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3894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8 分钟。
骆驼因其负重能力强，及对干旱、风沙大的环境具有良好适应力的生理特性，被用作在沙漠中驮运货物的工具。在北朝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贸易交流和外来文化的传入，使骆驼这一带有典型西域文化特色的动物进入到随葬俑群中。唐时因西域诸国的进贡和养驼之风的流行，骆驼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参与度逐渐提高，因而墓葬中的骆驼形象也更为生动具体。
一、骆驼俑出现及流行的历史背景
（一）骆驼的管理和使用
两汉时期骆驼极少见于在中原地区，因内地并不出产骆驼，其主要来源于朝贡。这些骆驼作为运输工具多就地饲养在适合骆驼生长的西北地区。为了对骆驼进行统一管理和饲养，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员，机构如橐泉厩，官员如橐泉监长、橐泉监丞、牧橐令等。
魏晋以来各游牧部族向内地迁移，并且继续以放牧牲畜作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此时骆驼不仅可供驾乘，也可用于农耕。北朝时官方对骆驼的合理养殖和规范管理使其数量大幅增加，养殖地逐渐由西北地区向中原转移，并州（今山西北部）已经出现了官方用来养殖骆驼的牧场。
北齐设立有牧政机构对骆驼进行管辖隋代专门设立有管理骆驼养殖事物的机构，对于骆驼的养殖方法、生产模式在《治马牛驼骡经》中有详尽叙述。隋代承袭北朝对于骆驼的规范饲养和管理，对骆驼习性的熟悉使这一时期对于骆驼的畜力使用有了更详细的说明。
唐代对骆驼的饲养和管理则更为完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骆驼管理机制，设立的典厩和典牧负责骆驼的饲养工作，并对管理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些中央管理的骆驼可作为宫廷驼运物品的工具，《唐国史补》中记载开元年间每天使用数十匹骆驼将御井中的水驮运至宫中。
除去官方养殖的骆驼外，唐代骆驼的“私牧”数目也很庞大，在山西长治王休泰墓中，骆驼俑与马俑、陶质生活用具一同随葬在陶屋旁，这种随葬形式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体现出当时私人养殖骆驼的普遍性。
（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北魏时期骆驼出现在随葬俑群中，与这一时期人们对骆驼的熟悉度上升有关。中原与西域地区的外交往来和战争将大批骆驼带入，如太和二年时龟兹国献供名驼七十头，吕光出征西域带回各种珍奇异畜和两千余头骆驼。这些名贵的骆驼多流入上层阶级，或为北朝时期随葬有驼俑的墓主人多为中高级官员的原因之一。
常与骆驼俑组合出现的胡人俑同样是外来民族文化的体现。目前已知最早的骑驼俑和载货骆驼相组合的造型出现在太原北齐韩祖念墓中，骑驼俑头戴黑色圆帽，下穿窄腿裤，脚穿尖头鞋，衣着刻画细致，为典型的胡人装束，可见当时人们对胡人的了解程度之深。
《洛阳伽蓝记》对商旅胡人在洛阳的居住情况进行了描述，并记述在北魏分裂之前在胡人定居于洛阳的已有万余家。北齐上层阶级对胡人文化尤为喜爱，许多胡人因此获得恩宠，胡人俑伴随驼俑出现，与上层社会对胡族文化的接纳和众多胡人在中原经商居住的社会背景相符合。
（三）丝路贸易的兴盛
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骆驼因能长时间驮运重物的特性，成为丝路商旅中的一员。但此时中原与西域各国的往来多属政治行为，而商业沟通有限，骆驼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仍是来自异域的珍奇动物，并无深入了解。
随着中原与西域商贸往来的逐步深入，北魏都城平城与丝路沿线各国产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与骆驼俑相伴的还有骑驼俑和牵驼俑，均为典型的胡人外貌，骆驼背部多刻画出货物和驮囊。从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载物骆驼俑背部刻意描绘出的丝绸、胡瓶可知人们对当时胡商和贸易物品的了解和熟悉。
丝路往来的商旅和骆驼形象在北朝墓葬壁画中也有表现，如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的棺床上对胡人来中原进行贸易的场景进行了描绘。
进入隋唐，丝路贸易与人员往来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外来商品和文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渗入。唐朝对外设立互市，使骆驼交易更加规范化。此外，由于各国商人、外交使节来华人数的增加，为了便于管理和提供服务，唐政府专门设立有鸿胪寺和典客署等，友好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对外政策也使境外各国商人愿意来华进行贸易和交流。
唐代社会环境的开放和兼容使骆驼俑与胡人的组合形式已不拘泥于胡人牵驼或骑驼。载乐骆驼俑的出现表现出唐代胡汉乐舞充分融合的社会风尚，也说明骆驼这一典型的西域象征逐渐走向普通化和日常生活化，工匠对胡人及骆驼这两种外来事物已可进行造型化或形象化的描摹。
二、骆驼形象溯源
北朝之前以骆驼作为造型的随葬品在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发现较少，且多为单件出现，并不具有普遍性。直到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原地区与西域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墓葬中的骆驼形象发现较多。
汉画像石中同样刻画有骆驼的形象，在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地均有发现。但从画像石中的骆驼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形象上仍可看出，虽然骆驼已成为画像石中的动物题材之一，但其作为来自异域的珍奇动物，外形特征仍不被中原地区人们所熟悉，其形象的出现更注重体现的是墓主人所拥有的财富。
