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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进《刺杀骑士团长》的文本之内，总能感到沈从文的影子在某个角落默默不语的打量。这倒成了牵引我阅读的悬疑：村上春树与沈从文相遇过吗？在何处？
《刺杀骑士团长》开始于一条狭长山谷入口附近的山顶上。肖像画画家“我”因婚姻生活一度归零，住进美院同学的父亲闲置的山居。山居主人是得了认知障碍症住进护理院的著名日本画画家雨田具彦。“我”在阁楼上发现了雨田具彦藏起来、从未公开的画《刺杀骑士团长》，其暴力性和血腥与他一向所画的那些“撩拨乡愁、平和安谧的画”很不同。在他问世的古风景画中，“人们在古代丰盈的大自然中构成紧密共同体，诸多自我为共同体的整体意志或安稳的宿命所吸纳，世界之环静悄悄闭合”。从世外桃源的古风景中，何以产生这样一幅狂暴之画，作为秘密藏于阁楼，成为一个扔进此书“深奥迷宫”的线团。此后，一系列怪异事件相继发生：住在山谷对面的邻居免色神奇的进入“我”的生活，房屋后杂木林里的深洞内的铃声和古铃（洞被称为“石室”，在木箱所做的、已经弃置的小庙旁），以“骑士团长”的模样显形的理念，进而也牵引出免色和雨田具彦的过去，以及“我”的若干幅画的创作进程。
村上春树
雨田具彦20世纪30年代在维也纳学画，回到日本后以某种动机“转向”，开始画日本古代的风景。画家最喜欢公元七世纪初即圣德太子时期的风景、历史事件和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他不曾目睹那样的风景，想必是以心眼使之历历在目”。村上留下一个悬念，“至于何以选飞鸟时期，原因不得而知”。飞鸟时期，根据注释，是“日本以推古天皇为中心的历史时期，时期尚未定论”，“一说从推古天皇即位的593年至迁都平安京的710年，一说从佛教传入的552年至大化革新的645年”。和中国的隋末唐初的年代有一些重合。村上春树用文字描述了我们看不见的雨田具彦之画的画风：“从那时往后，他的笔似乎随心所欲自由奔放地在画幅上腾跃起舞，画最出色的部分在于空白”。
雨田回日本后何以“转向”？悬念引起的“二战”的历史，虽是一笔带过，却并非不重要。他1938年在维也纳时，德国吞并奥地利，他有位深深相恋的奥地利恋人而卷入地下抵抗组织暗杀纳粹高官的事件，未遂，恋人被关入集中营，柏林的日本大使馆出面让他秘密回国。而他学音乐的弟弟，一个有天分的钢琴手，则在二十岁时被征兵，随第六师团到过南京，被上级军官强迫着学会用军刀砍俘虏脑袋，1936年回国后不久在阁楼割腕自杀。只是轻描淡写，但村上春树是把对历史问题的探索深埋在小说中的，所以才有了“骑士精神”作为理念的显形。
他所运用的很多象征符号都有意无意的与沈从文的小说遥相呼应。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写到过他的文学理想：“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这是他“乡下人”的理想：让这座小庙从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和建造起来。他说《边城》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山，既经济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透过这个“小房子”，可以看到“全个民族”。这个“小石庙”，与村上春树那个“洞”旁被弃置的“小木庙”遥遥对比。《从文自传》中第一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一些文字直接从他在1932年所写《凤子》的第五章挪用而来。《凤子》的前一半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寄居到青岛——海浸润到沈从文的生命内部进行“教育”和“启发”的地方，结识了一个隐士朋友；后半部分写的是镇箪，这个年轻人的家乡，而那个隐者朋友20年前曾去过镇箪乡间的矿场，留下难以忘怀的经历。“矿道”的描述，也出现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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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骑士团长》中，“我”曾有过一个十三岁的妹妹，叫“小径”。《边城》里，老船夫曾让托人来求婚的大老天保选择“走马（马匹走的）路还是走车路”，“马路”是更绕路的小路。“我”带妹妹去富士山的风洞游玩，她钻入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进入了一个“圆形的屋子，房顶圆圆的，墙圆圆，地上也圆圆，简直就像深深的海底”，在那里，她不知道身体还在不在，却想到了“柴郡猫的微笑”。“柴郡猫的微笑”是没有猫的微笑，是牛津大学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写在《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的形象。沈从文也读过这本书，写过一本他自己不是很满意的《阿丽斯漫游中国》。他写作的目的很平常，只是为了让九妹沈岳萌讲给老母亲听，让母亲高兴一下。
