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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戏作词的苏轼，其六首戏作词中有三首都与社交相关。在南宋的戏作词中，戏人之词与宴席之作更是将近八十首，社交对象包括亲人、友人、妓女，词人如何与他们进行社会交往都可从这些词作中管窥一斑。
南宋戏作词的内容与艺术特征
一南宋戏作词的内容书写
1. 社会交际的反映
南宋政坛党争激烈，波诡云谲，在亲人职务调动时，有时也通过戏作词进行勉励，如辛弃疾《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
族弟即将赴临安听候调遣，辛弃疾作此词送别。起句掷地有声，言辛家世代都是刚烈正直、忠肝义胆之人，强调家族精神。
既而“细参辛字”，指出辛家人功业都是历经辛苦，艰辛创立，辛氏成员的辛辣个性更使得他们容易与世龃龉，暗示族弟前路坎坷。换头通过与其他家族显赫命运的对比将话题引回到送弟赴任的主题上，嘱咐族弟要承担光大家族门楣的重任，勇往直前，不可因族兄仕途困顿就向往退隐闲居，结尾再以“靴纹绉面”之典讽劝。
全词围绕“辛”字展开，语言诚恳风趣，尽管讬之于戏语，却能看出辛弃疾对族弟的深情关切和谆谆勉励。
2. 自我内心的叙
戏作词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了与他人的社会交际外，自我内心的种种亦多有见之，个人心绪与生活逸趣均在叙写范围之内。
戏作词虽名戏作，似有戏语不郑重之意，却并未因此成为抒情言志的枷锁。天际无边而人之寿数总是有限的，就算活到古稀之年，将来也终究难免一死，故
而坦然面对岁月的流逝。二是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寿数有限，富贵名利更如过眼云烟，如果愿意清闲度日就不必四处奔波，不用将心思花在这些事上面，可见词人达观的人生态度。
词人郊行偶得游女掷的花，这本是生活中的普通小事，但词人却戏写此词解读，将得花写得深情而又遗憾，更在其中寄予志向，尽显生活情致。
鸡鸭成群散养在村中，地里的桑麻茂盛得能高过房脊，村民们怡然自得，温饱满足便不再要求其他。“新柳树，旧沙洲”，农村环境的变化全在这条溪流上，去年溪水流过之后，连旧日的沙洲上都长出了柳树，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大变化。
村里的交际也十分简单，村里新生的儿女，将来都或是嫁给金家，或是娶周家的女儿，人际来往毫不复杂。词人以平实直白的语言刻画了一个仿佛世外桃源般的村舍，通过描写村舍朴素简单的风土人情，表达词人对田园生活的欣羡之情。
二 南宋戏作词的艺术特征
1. 语言轻松，进退有度
南宋戏作词展示了词人生活的诸多方面，题序中言词乃“戏作”，说明词人不希望让词作显得过于严肃或有冒犯之意，故词作语言多轻松适当，进退有度。
绍兴三十一年（1161），虞允文在此地邀击金国南犯之师，使南宋转危为安。词人在这样一个见证历史变革的要塞写下这首词，极具讽刺意味，末两句尤显对南宋朝廷不思故国沦陷之痛、一心沉迷江南美景佳肴的不满，但词作用语却是非常平和。
先写落日江景，江岸崖壁之“翠”色、落日余晖之“金”色，鸥鸟之“白“色交相辉映，极具美感，而行人乘船畅游期间，一派祥和安闲气象。再写江行所感，江鱼肥美新鲜，前村有美酒值得畅饮，身处此番美景之中，又有美酒佳肴，只觉千年往事都已随时间埋没，何必再管兴亡之事。
全词语言松弛，节奏舒缓，没有歇斯底里的呼号，而是故用反语，将一腔失望与愤恨出以平和随意，更具苍凉之感。
玩笑戏谑是人际交往中常见的交流方式，但开玩笑必须注意适度，若是过头，反倒使对方不悦。戏作词中有大量调侃他人的词，词人在写作时，对于语言的拿捏是极为恰当的。
2. 用典贴切，巧妙灵活
“戏作”的创作心态并不影响词人对词作精工的追求，妥帖巧妙地运用典故是南宋戏作词另外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
根据写作对象选择合适的典故是用典贴切的基本表现。东昏侯即南朝齐第六任皇帝萧宝卷，萧宝卷当皇帝时极为宠爱妃子潘玉奴，词人自比东昏侯，将梅花比作东昏侯宠妃潘玉奴，一来表达了词人对梅花的喜爱非常，二来颇有调侃梅花之意。潘玉奴仗着东昏侯的宠爱放肆无度，梅花亦是仗着词人厚爱，任性扭捏，迟迟不开。典故运用之巧妙，由此可见。
女子善作墨梅，辛弃疾便选用此与墨梅相关的典故，既贴合墨梅主题，又夸赞女子画技绝佳，画作栩栩如生，表达出对女子的欣赏之意。灵活运用典故，更可使词作增色不少。
南宋戏作词展示了词人生活的诸多方面，题序中言词乃“戏作”，说明词人不希望让词作显得过于严肃或有冒犯之意，故词作语言多轻松适当，进退有度。
南宋戏作词的情感
一 南宋前期——高宗年间
1. 隐居山林之适
