的“田园的纯朴焉能存在？”的设问。他写的诗作，或独立成篇，或是札记的一部分。如“失措”一诗写于革命后他带着伤寒病去拉一车劈柴回家的日子，写的是幻觉中的“入胎”与“复活”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冬之夜”、“圣诞夜的星”等诗，则是他在和拉拉重返瓦雷金诺之后一个雪夜的创作，它们都被收进小说最后一章“尤利·日瓦戈的诗作”中。这一章所有25首诗，或暗示日瓦戈的必然命运，或是拉拉精神境界的写照，或追忆两人的爱情、表现他们离别后彼此间的痛苦思念，或是借基督之口对时代作出的判决，均与前面各章的叙事形成艺术上的彼此呼应。
作品不仅将主人公的札记和诗歌作为书中的某些章节直接植入文本，还描述了他写作的过程和其间的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手稿的命运，使文本中出现了”关于写作的”的文字。重返瓦雷金诺与拉拉在一起的日子，是日瓦戈写作较多的时期。那时，周围迷离、或隐或现的一切，都仿佛在呼唤着他加以表达。每天晚间，他浏览前一天写下的诗稿，推敲其开端与结束，琢磨其抒情风格，斟酌自己所采用的诗格，时而为自己写的东西而失望和伤心，时而又激动得流泪，惊讶不已。在仔细修改好初稿后，再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干净。这期间他写的诗，大部分是献给拉拉的。在她离开瓦雷金诺之后，在哭泣拉拉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各个时期有关各种事物的涂鸦之作整理完毕，比如关于自然、关于日常生活等。像往常一样，在他写作的时候，许多有关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思绪一齐向他袭来。”这类“关于“写作”的叙述，常令读者感到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形象发生了某种交叠，甚至觉得这好似帕斯捷尔纳克在讲述自己的写作过程。
书中没有忽略日瓦戈的札记和诗歌后来的命运。返回莫斯科后，日瓦戈的一本小册子得以印行，其中既包括他关于个性、历史和宗教的思考，也包括他写的小说和抒情诗。这本书当时就深得读者赏识。后来日瓦戈又避开喧嚣，整理自己旧时的诗篇、修改尚未定稿的作品，并开始写新作。不幸的是，不久后他便撒手人寰。但是此时，他的思想和诗歌已经获得了许多不相识的知音。奇迹般地回到莫斯科的拉拉，曾参与尤利·日瓦戈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整理其文稿的工作，但因被捕而中断。不过，叶夫格拉夫还是整理好了尤利的著作集，因此戈尔东、杜多罗夫在战后岁月里才有机会阅读和谈论它，并认为“这本书仿佛知道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关于心灵自由、关于未来等）的感觉。”读至此，读者又仿佛感到日瓦戈的创作好像就是《日瓦戈医生》，“书中之书”和书本身的影像重叠起来。
叙事
在叙事方法上，《日瓦戈医生》往往通过主人公的梦境与幻觉，运用隐喻与象征来表现人物心理、命运或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作品中写日瓦戈一次生病时，曾有很长时间处于谵妄状态，在幻觉中看到一个长着吉尔吉斯人的小眼睛、穿着一件在西伯利亚或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的男孩；他认定这个男孩就是他的死神，可是这孩子又帮他写诗。这一幻觉形象象征性地预示了日瓦戈后来的遭遇。又如拉拉在受到科马罗夫斯基引诱之后，曾梦见“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让玛莎过小溪》”。在此之前，作品中已写到“透过左边的肩胛和右脚大趾头这两个接触点，拉拉能够感觉出自己的身材和躺在被子下面的体态”。显而易见，这个梦隐喻了拉拉刚刚被激起的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处于审视之下的羞耻感和罪孽感。日瓦戈落入游击队之后，在听到一个暴虐的传说时，也在幻觉中仿佛看到“拉拉的左肩被扎开了一点”，好像有一把利剑“劈开了她的肩胛骨。在敞开的灵魂深处露出了藏在那里的秘密”。这一幻觉和拉拉的梦遥相呼应，暗示日瓦戈早已驶入她心灵的隐秘之处。
意象
同隐喻与象征手法相得益彰的是作品中的意象运用。小说中多次出现
