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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足球界和教育界争论了一番，有不少人参与了进去，其中有些自媒体扛出了葛惟昆教授，批评中国足球。这些文章都不是葛惟昆教授本人所写，他不认识这些自媒体，而且在文章中，对他的观点也有歪曲之意。所以，葛惟昆特地写了下面这篇文章，以正视听。
葛惟昆教授原是香港科技大学的荣休教授，后来被清华聘为教授，现又在北大当客座教授。
葛教授是位资深球迷，现在临近80，还在球场上踢球，是清华足球队队员。葛惟昆教授和孙葆洁教授曾经开设过国内第一门的足球网络课程：足球运动与科学。葛教授还翻译过一本《足球的科学》，他关于足球文化的言论曾在大众中引起广泛的反响。
现在从中国足协到很多业界人士，都认识到中国足球的一大问题在文化，即足球文化。当我们努力花费精力、投入资本，加强与足球运动有关的各项建设的时候，往往更重视硬件，而忽视了软件。这个软件，归根到底，就是足球文化。
但是究竟什么是足球文化，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同时也有不少误解，比如有人就把它曲解为单指足球运动员的文化水平。所以对这个问题：“什么是足球文化”，非常有予以澄清的必要。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即：一，足球文化是关乎全社会的；二，足球文化的感性方面：对足球运动的热爱；三，足球文化的理性方面：对足球运动的理解。
一，足球文化是关乎全社会的
在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之初，实际上就有人质疑说：巴西球员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吧，为什么巴西足球那么强大？显而易见，足球文化并不是那么简单地以球员的文化水平来衡量，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而且仅就巴西一类国家而言，他们的球员或许在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水平不太高、很少具有高学历的（但也不尽然，著名的苏格拉底医生也是最伟大的巴西球星之一），但他们优秀球员的智商（球商）很高，尤其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足球文化非常先进。足球，就是巴西最重要、最耀眼的文化名牌之一。所以巴西其实是足球文化的大国、强国。
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它的民族属性、国家属性。复旦大学著名的文化学者葛兆光教授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把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概括为一句非常经典的论断：
“‘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
也就是说，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程度，是大致可以用比较统一的普世标准来衡量的，因此可以分出高下。而文化更多的是表现为差异。然而就足球文化而言，它的地域性、民族性尤其强烈，并且从对足球的发展的影响来看，不同的足球文化也非常不同，所以也可以分出高下，分出先进与落后。
在足球职业运动员和教练员、经理人、投资人和相关媒体等从业人员身上，一个国家的足球文化如何是表现得最为突出和鲜明的，但这个群体也是整个社会的集中表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归根结底，足球文化是全社会的现象，是国家层次的问题。
足球文化在群众性的足球活动中生根发芽、结出硕果。欧洲国家具有多级别、多层次的联赛制度，草根足球兴旺发达，把全社会的热情充分调动起来。欧洲国家每个周末，各级联赛热火朝天，自然激发起对足球的地域情感，更使足球变成终生的习惯与挚爱。以德国为例，随着二战后两德重建，足球作为产业工人们极重要的娱乐活动也在逐步恢复和发展。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采用了大量扶持和发展中小足球俱乐部的策略。如今，中小足球俱乐部已经遍布于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其中一些已经成长为世界顶级的足球俱乐部。与此同时，在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还可以看到郊野中、公园里，一群又一群人在唱歌，而且非常动听，具有极高的音乐素养。这都是与我们的文化很不相同之处。
在日本，校园足球也风生水起，高中足球联赛成了举国关注的大事件，这也是日本足球兴起的基础：她的足球文化已经植根于基层、浸润到青少年的心中。
我们关心的当然是自己国家的足球文化，但是要通过比较，才能更明白和更清醒地认识我们与先进国家和地区在足球文化方面的差别和差距。现实的情况是：不要说一层一层、直到基层的多级联赛，就连一些中甲球队都难以为继，这样的足球基础，谈何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二，足球文化的感性方面：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许多欧洲人说，足球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当中。在足球的核心地区欧洲，人们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达到疯狂的程度。这种热爱尤其表现在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所钟爱的球队，不管球队赢球还是输球，即所谓“死忠”。这种情感，一般都体现在对本地区球队的效忠。
