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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与武官的制度性区分随着文官逐渐支配北宋政府，他们对于文武区分的理念逐渐落实到官僚体制中。基于文官应坚守道德原则，武官则仅追求物质利益的基本假设，朝廷逐步调整法规，让文官实践儒家的道德规范。相对地，对武臣的道德要求标准则要低得多。官员为双亲服丧的规定，充分说明北宋朝廷以不同的标准对待文武官员。
根据儒家的孝道观，任何人皆应为过世的双亲服三年之丧。对于官员来说，这是要求他们辞去官位，待在家中守丧三年。然而，北宋初年的官员很少遵循这项原则。当官员为双亲服丧而请求辞职后，朝廷通常会在一百日之后委派新的职位。一些渴求权力的官员甚至服丧不及百日，就返回政府任职。太平兴国六年，太宗下令所有官员必须服丧百日期满才能重新任职。
此后，朝廷倾向尊重文官的意愿，允许越来越多的文官自愿性地离开岗位，完成三年之丧。然而，由于缺乏强制性的规定，绝大多数的官员仍然没能守满三年之丧。到了真宗朝，一些文官开始批评这样的状况。大中祥符九年，朝廷下令，除了武臣与官秩必须起复者之外，官员都要在双亲过世后服丧三年。在此情况下，一些文官为了避免在未来双亲过世时需要离任，乃请求转换武职。
在仁宗朝，由于文臣的力量已凌驾于武人之上，一些文官试图强制武臣也遵循儒家的守丧原则，因为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为其双亲尽守丧的义务。庆历三年，一群文官建议：“不以文武品秩高下，并听终丧。”也就是说，不论文武官员的职位高低，都要服满三年之丧。
但是，仁宗认为“武臣入流者杂，难尽令解官”。即考量到武官的文化背景，无法强制他们全都遵守儒家的礼法，乃规定：“自今三司副使以上，非任边寄而遭父丧，并听解官终制，仍以月俸续之。武臣非在兵而愿解官者，亦听。”也就是说，只有不统兵，也不担任边职的武臣，可以因自愿申请守三年之丧而离任。显然，仁宗在考量了文武官的文化背景后，制定了不同的人事规范。
嘉祐四年，韩缜再次请求仁宗强制所有武官行三年之丧，让官员守丧成为通则。当皇帝征询其他朝臣的意见时，官员们的意见存在分歧，一些文官认为韩缜的建议难以施行。朝廷最终依武官的品阶、身份与职务做出折中方案。带阁门祗候使臣、内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丧及嫡子孙承重者，并听解官行服；其元系军班出职及见管军若路分部署、钤辖、都监，极边知州军县、城寨主、都监、同巡检，并给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旧制，愿行服者听。宗室解官给全俸。
在此规定下，供奉官以下的低阶武官仍遵循旧规，除非他们自愿离任，否则仍不需强制服丧。统领军队，或出任边职的武臣，则在守丧百日之后重获任命。因此，文武官的守丧规定虽几经更动，仍然有明显的差别。在仁宗时期，文武官员的退休标准也不一样。
根据《仪礼》，官员在七十岁时可以要求退休。因此自太祖时期以降，七十岁是文武官员规定的退休年龄。然而，即便朝廷给退休官员提供了优渥的赏赐，绝大多数年迈官员都不会主动呈请退休。尽管朝廷时而命令某些年纪过大的官员离职，却不曾展开全面性的调查，强迫每位官员准时退休。不满于逾龄的官员霸占职阙，却无所表现，一些人持续呼吁朝廷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皇祐三年，知谏院吴奎建议，谏官应该弹劾任何超过七十岁还不打算退休的官员，并说道：“由文、武二选为士大夫，是皆君子之地也，傥不以礼法待之，则是废名器而轻爵禄也。”在仁宗朝，随着文武之分的深化，吴奎认为文武官员皆是“君子”，应该遵行同样礼法的想法显然已是不合时宜。
无怪乎朝廷拒绝了吴奎的提案，而采纳胡宿为文武官员规划不同标准的意见。胡宿指出：文吏当养其廉耻，武吏当念其功旧，今欲一切以吏议从事，殆非优老劝功之意。当少缓其法，武吏察其任事与否，勿断以年；文吏使得自陈，而全其节。也就是说，仅对文官致仕年龄采取严格的规定，武臣则视其工作的状况而不采取一致的年龄标准。当胡宿的建议成为朝廷政策后，武官乃继续享有较为宽松的退休标准，甚至有人年过八十还保有官职，并拒绝提请退休。
另一个发生在仁宗时期的制度性改变与“恩荫”的规定有关。自北宋立国以来，每当新皇帝即位、祭天或寿诞时，官员的亲属都会被赐予官衔。当高阶官员退休或过世时，他们亦可要求将恩荫的资格赠予他们的亲戚甚至是门客。由于恩荫所得的官衔多为武官，较少为文官，以致宰相之子也可能因恩荫入仕而成为武官。因此，在恩荫待遇上，原本并无明显的文武之别。例如，大中祥符八年真宗在祭天之后进行大规模的恩荫授官，依官员的品秩，授予了不同等级的武官给他们的孩子、兄弟与侄子。因此，不论官员的文武身份，品阶相近的官员得到相同的恩荫。
到了仁宗朝，受到文武分途趋势的影响，朝廷开始变更恩荫的规定。如此一来，不愿出任武官的文臣，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子孙将因恩荫而成为武官。天圣五年，朝廷下令，今后赐予文官的恩荫只限于文资官。部分官员随即要求将之先前因恩荫获得的武资官改为文资。庆历三年，朝廷宣布恩荫授官的新办法，依官员的文武身份进行明确的区分，文官的亲属只恩荫文资官，武官的族人则获得武资官。