“窗边桌上燃烧着的蜡烛”的意象。学生时代的拉拉就喜欢在烛光下谈话，帕沙·安季波夫总是为她准备着蜡烛，每当他们在卡留尔格尔斯基街的那间租房里交谈时，他就把蜡烛放在窗边桌上点燃。这时，房间里便洒满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日瓦戈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曾和冬妮娅一起去斯文季茨基家里参加圣诞晚会，当他们穿过年梅尔格尔斯基大街时，他曾注意到一扇玻璃宙上的窗花被烛光融化出一个圆圈，并下意识地念出了“桌上点着一只蜡烛……”这样的句子。
十分巧合的是，决定枪击科马罗夫斯基的拉拉此时正在和帕沙交谈；而日瓦戈正是在这次圣诞晚会上第一次看到拉拉的；许多年以后，日瓦戈去世后尸体停放的房子，恰恰是当年帕沙租的那间房子；当拉拉奇迹般地出现在日瓦戈灵柩旁时，她怎么能想到，死者当年驱车而过时曾看见窗前的蜡烛和被烤化了的霜花，“从他在外边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桌上点着蜡烛”也同样是“尤利·日瓦戈的诗作”第15诗“冬之夜”的主导意象。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这一意象，深印在男女主人公的意识中，象征着他们俩心心相映的心灵之光。
景色描写
《日瓦戈医生》中的景色描写也是独树一帜的，并且同样和作家对于个性的关注相联系。这尤其显示于作品关于自然景色的“转喻性描写”。作家一方面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另一方面又将人物的心情投射到自然界，甚至让人物渗透到大自然中去，着意强调人和自然的不可分性。整部小说中的景色描写始终以冷色调为主，较多出现旷野、冰霜、风雪、寒夜、孤星和冷月的画面，既与主人公超凡而忧郁的精神气质相和谐，又呼应了作品大提琴曲一般沉郁的抒情格调。
作品影响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总结，是他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这部小说曾引起苏联和世界文坛数十年的激烈争论。西方的苏俄文学专家们把它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开启俄国文化宝库和知识分子心扉的专门钥匙”，“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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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帕斯捷尔纳克（1890 - 1960），全名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前苏联作家，白银时代的重要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星》、《生活是我的姐妹》等。他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一直受到诗歌爱好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喜爱，他的诗作和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一起，撑起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星空。他的诗情感充沛，有一种见证者式的沉痛力量。虽然为帕斯捷尔纳克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是《日瓦戈医生》，但他的创作主要还是集中于诗歌。一直以来，他的诗就对中国诗人的创作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105.《酒吧长谈》
酒吧长谈》是秘鲁作家略萨的一本书，发表于1969年。由孙家孟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1年4月1日出版。全书共566页，售价39.80元。略萨凭借该书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书中反映194８—1956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的作品。
创作背景
《酒吧长谈》反映的是1948—1956年间军事寡头奥德利亚统治时期的秘鲁社会生活。《酒吧长谈》小说描述了独裁统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奥德利亚时期被作者处理成背景，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作者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那一时期的某个人物，而是那一时期的独裁统治对人们生活的长久影响，显出由独裁政权造成的腐败空气对整个社会网络的腐蚀程度。