欧洲球队一般以地区命名，像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马德里竞技，德国的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法国的巴黎圣日耳曼（大巴黎）和马赛，以及更为典型的现代足球发源地英国。我们熟知的利物浦和埃弗顿，以及曼联和曼城，都是大城市中双雄并立的典型；而在首都伦敦，则有更多强大的足球俱乐部，例如切尔西、阿森纳、热刺，等等。这些以地域命名的球队，大都有悠久的历史、显赫的战绩。例如现在红极一时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位于英格兰西北港口城市利物浦，于1892年成立，是英格兰，也是欧洲乃至世界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它一共夺取过19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7次英格兰足总杯冠军、8次英格兰联赛杯冠军、6次欧洲冠军联赛冠军以及3次欧洲联盟杯冠军。
本文作者于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几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值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鼎盛时期。1977-78赛季，利物浦第二次赢得欧洲冠军杯冠军，并在随后的1978-1979赛季里打破了英格兰本土纪录，以68分夺得联赛冠军、并在42场比赛中仅失16球。当时我对利物浦队印象最深的是它的7号球员和后来的教练达格利什，苏格兰人。他球踢得好，人又帅气，当年是无数球迷崇拜的偶像，现在依然作为利物浦的名宿经常出现在球场的贵宾席上。利物浦队也经历过大灾大难：1985年的海瑟尔惨案（对尤文图斯一役，死亡球迷39人，利物浦队被禁赛六年）和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死亡球迷96人）。在丢掉联赛冠军之后，达格利什在1991年辞去主教练职位。
利物浦的例子告诉我们，在英国，球迷和球队之间有着血肉亲情。利物浦之后，曼联在弗格森的调教下逐渐在英国足球称霸，并闻名于世。但是在曼彻斯特，球迷截然分为支持曼联和曼城的两派，虽然曼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被曼联压制，直到近年，才悄然崛起。而英国人即使在曼联的极盛时期，并非普遍地支持这一支球队；特别是在伦敦，球迷们崇拜的仍然是他们自己的阿森纳、切尔西等等。这种强烈的地域观念，是长期的历史淀积，是几代人的传承，其中融入了无比深厚的感情。
反观我们的俱乐部，历史都不悠久，而且基本以投资者的商号命名。这固然有积极的一面，就是有远见的经济强人对足球的投入和支持，客观上推动了足球的市场化和竞争机制，于中国足球整体的提高。但是这里面缺少最重要的感情因素，而带有过多的商业色彩。
上面提到的社区或草根足球和校园足球，是培育足球感情的摇篮，只有对足球的热爱和关注在全社会备受重视，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时，这个国家或民族的足球文化才算建设起来了。面对现实，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中国，距离这样的境界还遥不可及，而没有这样的足球文化作为基础，没有金字塔的宽阔基底，却奢望它的顶尖、即国家队能出类拔萃，实在是空中楼阁的幻想。
三，足球文化的理性方面：对足球运动的理解
足球文化更直接的反映，特别对业界人士来说，是对足球运动的理解。这一点是我们许多同胞认识不足的。很多人抱怨，为什么花大钱去聘请外籍教练，何不把这些钱用在与足球有关的其它方面，比如硬件建设；殊不知，在足球方面，中国既缺硬件，更缺软件，而硬件的寡陋，也与软功夫的疲软落后直接相关。
三年多以前《人民日报》就发表过文章，提出“中国足球一直没有仔细梳理（国外教练带来的）先进足球文化”；“中国足球落后，包括足球文化的落后”；“没有文化的足球是落后的足球，落后的足球是无法让大众满意的。职业化改革二十几年过去，短板总是要补齐的”。
对足球运动的理解，或许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探讨：1，足球是一项最复杂的集体活动，需要系统论的知识和操作；2，足球是体力与智力高度结合的运动，需要极高的智商与情商，是谓球商；3，足球包含深奥的哲学，需要深刻透彻的思维方式；足球的战略与战术精妙多变，需要有非常专业的研究；4，足球需要教育的支撑，也是教育的重要手段。
足球是最复杂的集体活动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项目中，足球是最典型的集体运动，它包含的人数之多，在所有运动项目中名列前茅。美式足球人也多，但它的进攻阵容和防守阵容是两套人马，而且在各个阵容中，每个队员的位置和任务非常明确。足球则不然，它就是场上11名球员，虽然有锋、卫之分，但位置灵活多变，而且每个球员都着进攻与防守的使命，甚至守门员也是进攻中一个环节，可以直接把球传给最适宜进攻球员的位置，最紧要时还可以跑到对方球门前参与角球进攻之类。
足球场上的协调配合，需要球员有大局观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广阔的视野、精准的判断，和巧妙的脚法。Team work， 团队协作，这是足球的精髓，也是足球之所以对培养青少年的大局观、集体意识、善于配合和个人服从整体等等品德和整个人生观、世界观具有极大的价值的原因。
足球是体力与智力的高度结合