到南宋后期，戏作词创作逐渐走向衰落，尽管有刘克庄、吴文英这样的大家在戏作词寄予深意，却依然没能改变颓势。时权相把持朝政，排除异己，徘徊在政治体系下层的词人们无力关注政治，遂将目光集中于日常生活上，以戏作词写生活与社会交际中的种种事宜，调笑取乐。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继位，是为宋高宗，南宋就此建立。建炎二年（1128），金国大举进攻南宋，登基不过数月的高宗只得携南宋朝廷仓促逃亡南方，直至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才进入了偏安一隅的相对稳定局面。
遭受了山河巨变的重大打击，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终于安顿下来的南渡词人们迫切的想收复故土，但高宗任用秦桧为相，采取主和政策，对于主战的臣子屡屡排斥贬谪，他们在政治功业上难有所成。
故土的陷落、逃亡的艰辛、功业出路的渺茫三重精神压力折磨得南渡词人们心力交瘁、疲惫不堪，自然山水是他们所能找到的唯一寄托，也是唯一的精神慰藉之处，于是抒发隐逸情怀便成为这一时期戏作词的情感的主要取向。
2. . 物是人非之慨
经历了动乱一路流离转徙，终于在南方安顿下来的词人们，旧地重游时，不免在今昔对比中抒发物是人非的感慨。
回忆十年前在建安县赏花题诗之事，“醉题诗。夜弹棋”，意气风发，何等畅快，如今重回故地已是白发初生，“鬓成丝”。
下阕再写眼前景。大雪纷飞，桥头梅花凋谢，画船移走，这些都象征着时光飞逝，人、物变换，唯一不变的只有眼前的青山流水。词人将昔日意气与今夕老矣对比、动景与静景对比，感慨物换星移、往事如烟，暗含遗憾之叹。
郑棨是苦吟诗人，在风雪中骑驴上灞桥是为了构思诗歌写作，而词人之友人“戏走章台下”是为了寻欢作乐。词人将友人与郑棨对比，借灞桥翁之“笑”讥刺友人的纵情声色、荒唐度日。
词作写黄医医术高超，名传四方，囊中一粒药价值千金，对于相思病与薄幸心却是束手无策。相思病虽以病为名，却是因情事而起的烦恼，薄幸心则是关乎人品道德，药物不能治，医者自然也无可奈何。词人以此词赠黄医，调侃之意一望而知，亦是词人生活交际乐趣的反映。
二 中兴时期——孝、光、宁宗朝
1 升平气象之喜
中兴时期是南宋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高宗绍兴和议奠定了和平局面，孝宗则锐意进取，专以恢复为务，以“内修外攘”的治国策略着手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革，光宗、宁宗承孝宗之志，也有进取之心，南宋社会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词人亦常在戏作词中抒发升平气象之喜。
词人用谢安的典故着力刻画了友人及其后辈潇洒的游乐生活。正是有中兴之盛世，人们才能如此肆意游乐，对靠天险得来的富贵毫不羡慕。
中兴的升平气象也使得爱国志士们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报国情绪高涨，然而，孝宗和宁宗先后发动的隆兴北伐、开禧北伐均以失利告终，帝王的收复之心逐渐动摇。
并且，国家内部政局不稳。光宗惧内心理严重，又听信谗言疏远太上皇赵昚以致大权旁落，宁宗时期朝政先后由韩侂胄、史弥远与杨皇后把持，朝堂党争激烈，主和派与主战派党同伐异，争斗不休，一方得势便立刻打击另一方，不少志士遭到罢官贬谪。
伐金战争失利、帝王锐意消减、政坛斗争惨烈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收复大业遥遥无期，满怀收复志向的词人们只能在词中倾泄报国无路、壮志难酬的失意与愤懑。
2. 南宋后期——理宗以后
宋理宗亲政之初立志中兴，但晚年却沉湎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度宗荒淫更甚，宋末三帝年幼继位不掌实权，南宋后期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
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南宋国势危急，山河日下。彼时的当权者们却依然沉迷享乐，词人们于是在戏作词讥刺南宋朝廷的偏安一隅与不思进取。
当权的达官显贵一心沉浸在吴地的香风之中，将战马空放在南郊田野上自食青草，任其瘦弱不堪。以虞允文昔日之英姿对比眼下达官之寻欢作乐，讽刺之意显而易见。
下阕讽刺文人墨客的醉生梦死。起句以“周处杀蛟”的典故表达江山亦期待有志士承虞允文之遗风，然而现实却是，文人墨客只知享乐，毫无英雄气概。“乌丝醉墨，红袖暖、十里湖山行乐”。
他们或醉酒发狂，在头发上沾上墨汁妄图如张旭那样写出绝佳草书，丑态百出；或由佳丽相伴，在西湖山水畅游行乐，浑浑噩噩。此番世态让词人愤欲出世寻仙，又知寻仙终究是空想，只好感叹索性退隐。全词毫不留情地揭露南宋朝廷偷安一方、纸醉金迷的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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