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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在北宋文坛有着公认的崇高地位，他主盟文坛期间的文学活动对宋文乃至后世文章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欧阳修的创作代表了宋代文章的突出成就。
因此，后学者追踪宋代文章的创作，无论是非，或多或少的都会涉及到对欧阳修的评价。与此同时，欧阳修不仅领导“古文运动”有功，且其对骈文的改革更有卓著成就，他确立了宋代四六文的标准典型，并在骈文改革中留下了许多新变的机缘，这就使得欧公以后的宋代作家及后世学者们在追摹宋代四六之时，无论是完全照搬还是另辟蹊径，都绕不开欧阳修所创制的这一传统。
宋代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接受
一、宋代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接受的背景
晚唐至五代时期，唯美主义复归。骈文作为雕琢华美的文体，成为很多士人的选择，因此，这一时期迎来了骈文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宋初文坛沿袭晚唐五代的唯美风尚，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盛行一时。西昆诸人标榜晚唐李商隐，酬唱诗歌与李商隐诗风颇为相似，有《西昆酬唱集》流传于世。
《西昆酬唱集》虽是西昆诗集，但西昆诸人得李商隐骈文之风貌，在骈文创作上显示出与晚唐五代词彩典丽，文风一脉相承的倾向，这种文风在北宋初年盛行一时。
实际上，骈文发展至宋代，在体式上显示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固然有文章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也必然有宋代士人性情、才学的因素，但发生这一改变的重要原因则在于骈散对峙。
北宋以欧阳修为主将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宋初以来骈散对立的文章格局，不仅使古文居于文坛主流地位，还使骈文通过改造，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宋四六。这一点，成为后世接受欧阳修骈文的前提。
在北宋初年的骈散之争中，较早提出反骈主张的是柳开。柳开认为，骈文创作中的藻饰与声律导致文章悖于天性，而这种天性指的则是仁、义、礼、智、信。显然，柳开彻底摒弃重声律和藻饰的骈文，在他眼中，文章只能是传道的工具。
无论柳开还是石介，抑或是其后与他们持相似观点的尹洙、穆修等人，显而易见继承了唐代韩愈“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观点，只是他们过分追求“道”在文章中的地位，甚至追随韩愈文章怪奇的一面，忽视了文采对于文章的必要性，因此在这种观念下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形成与骈文抗衡的能力。
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早年大量创作时文，并达到比较高的水准。欧阳修骈文创作成就突出。其后，欧阳修主盟文坛，骈文写作开辟了与“西昆体”作家迥然不同的创作风格。
在骈文理论方面，他反对骈文堆砌辞藻、罗列典故，极力倡导文体文风的变革在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之后，宋四六逐渐成为与古文分工不同且仅专门应用于某些应用场合的文体。其身后，宋四六又经过不断改造和完善，应用属性更被有意突出和强化。
二、宋代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接受的特征及意义
宋代诸位骈文家对欧阳修骈文的接受，不仅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理论背景相吻合，而且经过他们的创新改革，宋四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获得了比较健康的发展。
当然，在当时骈散对立的前提下，欧阳修作为古文家改革四六，在四六中融入古文的形式，为推广古文、抬高古文地位做了充足的准备。
尽管欧阳修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像他的前辈韩愈那样过于激进，使文章走向奇崛的道路，但他主观上的确是继承了韩柳“文以载道”的传统，从而复兴古文，并不是站在骈文的立场之上改革的。
苏轼、王安石对于欧阳修的接受，除了在理论上继承了其“载道”的传统，在骈文创作上则重点关注骈文的形式。他们继续发扬欧阳修运散入骈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或是更进一步突破四六句式的限制，或是突破声韵规则，或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无论如何，他们对于四六的贡献有创体之功，且在当时骈散对立的情形下无疑有巨大意义。
元明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一、 元明代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背景