书里还出现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秋川真理惠。她是免色可能的女儿，也是让免色来到山谷对面定居的原因。免色让作为绘画老师的“我”给她画像时，她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进入老师体内，进入画我的时候的老师体内。想通过老师的眼睛看我。那一来，我大概就能更深入理解我。而老师或许也能因此更深入理解我”。“我”说：“假如我能正确地画你，你也许能以你自身的眼睛看我的眼睛所看的你的姿态”。沈从文的“照我所思”，“思我所索”，正是这个意思。当“我”画画时，“真理惠表情一成不变地静静坐在椅上不动。可是我知道她将意志力高度集中于一点并使之恒定不变”。她说“不能什么也不做”，而她正在做什么，想必是为了帮助“我”。这让“我”倏然想起拉着妹妹的手，一起进富士风洞时的情形，“手指小小的、暖暖的，而又那么有力，有力得令人吃惊。我们之间有实实在在的生命交流。我们在给予什么的同时接受什么。那是只能在有限时间、有限场所发生的交流。少时模糊消失，但有记忆剩下来，记忆可以温暖时间，艺术可以使记忆形态化将其固定在那里”。
真理惠失踪后，显形的骑士“理念”指引“我”去寻找她。“我”进入了语言隐喻和象征的意象世界，通过“无面人”的渡船过河，穿过“无与有”的间隙，再次进入越来越窄的黑暗之洞，在其中爬行。这时“我”意识到，“我的意志里有恐惧，那种恐惧感说不定会扭曲事物，把我带去错误方向”。这让我想起开始知道人生时的沈从文，天天看到的都是杀人砍头、血流成河的情景。他的父亲问他怕不怕，他回忆说，“我回答得极好，不怕”。
失踪的真理惠潜进了免色的房间，躲入了挂着她已过世的母亲衣服的衣柜。她拉着母亲的衣服角，感到安全。这个躲藏的衣橱中有防虫剂的刺鼻味，挂着丝绸和蕾丝的连衣裙、半身裙和衬衫，都是名牌，很时尚，看上去都很昂贵，但都是过去的服装。不知何故，我再次看到了躲在角落里的沈从文的影子。沈从文不再写小说后，转向研究中国服饰史。在最困苦的时候，他埋头研究，内心世界充满兴奋愉悦，他的眼光让他从中看到了很多东西，对这些东西的研究支撑了他的后半生。
黄永玉在《平常的沈从文》中曾写道：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找他，向他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服饰制度上出现了怀疑，考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如果这样，那张钞票可能要废止了。沈从文仔细翻了翻，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沈从文所研究的服装，也许不是真理惠所摸到的那些给她慰藉的妈妈的衣角，其中却有一种情感的流通。而沈从文说，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服。“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村上春树则是这样写那个衣橱的：“在这里，时间不是均一的，甚至不是有序的”。
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干校回北京后拍摄（理想国 供图）
《刺杀骑士团长》第I部“理念显形篇”里，开篇一个标题是“远看，大部分事物都很美丽”。21世纪这位36岁的画家“我”在山居地板上听普契尼的《图兰朵》，遇到中世纪骑士《唐璜》中的唐娜·安娜，想着“把时间拉往自己这边”，抓住正确的水流，待“水路应该返回到我身边”，之后每一天都“流向奇异”。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这个中国凤凰小城里走出的小兵，只是自然而然的顺水而下，吟着《诗经》，就像理查德·斯特劳斯对描写一只扫把也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样，对万物皆充满爱。沈从文只是“平常”，顺“历史的河流”而下，在困苦生活中结出从容的果实。他从没有在“伟大”的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与“骑士精神”迥异。很多次，我感到村上春树就要遇到角落里的那个沈从文的影子了，但村上总是通过画家“我”看见了不同的东西：梵高的《邮递员》，莫扎特的《唐璜》，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