内容概要
故事发生在秘鲁1948—1956 奥德利亚独裁统治期间。出身 大资产阶级的圣地亚哥·萨瓦拉（朋友们都称他为小萨，他有时也称自己为小萨）中学毕业后违抗父命未去投考贵族他的天主教大学，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进了圣马可大学。圣马可大学是所国立的平民化学校，学校里思想活跃，是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场所，在学习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参加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卡魏德”的各种活动。在此期间他还爱上了同学阿伊达，但女友却彼另一男同学哈柯沃施用计谋夺走。另一方面，由于对一些问题想不通，如文学创作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最后并未申请加入共产党。但仍照样参加各种活动。有一次，“卡魏德”秘密集会研究圣马可大学声援电车工人罢工的斗争失败后的对策，在这次集会上全体人员被捕。其父费尔民·萨瓦拉在经济上拥有根雄厚的势力，与全国垄断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能够左右秘鲁的政局，正是他支持，奥德利亚的政变。但在当时他同以内政部长卡约·贝尔穆德斯为代表的当局有着深刻的矛盾。儿子被捕，他不得不屈 尊向卡约·贝尔穆德斯求情，将儿子保释出狱。在一起回家上，费尔民·萨 瓦拉打了儿子一记耳光。圣地亚哥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再加上爱情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幻灭，他感到万念俱灰，乃于次日清晨，只身离家出走。后经过其伯父克洛米罗的介绍在《纪事》报社当了一名碌碌无为的记者， 并从此割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在一次采访一个凶杀案的过程中，他发现被 害者是一名歌女，而凶手则是自己父亲的司机，安布罗修。
歌女名叫奥登希奴，艺名缨斯，曾红极一时，后被卡约，贝尔穆德斯看 中，蓄为情妇。卡约·贝尔穆德斯是钦恰一个高利赁者的儿子，青年时代是 个浪荡哥儿，劫持了卖午奶女人的女儿罗莎，并与之结为夫妇，从此与父亲 断绝了往来。父死后，他在钦恰与当地庄园主做买卖拖拉机的生意。奥德利 亚政变上台后，其中学同学埃斯皮纳因在政变中有功，当上了内政部长，并 推荐他做了内政部办公厅主任。后来埃斯皮纳因参加了谋反活动彼解职，他 又爬上了内政部长的宝座。曾为其抢亲出过力的安布罗修前来投靠，被收留 充当其汽车司机兼保镖。奥德利亚的统治都是通过卡约·贝尔穆德斯进行的。 在他的统治下整个秘鲁变成了一座大监狱，他豢养打手，有着自己的“团体、特务满天飞。是他镇压了密谋反对奥德利亚的军官；是他逮捕、监禁和放逐了许多进步人士；是他宣布阿普腊和共产党为非法政党。这个人生活腐化堕落，他利用职权向娱乐场所收取“月钱”，他抛弃结发妻子，在利马营养情
妇谬斯，还想染指他人妻女，是个典型的色情狂。最后，由于各反对党组织 的联合党在秘鲁第二大城市阿列基帕举行示威游行，卡约·贝尔穆德斯镇压 未逞，奥德利亚才抛车保帅将他解职，他则甩下缪斯携款逃往国外。缕斯迫于生计，重操旧业，但人老珠黄，每况愈下。结交了一个叫做卢卡斯的花花公子，此人又把她偷盗一空逃往墨西哥。缪斯为了筹措去墨西哥的费去寻 找卢卡斯，乃向费尔民·萨瓦拉进行敲诈勒索。原来费尔民·萨瓦拉也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在娱乐场所被称作“金球”，且有龙阳之癖。在与卡约·贝尔穆德斯的交往过程中对其司机兼保镖安布罗修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卡约·贝尔穆德斯役其所好，把安布罗修转让给费尔民·萨瓦拉。潦倒的缪斯即以此 相威胁，向费尔民·萨瓦拉进行讹诈。安布罗修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早在为卡约·贝尔穆德斯当保镶的时候，就干了不少坏事，如强迫贫民区居民参加纪念政变周年的广场集会，为卡约·贝尔穆德斯向各妓院收取“月钱”等。在为费尔民开车期间，由于满足了他的兽欲，受到很好的待遇，感激涕零， 他见到费尔民、萨瓦拉受到讹诈，遂起杀意。一日闯进罢斯家，连捅数刀， 将缨斯杀死。事后携其在缪斯家作佣人的情人阿玛莉妩及女儿逃往普卡尔 帕。此案由于涉及利马社会的上层人物，调查工作乃被搁置，案子不了了之。