如此一来，即便文武官员担任同样的职位，他们获得的恩荫也截然不同。比方说，一位担任枢密副使的文臣，他的儿子可恩荫太祝、奉礼郎；同样担任枢密副使的武臣，其子则会恩荫西头供奉官。显然，通过新的恩荫制度，官僚及其亲属被清楚区分为文武两个群体。由于政策上有意区分文武，即便文武官员出任相同的职位，在待遇上依旧有别。举例而言，文武官员都可能出任某州的知州。然而，当武官担任知州时，管理文事行政的职权会移转到通判或其他文职属官手中。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之后，武臣知州已不再主持辖区内的科举考试，他们对于财政事务的管理也受到限制。大中祥符六年，朝廷下令每年查核各地的茶盐酒税及诸物场务的收入，若有亏损，则惩处知州、通判及监临官，但“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这条命令显示，当武官担任知州时，实际掌管财政工作的是手下的通判，而非知州本人。对武人知州权力的进一步削减，发生于皇祐五年。仁宗宣布：“诸路知州军武臣，并须与僚属参议公事，毋得专决，仍令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常检察之。”
通过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长官的持续监察，朝廷要求落实武人知州与其文臣僚属分享统治权力的规定。为了明确区分文武官员，朝廷也在官衔之外利用一些不同的规定来标志官员的文武身份。例如，节度使是少数既可授予高阶文臣，也可赐给高阶武臣的官衔，而每位节度使都拥有旌节，借以象征他们崇高的地位。如果文官出任节度使，他的旗杆会漆成红色，武人节度使的旗杆则是黑色。这样的规定代表文武分途的精神，已深深落实在宋代中期的政治规范中。
文武官员区别的强化，使得朝廷开始重新考虑文官与武官之间的转换。理论上，朝廷允许官员在文阶与武阶之间转换，是提供一个机制，让官员不受制度条文的限制，在适当的职位上发挥其才能。然而，在11世纪，由于文武官之分已涉及相异的社会地位、道德标准、人事规章与政治权力，文官与武官之间的转换也就成为相当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掌权的大臣可能会通过政治操作，将政敌从文资转调为武资；被要求换官的文官则会坚拒改换武资的命令，以维持自己的文人身份与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官员要求换官，可能只是为了享受对自己有利的人事规定，例如，文官为了避免守丧去职或届龄致仕而改换武官；相反地，欠缺文学才能的武人官僚可能会要求改换文资，以追求更高的权力与地位。为了防止官员取得不适合的职位，朝廷持续制定新的法规以限制文武转换的要求。大中祥符三年下令：“京朝官换武职、诸司使以下换文资者过试时务策三道，不习文辞者许直述其事，其换武职问以边事。”也就是开始以考试来筛选申请换官者。
大中祥符五年，朝廷进一步规定申请换为武职的文人官僚须考测其武艺。大中祥符九年之后，由于朝廷强迫文官去职为父母守丧，一些拥有年迈双亲的文官乃意图借改换武资，来规避离任守丧三年的规定。因此，朝廷于乾兴元年下令，唯有双亲皆已亡故的文官才能提出换为武职的要求。在仁宗时代，朝廷采取了更多的限制措施以阻止武官转换为文资。天圣七年规定，官位在殿直以上的武官不得换成文资。也就是说，唯有低阶武官才有机会从武资转调为文资。或许，文人精英认为，在军队长时间服务的资深武官并不适合文官文化。
对于低阶武官而言，转换文资的条件也变得更为严格。除了以笔试测验文学素养外，朝廷还会调查他们的身家背景。天圣八年下诏：“三班使臣本文吏子孙，年二十五以上，许量试笔札、读律，与换文资。”也就是说，来自文臣家庭的三班使臣，在通过文书写作与法律知识的测验后，可以改换为文资。类似的规定也适用于品阶低于三班使臣，却想转调文资的武官。宝元元年，朝廷限制殿侍转换文资的资格，仅限父祖三代之内曾任文官者才可申请。
庆历三年，对下层武官换文资的限制略有放松，下令：“三班奉职以下换文资者，历官无赃罪，虽三代非文资，而有亲叔伯、兄弟见任者亦听。”将三班奉职以下的武官转换文资的资格，由直系的祖先三代须曾任文官，扩张到旁系血亲中有现任文官。总而言之，武官需要同时拥有文学才能，且与文官家庭有某种血缘联结，才能从武资换为文资。
主政者将家庭背景作为申请转换文官的条件，显示了当时认为担任文官的条件之一，是与文人传统有所联结。出于这样的考量，出身文官或文人背景的武官，在文武转换上的待遇明显与职业军人有所不同。天圣四年，朝廷允许曾经参与科举考试的三班使臣申请转调为文资。至于过去从文官转换为武官者，则可以申请改回文资官，而无论其品秩高低。
文人背景在武官申请转换文资的过程中极具重要性，反映出文官有意减少不同文化背景者担任文职的机会，以维持其群体之“纯净”。在各种规定的限制之下，文武官之间的转换交流日渐减少。也因为双方在沟通上受到限制，彼此间的紧张关系自然加剧。仁宗时期，文人与武人拥有不同文化身份的信念，通过政治制度而得到强化。
随着政府的法令规章将文武官的差别待遇制度化，双方阵营的歧异变得空前巨大，彼此之间身份的转移则被有意识地加以限制。通过政治制度，文官不仅确立了与武臣的区隔，更将双方的隔阂延续到后代子孙身上。如此一来，通过政治制度区隔文武，成为文人精英强化自身文化认同的手段，全体官僚被区分为两个具有某种敌对意识的阵营，这是分析11世纪中国政治史时不可忽视的议题。
参考文献：
《仪礼》《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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