北朝之后，骆驼形象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墓葬图像中，与前代相比，此时的骆驼形象更为写实，多背负有物，通常作为表现丝路商旅的内容之一。北朝所见骆驼图像多描绘在墓壁和石棺床上。而单峰驼作为原产自中西亚的骆驼品种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墓室中，可见在北齐时商业贸易规模和区域的广泛。
唐代以来随着丝路贸易的扩展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骆驼在中原地区的壁画墓中已较为常见，且骆驼已逐渐脱离丝路商旅的画面，而与牵驼人一同加入到由马、牵马人、仪卫构成的马驼仪仗队中。
在初唐时期，墓葬壁画中的骆驼图像沿袭北朝，多与胡人、马共同组成。关中地区高宗及之后时期的壁画中，骆驼则多为马驼仪仗队中的一员。这种壁画内容与墓葬俑群中骆驼俑和马俑成组出现的组合形式极为相似，而地下世界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还原，可见在唐时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重要性已可与马相提并论。
随着人们对骆驼习性了解的深入，唐壁画墓中的骆驼姿态动作与北朝相比更为多样生动，如陕西泾阳唐张仲晖墓中绘制的骆驼或奔跑，或缓行，或小息，对骆驼不同状态下的姿态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三、外来文化影响下的骆驼俑与骆驼图像
近年来隋墓中出土的几件驼俑背部所负驮囊的图案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这种图像被葛承雍先生称作“酔拂菻”。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欧洲收藏者手中也有装饰有此类图案的骆驼俑驮囊，可见其图案有固定的模板，并非单一的创造。驮囊上的图案主要有醉酒者、随从、安法拉罐、来通角杯、拱形门廊柱子和常春藤装饰等内容。
有学者对这种图像进行了探索，认为画面正中的醉酒者更可能是酒神的随从西勒诺斯，而非酒神迪奥尼索斯，图案模本的产生可能与粟特匠人有关。
之后的学者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找出了这种图像在古希腊、罗马艺术中的原型，证实画面中心体貌年老的人物应为西勒诺斯。“酔拂菻”模印图案根源于西方，在隋代这些图像符号经过制作者的重绘出现在具有中原特色的陶俑上，可见隋时中西方艺术和文化的交融与渗透。
骆驼俑取材的来源多为丝路商旅上满载货品的骆驼，因此骆驼背部除常见的丝织物外，还经常装饰有胡人的生活用品。如陕西礼泉牛秀墓和郑仁泰墓发现的载物立驼俑背部装饰有扁壶，与何家村窖藏所出扁壶形制相似。
唐代三彩骆驼俑流行使骆驼背部所负物品更为清晰明了，如陕西西安南郊唐墓 M31 出土的一件三彩卧驼俑，驮囊旁挂有一壶，外形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所出的一件扁圆腹、高圈足外侈的鎏金银壶极为相似。这件银壶的造型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流行样式。可见丝路贸易不仅使丝织品远销海外，西方流入的器物同样受到了唐代贵族的接受和喜爱。
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发现的石门额对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骆驼内涵进行了更为直观的展示。在安伽墓石门额的中部为三头骆驼，其上负一莲瓣须弥座，座上有一圆盘，盘内火焰升腾，座两侧各有一祭司，画面整体充斥着浓厚的祆教祭祀氛围。墓主人安伽为安国来华粟特人，曾任职管理祆教事务的萨保。
在祆教典籍《阿维斯塔》中巴赫拉姆为战争和胜利之神的化身，其形象是一只公驼，可见在祆教徒眼中骆驼是一种受人敬仰的动物。
山西太原隋虞弘墓石椁上的画像题材同样来自于异域，墓主人为鱼国人，曾任职检校并州萨保府。其墓中的第三块石椁中部描绘了一幅一人骑骆驼射杀狮子的画面，骆驼为单峰，背上铺有一大一小两层毡垫，正配合主人猎捕狮子；第四块椁壁上部为骑驼猎狮图，一单峰骆驼正自左向右疾驰。
两幅图像中的骆驼与祆教所认为的战神形象相吻合，且均为单峰驼，带有浓烈的中近东和西亚色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虞弘游历波斯、大夏和安息故地的经历。
类似的骆驼形象同样见于境外的粟特出土物中，如俄罗斯埃米塔什博物馆藏有一年代在公元 7 世纪左右的粟特鎏金银胡瓶，其上装饰有一肩生双翼的骆驼，为传统的粟特军神形象。
从安伽墓和虞弘墓的发掘报告可知，这两座墓葬均采用了汉人的墓葬形制，使用了石椁、石棺床等葬具，可见中原丧葬习俗对入华粟特人的影响，石质葬具的采用可能是因为其更接近于他们传统的盛骨瓮葬具。但这种葬具上所绘制的图像却带有强烈的民族和宗教色彩，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结语
骆驼形象在北朝之前的墓葬中也有发现，但较为零散，多作为装饰图案。而骆驼俑自北魏起常出现于随葬俑群中，并具有多样化的形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游牧部族向内地的迁徙活动有关。
北朝恰恰是各游牧部族南迁并将骆驼养殖地向中原转移的时期，骆驼养殖范围向内地的扩展也使北朝时对于骆驼的管理更为规范化，从而促进了骆驼的生产和使用。地下世界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骆驼所在俑群的变化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原地区使用骆驼的情况。
通过对墓葬中骆驼俑形象的发展和变化进行梳理，可对当时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也为研究北朝隋唐时期的随葬陶俑制度及丧葬理念提供了更多信息。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唐代大量出土的骆驼俑有何来头？与西域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