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南进”思想、文化的传播
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经历了巩固政权及扩张壮大阶段，初期高句丽政权的注意力在于“西进”对辽东郡的掳掠寇钞，而并未有“南进”的实际突破。并且彼时，朝鲜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存在着中原王朝所设边郡，乐浪、带方二郡。其横亘在高句丽与朝鲜半岛南部政权百济与新罗等之间。有学者考证分析“在统一新罗之前，朝鲜半岛的古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北部是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明体系，从乐浪夷经古朝鲜（箕氏、卫氏）历乐浪诸郡（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带方）至高句丽；南部是以韩文化为核心的文明体系，从“三韩”（弁、马、辰）至“南部三国”（百济、加耶、新罗）。”
①由此可见，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而高句丽“南进”向朝鲜半岛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无论是对高句丽，亦或是对朝鲜半岛南部政权，甚至于东北亚地区日本的文化，均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其一，由高句丽“南进”乐浪郡、带方郡而进一步承袭中原王朝文化。公元四世纪初高句丽吞并了乐浪、带方二郡，中止了代表着汉魏晋文化系统的乐浪郡文化。②高句丽不仅占据了乐浪郡、带方郡的土地，更是直接承袭了这一地区的先进的汉文化。至公元五世纪高句丽占据辽东、玄菟郡更是进一步吸收了中原王朝的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没有中原文化，就没有高句丽文化，高句丽文化是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③有学者考证，高句丽3世纪以前基本为手制夹砂粗褐陶，4-5世纪则轮制泥质灰陶多见，同时还出现低温釉陶，而低温釉早在两汉时期便在中原地区流传，高句丽釉陶器的出现，应与此时高句丽向南向西发展有关。④可见高句丽“南进”对于文化的吸收反映了在了生产生活之中。同时，关于高句丽的祭祀习俗，“俗多淫祠，祀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神等。”⑤高句丽祭祀箕子神，当是占领乐浪、带方二郡后对汉文化的一种继承。同时，高句丽在对佛教的受容、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乐浪郡的文化。⑥由此，高句丽汲取乐浪郡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思想、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其二，高句丽中止了乐浪、带方二郡的文明，百济、新罗等政权由吸收乐浪郡文明，转变为吸纳承袭了汉文化的高句丽文化。自汉武帝元封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设置乐浪郡，至晋愍帝建兴初年（313、314年）高句丽“南进”吞并乐浪、带方郡，乐浪郡持续了四世纪之余。作为中原王朝设置于朝鲜半岛的边郡，其汉文化高度发达，迄今平壤地区还保留着乐浪郡治土城，出土过大量带有汉文字的铭文和遗物。而乐浪郡及后置的带方郡的郡县文明、文化辐射了朝鲜半岛的政权。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流有陆路与海路两条通道，在文化发展早期，海路交通自然不如陆路交通便捷，而朝鲜半岛南部地区若想通过陆路达到中原王朝，乐浪地区为毕经之地，所以乐浪郡是向朝鲜半岛传播中原文化的早期主要源头。乐浪郡向朝鲜半岛传播了汉字、汉语的使用，以汉字为载体，传播了中原王朝的文化。据《三国史记》记载，祇摩尼师今十四年（125年），“王移书百济请救，百济遣五将军助之，贼闻而退。”①盖娄王二十八年（155年），“冬十月，新罗阿餐吉宣谋叛，事露来奔，罗王移书请之，不送。”②史料反映出百济与新罗之间互通文书，其语言沟通并无障碍，移书当是由汉字所书写。且由考古资料可以证实朝鲜半岛南部使用汉字的情况。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概念，其是指“是在同一个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其标志是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③其中汉字作为各国之间传达外交文件的通用文字，成为学习中原王朝文化思想、规章制度的桥梁。
高句丽“南进”将乐浪、带方郡吞并后，代替乐浪地区掌控朝鲜半岛通往大陆的通道。朝鲜半岛南部政权则更多吸纳了高句丽的文化，文化上又打上了高句丽的烙印。这由考古资料在积石冢的墓葬形式、山城的筑造技法、绘画技艺、器物制造工艺等方面可以证实。墓葬的典型是高句丽的积石墓，后来成为三国墓葬共同形式的封土石室墓，也是最先产生于高句丽，后来才普及到朝鲜半岛南部。对于此有学者论证，“高句丽原有的葬俗是积石石圹，后来演变为封土石室墓，这是受到乐浪、辽东墓葬的影响，而百济的墓葬开始受乐浪、带方的影响，之后又受到高句丽的影响。”④另外，高句丽对百济文化影响的另一实物资料便是山城的营造。高句丽“南进”朝鲜半岛后延续了建造山城的传统，百济亦接受了此种形制。“从这些山城遗址的选址特点、城墙筑造方法，防卫设施等来看，百济的山城无疑是与高句丽的山城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的。”⑤高句丽另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便是绘制于古墓中的壁画，在百济、新罗的壁画墓中可以找寻高句丽的影子。高句丽后期壁画墓主要以绘制四神为主，有关四神的壁画墓有30余座。
