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民族与国家（17）——高句丽与高丽
“惟其始祖邹牟（朱蒙）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生……命驾巡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这是高句丽记载于“好太好碑”上，关于自己先祖朱蒙建国的传说。
卵生、南下、渡水、建国，高句丽的这个始祖传说与夫余建国者“东明”的传说如同一辙。
另据《魏书》记载：“（朱蒙）其父为夫余，母为夫余王侍婢，遭嫉恨南逃，建国称王。”由此可见，高句丽的先祖朱蒙，来自于夫余。
朱蒙率部分族人离开夫余南下后，到浑江流域的卒本川定居，有些史书称之为“卒本夫余”。
朱蒙南下时，跟随在他身边的为“桂娄部”。之后，通过收服或吞并了“涓奴、绝奴、顺奴、灌奴”四部，形成高句丽早期的五部。此五部集聚于纥骨升城，此时还处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新宾县）的管辖之下。
根据王氏高丽时期金富轼在其所著汉文史书《三国史记》中的记载推断，这一年为公元前37年，史家将此年定为高句丽的建国之年。
《汉书·王莽》中有记，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高句丽侯朱蒙被诱杀后，王莽下令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公元14年，朱蒙之子琉璃王攻占了高句丽县后，正式定国号为“高句丽”。这里的资料表明，在公元14年之前，高句丽并未建国，其地位只是受封于汉的一个“侯”。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丽）为县。”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灭掉卫氏朝鲜，这个时间远远早于朱蒙建国的时间。
因此，高句丽最开始并不是一个民族或是族群的称呼，而是西汉玄菟郡的一个地名。
高句丽的“高”指的是方位，“句骊（丽）”指的是“山川纡曲”，意思应该是指辽东“二江”流域高峰曲谷之地。秦汉时，居住于这个区域的族群主要是秽貊人。
高句丽在整合了“五部”之后，又融合了当地的秽貊人，而后吞并沸流国（今富尔江流域）、夫余、盖马（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句荼、北沃沮与东沃沮等族群，才渐渐形成了高句丽一族。其中，秽貊人是其主体，夫余人尤其是随朱蒙南下的“桂娄”部为高句丽的王族。
除此之外，来自中原的汉人也不断地被吸收而融入这个族群。有些汉人是躲避辽西的战乱而迁至辽东高句丽控制的区域，有些是高句丽被掠夺而来，有些则是在战败后滞留于此的士兵。
当高句丽势力向南进入朝鲜半岛时，又吸收了部分的百济与新罗人。因此，从族群结构上分析，高句丽人的成份是相当复杂的。
与东北形成的所有族群一样，高句丽一族同样无法用现代的民族概念来进行评判与分析。在战争与历史的双重作用之下，各个族群都是在不断的相互吞并与融合之中发生变化。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无法支撑东北某个族群能在历史的发展中保持其单一的民族特性。
高句丽正式定下国号后，其主自称“高句丽王”。汉光帝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始见称王”。这是高句丽第一次被中原王朝承认为“王”的称号。此后，高句丽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会向中原政权朝贡请封，前燕时受封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南朝宋封其为“大将军、高句丽王”；北魏时“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公元463年，南朝宋封“高丽王高琏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是中原的政权第一次称其为“高丽”。这个史料被《宋书·武帝纪》与《南齐书·高丽传》一起收录。（宋书纪传的完成时间约为公元488年）
在南北朝时，“高丽”与“高句丽”彼此交错使用。到了隋唐之后，官方资料中开始大多称为“高丽”，《隋书》与《新唐书》都分别列有“高丽传”。“高句丽”自此被中原政权官方记载为“高丽”。
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后，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高句丽旧地。
此时高句丽的总人口约为348万，包括高句丽王族、鲜卑人、契丹人、新罗人、百济人与汉人。部分族群被迁至中原内地，遗留的人或入新罗、或投靺鞨、或奔突厥、或流入汉人聚居的辽西地区。
高句丽王族自此消亡，在之后的历史中，也再没有出现过一个能够被确认身份的王族后人。
高句丽灭亡之后，新罗在唐朝的扶持下完成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到九世纪末，新罗被起义军力量推翻后，半岛重新陷入混战。起义军两大领军人物弓裔和甄萱各自打出了高句丽和百济的旗号。
901年，弓裔称王，以高句丽（高丽）为国号。918年，弓裔部下发动兵变，出身于松岳（今朝鲜开城）豪族的王建被拥立为君，定国号“高丽”，年号“天授”。史称“王氏高丽”。
弓裔与王建之所以会将“高丽”立为国号，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以推翻新罗的统治为目的，当然无法继用“新罗”国号。以曾经辉煌的“高句丽”为名，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拢民心。
无论哪个政权，在建立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性，总是喜欢追溯自己的祖先。王建也不例外。
据说，王建为唐朝某个皇族之后。王氏建国之初，唐朝虽然已经灭亡，但大唐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依然深远。
能与大唐扯上关系，王氏后人对此并不满足。成书于1145年的《三国史记》，将高丽的始祖继续往上推演，不仅是高句丽，还包括了夫余、肃慎。
而成书于13世纪的《三国遗事》，更是为高丽塑造出一个活了一千五百多岁，在公元前二千多年便建立了“古朝鲜”的始祖——檀君。从而形成了“檀君——高句丽——高丽”的历史传承理论。朝鲜学者还根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其历史起源确定在了公元前3018年。
“KOREA”一词，是高丽或高句丽的称呼，韩国以此为国家名称。
虽然在称呼上一样，但高句丽与王氏高丽，很难说是同一个王朝的延续，甚至连同一个族群都算不上。
王氏高丽的国民以新罗人（来自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当然，在新罗人之中，有原来的高句丽遗存，还有融入新罗的靺鞨族、渤海人、以及一些契丹人与汉人。
在高句丽灭亡了250年之后，已经根本不可能从这些人里分得清哪些才是确切的高句丽人。所谓“王氏高丽”人，就是“高句丽”人的说法，值得存疑。
高句丽与王氏高丽及现代韩语在语言元素的使用上，有一定的关联。可是实际上，现代韩语与日语的联系也一样不少，美国学者白桂思在《日本、高句丽语系的民族和早期中国》一文中指出：“韩语与日语，都可以看到昔日扶余语的痕迹。”
而现代韩语与汉语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因为高句丽与王氏高丽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的都是汉字。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所有人的启蒙文字、学习书籍、典章制度、政府公文，全为汉语编著而成。
语言是各个族群在长期的相互融合中而形成，语言元素的联系同样不能说明族群之间的延续关系。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高句丽文化对王氏高丽及之后的半岛文化产生了诸多的影响。比如流行于高丽及韩国的玄鹤琴、海西假面舞剧等，就源于高句丽。
但无论是高句丽还是王氏高丽，影响他们最深刻的显然都是源于中原的汉文化。
高句丽王族以“高”为姓，便是自称为“高阳氏”后裔，而高阳氏指的就是汉文中的太阳神高阳氏、颛顼帝。
从高句丽墓室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大量源于中原文化的内容，包括人首龙身的伏羲与女娲、牛首人身的神农氏、持火披羽的燧人氏、锻铁造车的羲仲父子等。
“唯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是王氏高丽开国之主王建的遗训，王氏后人自此将中原文化奉为圭臬。
因此，与其说王氏高丽在文化上传承于高句丽，不如说是中原文化所延伸出去的另一个分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