圣地亚哥·萨瓦拉内心也想同父亲和解，但通过调查此凶杀案，他发现了父亲原来是个外表道貌岸然，内里男盗女娼的人，更加鄙视其人，毅然拒 绝其父提出的让他返家居住的要求，继续干着单调无聊的记者工作。后来在 一次外出采访时，发生了车祸，圣地亚哥受了重伤，住院治疗期间结识了女 护士安娜，并与之结为夫妇。婚后他带安娜回家看望父母，母亲看不起安娜的出身，对她极为冷淡，这使安娜极为难堪，圣地亚哥愤然携妻离去。从此更加坚定了与家庭割断一切联系的决心，甚至连妹妹的婚礼也拒绝参加，不 久，其父费尔民·萨瓦拉病逝，他在同哥哥奇斯帕斯的一次谈话中也拒绝了他份内的遗产。一日，圣地亚哥从报社回家，见安娜在哭，原来，安娜在去买醋的时候，所携带的爱犬被捕狗人抢去。圣地亚哥吃了饭一口气赶到狗场与负责人理论。在寻找失犬的时候，他与安市罗修相遇了。原来安布罗修在普卡尔帕与人合伙开了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后来上当受骗，失去了所有的投 资。阿玛莉娅也死于难产。于是安布罗修遂起报仇之心，偷了其合伙人的汽 车，随便卖了几个钱，就只身一人回到了利马。在利马生怕盗车之事暴露， 到处流浪，后经明友介绍进狗场作了临时工。二人相遇后，来到一家名叫“大 教堂”的酒吧，饮酒长谈，回忆往事，不胜感慨。整个故事就是在二人长达 四小时的谈话中叙述出来的。
作品鉴赏
《酒吧长谈》发表于1969 年，这是一部反映194８—1956 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的作品。如果说《城市与狗》反映 的是一所军事学校的现实，《绿旁子》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现实，那么《酒吧长谈》则是皮映了整个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个秘鲁国家的现实。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广，它所涉及的问题更深，因而它的容量也更大。这部作品从时间上讲，了整整八年的奥德利亚独裁时期（实际上小说的时间跨度要延伸至 1963 年，即奥德利亚下台，第二届普拉多政府组阁以及贝朗德执政初期）， 从地点上讲，包括了利马、阿列基帕、钦恰、普卡尔帕等秘鲁重要城市，从人物上讲，它写了从部长、将军直到流氓、妓女大约70 个人物，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讲，都超过了巴尔加斯，略萨以前的作品。
《酒吧长谈》全书共分四个部分，每部又分若干章，有的章还分为若干 场景。第一部可以说是个纲，介绍人物，提出线索，主要集中在圣地亚哥大 学生活中所发生的事。第二部主要是通过阿玛莉娅的眼晴所看到的卡约·贝尔穆德斯的各种丑行和罪恶活动。第三部描述了圣地亚哥在报社中的记者生 涯，缨斯的被害、军人谋反和阿列基帕事件。第四部是安布罗修向妓女凯姐陈述自己同费尔民·萨瓦拉的关系，他在普卡尔帕的经历和圣地亚哥的婚姻，悬念解开，全书结束。作品的整个结构是由“对话波”组成。也就是说《绿 房子》所使用的“情节小块”组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波状的“涟漪”组合， 第一部第一章中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的谈话（历时四小时，涉及奥德利亚统治八年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原文用现在时态写成）是全书的中心，由此中
心蔓延开去，一个涟漪接着一个涟漪，每个涟漪都是情节的一部分，都是由一组对话或若干组对话，甚至多达18 组对话（如第三部第四章）构成。在大 部分“对话波”中，各组对话都常常插入第一部第一章中的圣一安谈话扣圣地亚哥在谈话中的回想，其作用在于不时地提醒读者，所有这些组的对话都是由圣—安谈话这一中心派生出来的。
圣—安谈话是以两种形式出现在其它对话中的。一种形式是直接对话，如第一部第三章中，埃斯皮纳派一个中尉到钦恰接卡约·贝尔穆德斯去利马， 中尉和贝尔穆德斯在汽车中进行了谈话，这个谈话中就不时地插入圣一安的谈话：“您很久没去利马了吧？”中尉尽量显得和气些。
“我每年去两三趟，去做生意。”贝尔穆德斯不动声色，平淡地说，声音轻微、机械，仿佛对全世界都感到不满，“是代表这儿的几个农业公司去的。”
“我们并没有正式结婚，但是我总算有过老婆了。”安布罗修说道。
“您的生意怎么会不顺手呢？”中尉说道，“这儿的庄园主不都是大富翁吗？这儿的棉花产量很高，不是吗？”
“你有过老婆？”圣地亚哥说道，“也就是说你现在跟老婆散伙了？”
“在过去的时代里生意还顺手，”贝尔穆德斯说道..