百济忠清南道公州郡宋山里6号墓和扶余陵山里墓以及新罗庆尚北道永丰郡的“于宿述干”墓中发现有四神图。从六世纪末壁画墓的四神图绘制于藻井上，而且莲花纹与高句丽相同判断当是模仿高句丽的。并且四神图亦传播至日本。①同样，在制陶业、手工业、武器装备制造等方面，高句丽都发挥着在文化层面的影响。
其三，以高句丽“南进”战争，带来了文明的互动与碰撞，造成了朝鲜半岛三国文化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是由高句丽所主导。高句丽确立“南进”战略后，向朝鲜半岛进军。公元369年，高句丽率先攻打百济，两者为争夺乐浪、带方郡故地而征战不断。高句丽好太王时期开启了高句丽强势“南进”阶段，至长寿王时期，达到了高句丽疆域的最大化，这种疆域的开拓，势必会将高句丽先进的文化推向朝鲜半岛纵深。频繁的战争最先刺激的是武器、武装以及马具方面的交流，显现出很明显的趋同性。“三国的武器不仅全由弓、矛、刀、钩等武器和防御武装构成，其形制也几乎相同或非常相似。即三国的长刀大部分是环首长刀，矛则宽度窄，铠钾基本上是片叶甲。还有，三国都同样多地使用了响箭（鸣镝）而且马鞍、马镫、马衔和马带装饰等马具的模样也几乎相似，甚至形制的演变过程也相同。”
②由此可见，由高句丽“南进”所引发的战争，尽管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也促进了彼此的交流。公元五世纪中叶起，百济、新罗为抵御高句丽“南进”而联姻并且联盟作战。这种对抗持续一个世纪之余，百济与新罗的军事联盟亦有多方面的交流。“百济人初期制造的褐色器皿和黑色器皿，是按高句丽陶器手法的原样制造的。新罗和伽倻，初期使用的褐色和黑色器皿，虽多数可认为高句丽直接把这种技术传入新罗，但是，在不少的情况下，是经过百济传给新罗和伽倻的。”③器皿文化的传播一例体现出百济与新罗的交流对于文化传播的方式。至公元六世纪中叶以高句丽汉江流域的陷落为标志，百济与新罗的联盟瓦解。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句丽、百济及新罗围绕着汉江展开争夺，在今韩国牙山湾、忠州、江陵一带展开拉锯战，彼此互有进退攻防。“疆域伸缩变动频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文化上的过渡地带，高句丽文化与百济文化、新罗文化相互影响，为日后朝鲜半岛形成统一的民族与文化打下了基础。”④以高句丽“南进”所主导，三国之间时而联盟、时而斗争，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造成各政权彼此间文化交流的频繁，从而客观上带来文化的趋同性，但这其中高句丽文化因素是最基本的，对于朝鲜半岛未来的文化统一以及政治统一奠定基础。
其四，由高句丽“南进”所致的文化传播，对于日本列岛的文化亦产生一定的影响。高句丽“南进”发展传播了文明，其首先影响的是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伽耶等政权，进而传播至日本列岛。“高句丽文化向南传到百济和新罗，进而跨海传入日本列岛，不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且也从多方面获得确认，包括佛教等宗教或思想以至墓制、建筑、绘画、工艺、雕刻、音乐和宴喜，诸如此类，甚至延至高句丽灭亡后也未销声匿迹。”①诸如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都可以在百济、新罗和伽耶的马具中找到相似这，而伽耶马具的主要是三燕马具经过高句丽“南进”所传播的。②同样，作为高句丽文化代表的古墓壁画亦影响到日本。在“高松冢”壁画以及福冈县竹原古墓中的四神图中，从整体构图及绘画技巧上可明显感受到其受高句丽四神图壁画的影响。③另外，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发展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影响亦波及到了日本。④由此可见，高句丽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这种文化的传播与其“南进”扩张发展带来的思想交流密不可分。
对于高句丽“南进”反思这一部分，主要思考了两个问题：其一，对于高句丽“海洋”南进问题的思考。由文献及考古资料可知，高句丽存在一支富有生机的海上力量，这是高句丽进行海洋活动的前提。而伴随着陆地的不断南拓，高句丽的海洋“南进”意识亦不断觉醒。配合以陆地的“南进”，高句丽在黄海海域的控制范围亦随之南扩，高句丽通过对黄海海域的控扼封锁，阻止了百济、新罗、倭等政权的朝贡，通过海上行动配合以陆地“南进”的发展。
其二，对于高句丽“南进”的实质与影响的思考。高句丽“南进”发展七世纪有余，其不断向南扩张发展，是在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结合以其民族喜好寇钞的性格，所做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及更加广阔发展空间的抉择。高句丽“南进”在绵延其国祚的同时，亦使其距离中原王朝的地理距离乃至心理距离越来越远，而最终导致政权的灭亡。高句丽不断“南进”发展，试图统一朝鲜半岛是日后统一新罗的先期尝试，“南进”战争同时亦传播了思想、文化，带来的文化的碰撞与趋同性，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的未来发展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