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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分析唐代举子南游这一举动中，来学习和了解当时唐代的社会风气。
科场经验
有人总结过唐人的科场经验，所谓“青云之士”，指的是那些具有话语权的名公巨卿。对于出身社会中下层的士子而言，先达的延誉或许将直接决定自己的科场命运。于是，为了登第，士子们奔走于全国各地，不断行卷干渴。在出发之前，举子们大多会慎重选择自己游历的目的地。
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东西，包括将极有利于诗坛名望的形成与传播。韦庄为南游归来的叔父赋诗，故而可知韦氏这一年来主要游历于江南地区。温庭绮在《送人南游》中云:“送君游楚国，江浦树苍然。”
看来这位友人即将启程前往荆楚地区。从流传下来的诗作来看，不论是干渴还是游历，湖南地区多成为时人南游的界限。在送人南游的诗作中，“潇湘”和“洞庭”是常被提起的地理标识。“潇湘人不归”指示了游子的所在之地。岳阳、洞庭、、潇湘皆是湖南地区的文化符号。可见马戴所送的士子也将要去往湖南地区。类似的还有郑谷的《南游》:显然，郑氏的南游之地亦是湖湘地区。
相比之下，去往诸如岭南、闽地等南方边缘地区的举子就要少了许氮虽然亦有不少士子度岭南游，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士都赞成这样的行为。直至晚唐五代，还有不少人认为“南海”、“南国”不是行卷、干渴的好去处。杜荀鹤就在《送友人游南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诗的尾联直言希望友人早日归来，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南海”并不是什么好地方:那里山岭众多、人口稀少，是一块贫瘩之地;那里诸如“寒暄气不均”、瘴气袭人的恶劣的自然环境是北来之人无法适应的。
“只为贫”道出了友人南游的直接原因，可见这位友人彼时颇为失意。在杜氏看来，似乎只有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才“迫不得己”南游。而在另一首《送人南游》中，杜荀鹤道出了他反对南游的深层次原因:游南国者，大多是时光。
原因很简单，这里是一片远离京城的荒蛮之地，到这里为官的大多是宦海失意之人，他们或许丧失了话语权，对朝廷和诗坛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即使南游士子的诗文能够获得这些人的赏识，又会对自己的诗坛声名有多大的帮助呢?言下之意，这里的先达没有能力为举子制造、传播及第所需要的声望。
杜荀鹤“纵有投文处，于君能几何”的感慨正由此而发。事实上，杜氏自己也曾南游，但仅到达湖湘地区便戛然而止，并没有进一步度岭南下。可以说，“岭”就是当时士子们游历的南界。
李频的看法
而在李频看来，士子的南游似乎对那些滴居边远地区的“迁客”更有意义:诗中的潘州即今天的广东茂名地区，在当时属于“岭外”的地界。仿佛见到南来的士子，这些滴居于此的失意官员找到了可以倾诉郁闷的知音。似乎当地无法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事实上，李频所言亦非无端之夸大。
崔坑于咸通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州佐，“于时循人稀可与言者”，可见当地鲜有文士。甚至在当地的节度幕府中，有科名的士子亦十分少见。然而直到中和末年，郑续出镇南海时，其幕府除了郑隐之外，再无科名之士。所以，诗人才会认为南游士子的到来，给迁客们带去了心理上的安慰。
不仅是“南海”地区，在中唐以前，士人们较少游历至福建地区，虽然闽地登科士子的记录可以追溯至神龙元年的薛令之，但薛氏并未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相应的影响。韩愈作《欧阳生哀辞》时就误将欧阳詹视为闽地第一位进士及第的士子。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体现了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易言之，欠佳的文化环境，是士人们止步“岭表”的重要原因。
前文说到，从《会昌五年举格》中可知，江西、湖南两地已经获得了“中间区”的政治待遇。然而，在当时士人阶层的心目中，这两个地区并非获得了足够的文化认同。唐殷亮《颜鲁公行状》载:“大历三年迁抚州刺史，在州四年……七年九月拜湖州刺史。”可知颜真卿于大历三年至七年所任并非临川内史，而是抚州刺史。