另一种形式是以间接引用形式出现的。在一段叙述文字中，圣一安谈话以间接引用形式插进来，如第一部第二章中，圣地亚哥同其未来的妹夫在一
家冰激凌店谈话，中间就插入了酒吧中的圣—安谈话，而且插厚限巧妙：
圣地亚哥和波佩那旁边桌上的一对男女站了起来。安布罗修指着女的说，那是个夜蝴蝶，成天到“大教堂”来拉客。二人看到部一对走到了拉尔 柯路上，穿过雪尔大街。汽车站上这时已经没有人了，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驶过去，一半都空着。二人唤来侍者，分摊着付了帐。你怎么知道那女人是 妓女？“大教堂”是个酒吧、饭店，还兼幽会旅馆，少爷，厨房后面有一间小屋子，租金是每小时两索尔。圣地亚哥和波佩耶沿拉尔柯路一面走着..
如前所述，在以后各章中还插入了圣地亚哥以司想形式的倒叙。“回想” 两字也是用现在时态，它告诉读者，这是圣地亚哥在同安布罗修谈话时谈到有关事件时的回忆，如第一部第四章中：
阿伊达：要是口试通过了，我就可以进圣马可，到那时候我就进行调查，同幸存者建立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然后加入共产党。圣地亚哥回想，她
那时用挑战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来吧，跟我辩论吧。
此外，在所有的“对话波”中，除了圣一安对话起着中心作用外，还有 两组对话也是很关键的，一是费尔民·萨瓦拉同安布罗修的对话，一是圣地亚哥同报社同事卡利托斯的对话。在费一安对话（以对活中出现“老爷”字样为标志）中，作者通过安布罗修之口讲述了贝尔穆德斯的出身，当上政府官员之后所干的各种卑鄙勾当，以及引出凶杀缨斯的始末等。通过圣—安对话，作者使我们了解了圣地亚哥在圣马可大学的一段经历，为了记者后的活动，以及调查谬斯被害案的经过等。
此外，作者在这邵作品中，在运用“通管法”、“质的跳跃”、“戏剧旁白”上和在制造悬念上都有新的发展。这部小说比较集中地运用了现代新小说的各种技巧。一般认为，这部作品是作者的写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的标志。
作者/《酒吧长谈》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世界当代著名作家。1936年生于秘鲁的阿雷基帕市，现定居西班牙。他著述颇多，尤以长篇小说为长，享有“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的美誉，获得多项欧美文学大奖。其主要作品如《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上尉与劳军女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利图马在安第斯山》等，均已译成多国文字，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略萨是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创作小说、剧本、散文随笔、诗、文学评论、政论杂文，也曾导演舞台剧、电影和主持广播电视节目，从过政，曾参加过秘鲁总统竞选，但以失败告终。略萨以1963年出版的《城市与狗》一书奠定卓著的国际声誉，这是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有20种译本在世界各地出版，很快被秘鲁当局查禁。1965年他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问世，获得首届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后来发表的小说《酒吧长谈》《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胡莉娅姨妈与作家》和《坏女孩的恶作剧》等，让他成为当今最受瞩目、最活跃的西班牙语小说家。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奖文告中称，略萨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
（2018.2.20——20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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