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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一生著书立说甚多，代表著作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印数达数百万册。此外，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性学术论文。
胡绳（原名项志逖）是我们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创者和中共党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界大师，终其一生，用其《八十初度》中的诗句来说，可谓“尘凡多变敢求真”。
早慧的天赋＋勤奋的笔耕＋追求进步的砥砺，奠定了胡绳成为大师的基础
2000年11月胡绳逝世时，新华社发表经中央审定的胡绳生平说：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又能不断刻苦自励，辛勤劳作，终于锻炼成为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这是对胡绳早年情况的评介。像这样的评介，在当代中国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中罕见。但这正是胡绳不同于一般常人的特质。
胡绳1918年1月出生。由于家庭为书香门第，儿时从父教读已一二年，在1925年7岁入小学时即读五年级。9岁就读苏州中学初中部，10岁开始写诗，12岁向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投稿，两年间自由体诗作达30首，被称为“神童”。但他又不同于那种有怪癖的“神童”，在学校跟其他同学一起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读高中，参加学校“反日救国会”演讲团，多次上街宣讲抗日。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开始接触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书籍和中共内部报刊，并担任了所在高中学生会主席。
国家的危难状态震撼着当时的进步青年。胡绳跟一些同学交流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看法，既有担心也寄予希望；他知道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并怀有真切的向往之心。他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还有《共产主义ABC》等，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他也读过瞿秋白的一些书，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并正在进行着艰苦斗争，也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所吸引。这样的进步倾向奠定了青年时代胡绳的生活和思想基础。
胡绳15岁时，与人合作主编《百合》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的长文署之以“胡绳”笔名，从此沿用终生。16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了“少年大学生”。他在上大学期间，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拣可听的课听之；不爱听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图书馆找点书看看。他在大学读了一年之后，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离开北大去上海，开始了同现在一些人“北漂”一样的“上漂”生活。
1938年胡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从自由人到“党的人”的新征程
“上漂”是胡绳成长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步入社会，开始了解社会的多棱镜。他一面读书自修、一面从事写作，并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宣传，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两年间，他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时事新报》等报刊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发表了60多篇文章。他的生活完全靠写文章的稿酬维持，没有去找什么正式工作。1935年秋，经从事世界语研究的叶籁士介绍，胡绳参加中共“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的“语联”（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是其公开机构，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工作，并短期担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物《世界》的编辑，写过若干有关世界语和语文问题的文章。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此期间，结识了胡乔木。当时，胡乔木是党在文化工作上的领导机构“文总”的负责人之一，胡绳参加的“语联”只是党的外围组织。对于进步青年来说，与胡乔木建立了联系，就等于找到了党。胡乔木找过胡绳几次，谈了一些对文字改革和拉丁化方案的意见，使胡绳感到乔木对文字音韵学很有些知识。但两人认识没多久，胡乔木就离开上海去了延安。此后，胡绳参加的文化活动更多。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后，他还参加了上海声援北京的游行示威和抗日救亡的集会活动。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胡绳到达武汉从事文化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武汉期间，他主编通俗刊物《救中国》周刊，起初大多自己撰稿；受邀参加柳湜创办的《全民周刊》编辑工作；发表了数十篇文章。“上漂”以来，他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不断地写呀写，3年中，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出了近10本小册子。1938年1月，胡绳加入了多年追随的中国共产党。由于过去做了不少文化工作，党组织决定他不需要候补期，入党后即是正式党员。这既是对胡绳过去努力的认可，也是胡绳人生道路的新里程碑。他开始了从自由人到“党的人”的新征程。
三本书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在我们党内，从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内，长期参与中央的文字工作，起草中央重要文件和重要讲话的“大秀才”不少。但是，成为党的两代核心领导的“一支笔”者，第一是胡乔木，第二就数胡绳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绳就走上了党和国家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岗位，而且逐步地走向核心部门。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学习》杂志社主编、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按照现在的话说，这都是中央的重要智库。在这些部门工作，无疑会参与为中央服务的重要文字工作和相关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胡绳参与了许多中央重要政治文件和理论文献的起草和修改，参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召集的一些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胡绳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遭受的挫折和复出后参与中央的文字工作。
胡绳八十自寿铭写道：“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前后，还在他的“惑而不解”时期。这时的“惑而不解”，就是他的思想没能跟上时代发展。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闭幕讲话，促使胡绳的思想不断解放，逐渐走出思想僵化状态。“笔杆子”毕竟是“笔杆子”，思想通了，就“惑而有解”。改革开放以后，他又是党内很难离得开的“一支笔”，不仅参加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起草讨论，而且起着带一些徒弟的作用，使一批批年轻人也成为了中央的“笔杆子”。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胡绳的成就，说得直白一点，有如 “双头鹰”。一“头”是我们党两代领导核心的“一支笔”，为党的重要文献的形成和阐述，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头”是个人著书立说，在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近代史展开专题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尚且身处逆境的胡绳就开始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部巨著的写作。90年代，胡绳在组织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同时，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一印数达数百万册的皇皇巨著。此外，正值“粗知天命”（胡绳自谓“七十八十，粗知天命”）之时，胡绳发表了大量政论性学术论文，汇集成《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出版，被誉为“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达到“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力作。这三本书成就了胡绳作为大师的晚年辉煌。
（作者石仲泉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
流程编辑：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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