彼时，州人杨志坚正“嗜学贫居”。但是，他不仅没有受到乡人之重视，反而引来了其妻的厌恶与遗弃。而从颜氏判决所产生的的社会效果一一“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一一中似可看出，此前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可见，某些南方“欠发达”地区不仅不能为士子们提供延誉的资源，甚至还会抵制他们读书的行为。上文说道，凭借着快速的经济发展，江西地区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并跻身“中间区”的行列，但这种地位并未得到当时士人社会的广泛认可。杨志坚的事例就体现出士人阶层在部分江西地区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
正因为此，直至晚唐，还有不少人认为江西的某些地区似乎也不是投卷、出仕的好去处。大庚岭是赣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岭南与江西地区的分界线。庐陵地区与五岭相接，李诗中的“山连五岭长”即由此而出。这种地势上的关联又勾起了时人对庐陵地区“远俗”的文化印象:这里户无多土、蚕不满筐，社会经济十分落后;这里居住的多是好勇斗狠的“溪恫”蛮族，因而民风彪悍。
面对即将要奔赴此地为官的王郎中，作者只好勉励王氏勤劳为政，以仁政为君主怀柔远地。到过庐陵的还有五代的徐铱。他在当地见到一位朱姓进士并亦作诗赠之:徐铱之所以会以严助比朱观，是因为:其一，朱观进士及第，而严助曾“举贤良”，两者进身经历近似;其二，严助曾平定闽地叛乱，而朱观在南方为官，二人都是国家权力在南方的代表，为南方社会的稳定颇有贡献。
同时，徐氏又颇为朱感到担忧:庐陵地处偏远，即使朱氏有新诗，也难以传播至朝廷。同时，由于远离中央，朱氏在这个地方极难遇见名宦公卿，自然也难以得到延誉与奖拔。在庐陵这样一方“远地”为官，岂不是白白浪费了朱观这一身才华?被视为“远地”的还有袁州地区。中唐刘长卿曾作《送柳使君赴袁州》:诗中“三苗按节远人归”既是对柳使君政治才干夸赞，也是刘氏“袁州之民皆为远人”的潜意识的流露。
晚唐无可又有《送宜春裴宰》一诗如果说“孤城与岭通”陈述的是无可对宜春的地理感知，那么“惠化”则流露出诗人对该地的文化印象一一“尚未开化”。事实上，江西地区在在晚唐时期涌现出了大批进士，数量居于全国前列，丝毫不逊色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足见其在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宜春籍的进士人数更是冠于江西地区。然而以上两首诗作告诉我们:直至五代，江西还有不少地区依然被视为尚需开化的地区。
至于湖南与广西的部分地区，时人也常以“丑地”目之。李唐宗室后人李至曾分别于永州、柳州为吏。这种举动令柳宗元大为不解:入幕为吏，是唐人出仕的一个重要途径。令柳宗元不解的是:，朝廷急需有才华的士子出仕为官、为国效力。“安史之乱”后的政局也为士子们大展手脚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然而，一位“诗有干局”、“知人情，识地利，能言其故”的宗室子弟，不在两京“安分”地备考、为官，却跑到这种左迁之地为吏，岂非“自取瘴病”?在柳子厚看来，永州一带“名不在刑部”，即使朝廷不派吏员前来也无甚关系。要不是因为，估计他自己也不会来到这种地方。
因此，当得知李至即将北还的消息后，柳宗元便迫不及待地催促其上路，只留下了一句“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己”(快走吧，就说到这吧!)，似乎离开是一种理所当然一一一个士子要想有所作为，应该在以两京为中心的“核心区”，切不可在那些“丑地”岁月。
结语
如果说科场举格着重反映了各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那么举子们在“南游”目的地抉择中所体现的就是南方各地不同的文化发展水平。故而，按照前文的分析，本文所研讨的“南方”包含有“中间区”和“边缘区”两种层次。需要注意的是，江西、福建等几个南方地区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文化发展与政治待遇不相匹配的。
相对而言，浙江东西、、淮南、鄂岳属于开发较早的地区。从会昌五年的举格来看，江西已然成为“中间区”并得到朝廷的认可。然而就在武宗年间，江西士人在科场中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
会昌三年及第的袁州士子卢肇还被问及“袁州出举人耶”这种带有挑衅色彩的问题。上文所引徐铱《庐陵别朱观先辈》等也折射出江西地区的政治、文化地位尚未得到士人阶层的广泛认可。其次，往日默默无闻的福建地区成为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闽地经济在当时获得极大的发展。
伴随着区域社会发展的，是当地士人阶层的群体性崛起。中晚唐时期福建士人群体在科场中的优异表现就是一种体现。然而，福建地区的解额却没有相应地提高。经济发展与政治待遇上的不匹配为闽籍士人在科场及知识界中的相关遭遇、行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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