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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晚期至战国的300多年中，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当时诸子百家竞相登场，精神文明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影响上说，前有儒墨，后有儒道，两者相辅相成。但是，毫无疑问，正如“性与天道，夫子罕言”、“子不语怪神”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总体上来说，我们本土的思想文化系统，对于“彼岸”的思考和探索相对薄弱。始于东汉明帝，佛教传入中土，南北朝逐渐繁荣。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它与儒家、道家、道教形成了鼎盛的态势。而且随着佛教的本土化，随着佛学为士人所接受，本土文化的薄弱环节逐渐被补强。
如何看待外来宗教、外来思想文化与本土思想文化的关系，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反过来说，本土思想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也是其特质的重要体现。汉代末，佛教传入100多年，苍梧人牟融就著《理想论》，探讨这一外来宗教的价值。他的论著引自说：「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也。…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玩五经为簧。世俗化的人，多非他们，以为背离五经而异道。争辩是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画间，略引圣贤之言证，名曰《牟子理》。而作为博学之士，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儒、释、道各有价值，佛教的传入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不妨共存。
东晋著名僧人支道林，对佛学颇有体会，又精研老庄。与此同时，他又与士林名流多有往来，探讨各种玄学主张，名重于一时。他引佛理注《庄子》，新意迭出，开启了思想界释道之路。
唐朝思想开放，儒学与道教、道家、以及佛教、道教和其他外来文化，大多可以和平相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著名文人的思想倾向，虽然多有侧重，但均兼摄多种因素。至五代有文士元嵩著《齐三教论》七卷，对儒释道相融互补的道理作了全面的阐述。
宋以后，三教互为补充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儒林外史》的开山祖周敦颐就是充分借鉴佛学和道家思想，才建立起理学的大框架，因而被人嘲笑为“周茂叔穷禅客”。当权者亦因应形势，承认这种思想模式。宋太宗诏翰林承旨苏易简、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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