显而易见，只靠蛮力或体型而取得足球比赛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最著名的球星，从贝利、马拉多纳到梅西，身材都并不高大，他们的成功充分说明：足球是体力与智力高度结合的运动，需要极高的智商与情商，是谓球商。足球精英，也是社会精英。在欧洲，例如贝肯鲍尔、普拉蒂尼都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利比里亚球星乔治·维阿，甚至当选了总统。作为出色的教练员的足球人士，无疑具有很高的球商。弗格森爵士、温格教授，里皮先生，等等，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绅士。当前活跃在世界足坛的著名教练们，齐达内、瓜迪奥拉、穆里尼奥，等等，也都绝对是聪明绝顶的人才。
而一个人的智慧，无疑与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程度密切相关。足球运动中的智力，由注意力、观察力、判断力和反应速度等等体现出来。这种智力的提升，也必须在长期而正确的教育和训练中才能形成。
足球的经营者也需要智慧。以利物浦俱乐部为例，有人说它是靠数学取得成功的。它现在的老板、投资高手约翰·亨利在2010年接手以后，决定用数据来改造球队，就是聘请高级数据分析师，根据数据来挑选球员、甚至主教练。历经十年，利物浦的成功举世公认。
足球包含深奥的哲学思想
足球的精彩，还在于它所呈现的深厚的哲学意味。足球哲学家克鲁伊夫的名言：“足球是一项简单的运动，但难的是踢出简单的足球”，真是意味深长、奥妙无比。除了简单与复杂，克鲁伊夫还论述了足球场上的快与慢，相对速度与绝对速度，简洁与控制，整体联动与个人能力等等一系列辩证关系。这些哲学思想的贯彻需要落实到场上球员的实际行动中。克鲁伊夫的好学生，西班牙球星哈维，就被称为“足球场上的哲学家”，他无论在巴塞罗那还是西班牙国家队，在中场的运筹帷幄，手术刀一样准确的穿透式传球，都是球队赢球的最大保障。
11名球员在场上看似无序或任性的跑动，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贯彻着主教练的战略和战术意图。足球的战略与战术精妙多变，比赛阵型不断演化，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攻守平衡：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而防守，也是进攻的起点。阵型的演变，首先要与一支球队的成员结构和踢球风格相一致，同时要针对对手的特点。是4-4-2，还是3-5-2， 或者4-2-3-1，因队而异，因战而异，并无成规。这也正是足球的魅力之一。
足球需要教育的支撑
球员和教练员的球商，不是天生自来的， 是在良好的足球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是从少儿时代开始所受的一系列教育使然。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当然也是足球事业的基础。
对于领导人提出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长时期以来没有正确理解，更没有认真实践。“从娃娃抓起”，绝不是抓出几个出类拔萃的娃娃，为国家队准备人才。这种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与体育、特别是和足球的正确关系的做法，不可能建设起全社会健康的足球文化，而且往往会揠苗助长，毁了一拨又一拨本来具有天赋的孩子。
几年来，校园足球得到各级教育机构的重视、获得蓬勃发展，这是发展足球的正路。但是普遍来看，广大青少年的课余时间因应试教育的重压而被各式各样的作业、辅导所占据，或者被电脑游戏所吸引，参与体育活动、尤其是足球活动的时间远远少于几十年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情形。这是非常令人遗憾，而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只有众多的孩子真正热爱足球了，足球人口基数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逐层选拔出各层次足球运动队的好苗子，并最终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国家队。同时也不必担心由于过早地把一些孩子推向专业化，而耽搁了他们的学业，影响了他们的前程，并从而挫伤了广大家长们鼓励孩子踢足球的积极性。
近四十年来，中日两国足球的此起彼伏，形成鲜明的对照。校园足球无疑是日本足球崛起最重要的途径。同时诸如“动漫”等艺术手段，也极为有利地推动了日本的足球文化，促进了日本足球水平的提高。对比中日足球的40年，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我们在苦苦寻求发展中国足球发展之路，结果却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灯火阑珊处其实不远，就在我们的隔壁。
何时我们的决策人、执业者，才能如梦初醒、恍然大悟，真正从足球文化入手，从全社会对足球的热爱发动，从小朋友的足球启蒙开始，从根本上扫除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障碍，中国足球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新一轮中超在疫情的阴霾下艰难启程之际，希望我们对足球文化的认真探索和对中国足球的满腔热情，能为此盛事送出一份由衷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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