骈文到元代整体呈衰落的状态，并保持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末。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骈文内部的发展变化，另一个原因则是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就骈文内部发展规律来说，六朝时期骈文鼎盛，无论辞藻、用典、声律还是对偶都达到极致繁缛的状态，到了隋唐五代时期，虽然韩柳发起了“古文运动”但唐末这种绮艳的文风又复归，此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一直到了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将古文之气注入骈文中，尽管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内骈散突破对立，走上了一条相对健康的发展道路，但不能否认的是，依旧存在改革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随着欧阳修及其后人的接受发展，变得愈加明显。
虽然这种以散体入骈文的方法并不是始于欧阳修，在欧阳修之前，“燕许”已有这种倾向，其后陆贽、韩愈、柳宗元等人在继承“燕许”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
但到了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之后的宋代诸人这里，骈文改革的结果使骈文写作的应用范围更加局限化了，只在表启、奏制等庙堂文体中得以应用，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大大缩小，形式上其实已经抛弃传统骈文骈俪的特点，对偶之句越来越冗长，典故运用生搬硬套，整体风格上质木无文。
这时的宋四六，既缺少骈文浩浩汤汤的气势，也没有散文议论说理的旨趣，可以说只剩下了骈文和散文各自的缺点，将两者的优点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消耗殆尽。
除此之外，就元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来说，并没有适合骈文发展的土壤。首先，儒生士大夫作为写作骈文的主力军，在元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且不说在元代初年统一疆域之时，大量儒生被俘虏和杀害。即使是逃过此劫的儒生，由于民族政策的限制，在元代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地位并不是很重要。
其次，元代完成统一后，将程朱理学定为国是，以维护王朝统治。程朱理学反映在为文创作上，第一是重道轻文。科举之文必须以经术为首，如果使用律赋等以浮艳奢华为特征的文体皆不被取用，因此骈文在元代终究是没有多大发展空间的。
在明代，主张文学复古的作家们将六朝骈文纳入复古的范围，消除唐宋以来对六朝骈文的批判和误解，甚至将其文坛地位提高到与汉魏文章相仿的高度上，主张学习其在形式技巧方面的优点。而明代文人在面对宋四六的时候，绝口不提或者嗤之以鼻。当然，这与明人想以复古六朝骈文的形式以求创新有关，并不以藻饰描写见长的宋四六便不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二、 元明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接受的特点及意义
纵观整个骈文发展史，元代和明代属于骈文衰竭期，骈文创作数量少，且质量低，有关宗欧学欧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除明初翰林文人尚欧公创作之外，仅仅在明代科举考试的表文中留有欧公骈文的风神。
在唐宋文章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抬高儒学理性、轻视辞章的的主流观点，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不断得到强化，“理”学观念逐渐代替“文”学观念。
而当前后七子主导的复古文学思想兴起后，所复之古包含六朝，以六朝骈文为审美取向的思潮便流行了起来，文学创作以六朝为正宗。而此时的应用文却多宗北宋的翰林学者，科举制中宋表对于欧阳修的接受，可以看到在中央集权制度内对理性思考和政治教化的重视，而经欧阳修改革的宋四六对书写理性思考和政治教化相对有利，更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因此宋代科举表文学欧拟欧的风尚逐渐流行开来。
清代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的接受
一、 清代骈文家对于欧阳修骈文接受的背景
乾隆年间，桐城派方苞、姚鼐、刘大櫆等诸人先后倡导古文，尽管当时很多骈文家主张骈文尊体，但由于在实际创作当中有沟通骈散的倾向，因此没有完全在理论上与桐城派诸人彻底对立。
后来孙梅的《四六丛话》和阮元的“文笔之辨”在文坛引起轰动，但骈文依然受古文家轻视。不过这时批评界主张折中骈散的观点越来越明显。清代文坛对于清代骈文的审美趋向和评价标准，所复古的方向为魏晋六朝骈文，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将六朝骈文和初唐骈文奉为师法对象。而本论文论述的重点——宋代散文化的四六，在大部分骈文家眼中是不可取法的，所以无论在创作实践中还是理论批评中较少见到宋四六的影子。
清代骈文批评所推崇的重点是六朝初唐骈文。而其之所以成为当时骈文写作与批评的风向标，原因不仅在于当时审美的趋势，也在于清代骈文批评家们能够做到将典雅庄重和缘情绮靡两种骈文风格融为一体，从而使清代骈文走向复兴的道路。二、清代骈文家对欧阳修骈文接受的特征
清代骈文重视沉博绝丽，这不仅是受到清代尚学风气的影响，还受到清代台阁文人崇文的影响。而宋四六并不符合此时的骈文审美习惯，因此不仅在骈文批评理论中不受到重视，而且在清代作家中仅得到极个别人的效仿。张之洞骈文，确实有欧阳修改革宋四六后的风貌，但其一人很难抵挡清代尊六朝骈文为正体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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