直到有一次，“我”在给免色画肖像画时，发现“虽然哪一副画中都同样有免色在里面，但两个角度使得他看上去有不可思议的差异，甚至显得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同时存在于他的身上。无论哪一个免色，又都有欠缺的东西，那一欠缺的共通性将AB两个免色统合于其不在的状态中”。画家的潜意识提示他，要找到“不在的共通性”，“找出免色君有而这里没有的东西不就行了”。这“不在的共通性”是什么呢？
回到书的最开头，“无面人”来找“我”画肖像画，留下一个企鹅护身符。那是小说最后真理惠的护身符，是“我”为了渡河救出到她，而给摆渡人“无面人”的“渡资”。这让我想起《边城》里，那个绝不多收人一枚钱的老船夫。“无面人”也成为后来“我”去寻找真理惠时，进入隐喻世界，从最湍急的河段过河的“船夫”。画家“我”从那场梦醒来，想画出无面的肖像。那位善良的老船夫，想给孙女翠翠安排一个好的爱情归宿，却不料因为人为的设计，触发了一系列命运的悲剧，最后在雷雨声中带着愧疚去世。
电影《边城》剧照
也是回到《刺杀骑士团长》的开头，发现村上春树对免色出场的描述很有深意：满头雪白的头发，体魄健康，“微微一笑，何等爽净、坦诚”，“我不能不在其微笑的深处感觉出拥有哪一类型的秘密带来的孤独”。免色住在山谷对面的白色混凝土房子中，房子在阳光下闪闪耀眼。免色是在“我”发现《刺杀骑士团长》那副画和听见屋后树林中洞下传来的铃声之间出现的。我想，村上春树就是在这里遇到“沈从文”的。在免色与“我”见面时，他写道：
“‘免色先生’，我在脑海中排出两个汉字”。
他姓“涉”，“跋山涉水”的“涉”——因为他出生在日本，“以前渡过的人生和水没有关系”。
沅江水在沈从文的写作和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水让他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他也以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水”的意向。正如《诗经》的意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刺杀骑士团长》中的少女小径和秋川真理惠都是13岁，《边城》中的少女翠翠14岁。真理惠最终和并不确切知道是不是亲生父亲的免色后来组成了一个家庭，“我”也回归了婚姻。《边城》中翠翠的祖父死后，曾经牵了匹马到碧溪岨来对翠翠母亲唱歌、母亲不理会的马夫杨马兵成了她的靠山和唯一信托人。
在从数学家成为作家的刘易斯·卡洛尔的笔下，爱丽丝和著名的“柴郡猫”有一段充满数学之美的对话：
“你能告诉我，我从这儿该走哪条路吗”？
“那多半儿要看你想去哪儿”，猫说。
“我不在乎去哪儿——”，爱丽丝说。
“那你走哪条路都没关系”，猫说。
“——只要能到个地方就行”，爱丽丝解释。
“噢，当然，你总能到个地方的”，猫说，“只要你走得够远”。
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不管怎么走，只要走得够远，总能到某个地方。
在《刺杀骑士团长》里，“我”最终发现倾注了雨田具彦魂灵的画具有“招惹什么的危险能量”，从而“打开了一个环”。这幅画最后随房子的烧毁而被毁掉了。“我”只是通过传说，告诉不知道究竟是谁的孩子的女儿“室”，“骑士团长真的有哟”。
1934年，沈从文写了具有内在命运悲剧性的《边城》，以期待“明天”。同年，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写了《四川好人》，证明“当今好人之不可能”。1939年12月，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阿尔弗雷德·怀海特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为《数学与善》——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爆发，文明陷入黑暗之中。不知道村上春树是否知道，早在沈从文的文学作品里，他就把这个“世界之环静悄悄闭合”的起点，设置为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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