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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国家政权的建立，产生的条件有三个，即：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以及金属工具的使用。这些条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是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积淀后的升华。迄今为止，古代人类创造了四大古老文明，即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文明。时至今日，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早已消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唯有中国文明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彩，成为地球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未中断的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发轫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于秦汉时期，此后历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丰富，融合生长，铸就了博大精深，远播寰宇，独步古今，彪炳千秋的人类文明。直到今天，中华文明也依然是东方文明的主体，现代文明的弄潮者。
中华文明自形成以来就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它以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未曾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与时俱进，茁壮成长，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东方明珠。人类其他古代文明之所以次第消失，唯有中华文明之所以不断壮大、源远流长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其他古代文明所没有的开放与包容性。中华文明孕育之初的三皇五帝时期，其相互包容和开放的特质便体现出来。三皇五帝时期部落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集团对另一集团的彻底消灭，也不是文化殖民和扩张，更不是对另一个部落成员肉体上的消灭，而是文化碰撞后的快速融合，兼收并蓄。这也是华夏儿女都为炎黄子孙的由来。夏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考古资料证实，夏商周时期，各朝统治者对待周边文化的态度也基本上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战争只针对那些不遵守游戏规则的部落。西周灭商，定鼎洛阳，推行分封诸侯、礼御天下的策略，是中华文明形成初期的一次和平扩张。通过分封诸侯和礼仪制度的设立，不仅使周朝的疆域急速扩大，也使以河洛文明的影响深入燕赵、吴越、巴蜀、甘青之地。分封的诸侯将先进的河洛礼制文化传播到当地，同时吸收当地文化，推陈出新，催生了统一的中华文明的形成。秦汉一统华夏，统一文字，独尊儒术，开通丝路，汉译佛教，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此后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文明的发展都没脱离这个基本框架。
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文明基本框架继承了中华文明孕育之初的开放与包容的特质，显示出较周边文化特有的优越性和高贵品质。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开始走向世界，遥远的东方开始成为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圣地，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逐步加深。
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开放与包容性，决定了其在国家衰弱甚至灭亡时所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和国家强盛时不以武力征服输出自己的文明自信心。中华文明总是以和平的方式对周边乃至世界文明产生影响，从而造就中华文明刚柔并济，以柔克刚，海纳百川的优秀品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历史上先后多次遭受外来文化入侵，政权覆灭，但中华文明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因其兼收并蓄的强大适应能力，外来文化无不淹没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汪洋中。他们由文化的征服者、入侵者变为中华文明自觉的守护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隋唐以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他们都先后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他们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明开放和包容性面前无不迅速消失，其民族及文化反被同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征服者逐渐澶变为中华文明自觉的守护者、传承者，并以融入中华文明为荣。
中华文明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冲突、而是尊重、吸纳，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在中华文明最为强盛的隋唐时期，依然对周边文化保持极大的包容与开放，并没有出现以武力强行输出文明的情况发生，大唐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直到今天，近如日本，东南亚，远及欧美无不有唐人文化的影子。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过程是和平的、渐进式的，这与近现代以来伴随战争、殖民、扩张、称霸甚至是残忍的种族灭绝的西方文明的输出截然不同，西方文明崇尚武力，强行输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来消灭、代替异己文化。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也遭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他们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对古老的中华文明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在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包容性面前，西方文明也自愧不如，承认中华文明是很难被消灭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异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充满自信，非常开放，气势恢宏。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大宗教都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千百年来，西方的各派宗教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开放和包容性很强的缘故。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中国，最终都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古代的佛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的典型。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兼收并蓄中辉煌灿烂的。
那么，源远流长、不断焕发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在哪里呢？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实，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在黄河中游地区，即今天的豫西、晋南、陕西东部地区，核心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为什么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呢？从自然地理环境上讲，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附近，位居天下之中，依山带河，北有太行阻隔极寒，南有秦岭遮挡酷热，气候适中，雨量足而不溢，河水沛而不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退可丰衣自足，进可虎视天下。洛阳地处河洛地区人文交融的要冲地带，文化交流兼顾四方，博采众长。部落通婚，基因杂交，人种进化快，智力更加发达，使洛阳具有了得天独厚孕育先进文明的条件。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证实，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河流域从数十万年前的栾川直立人，到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自古以来这一区域都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2012年栾川直立人的发现，说明伊洛河流域是人类形成的关键地区之一。大约距今1.2万年后，伊洛河流域的史前聚落如点点繁星，遍布于伊洛盆地，炎黄民族融合形成于此。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发达的史前文化为华夏大地进入文明时代做好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准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成为华夏大地最早迈进中国古代文明门槛的史前文化，成为开启中华五千文明的的先导。
考古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紧随其后的偃师商城遗址、西周洛邑、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十三朝古都洛阳是中国古代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们所缔造的“都城文化”影响并主导着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形成的主导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
中华文明的“精髓”的形成与早期发现植根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华夏大地。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见”老子于洛阳，奠定了秦汉以后儒家与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佛教融入中华文明始于东汉洛阳；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民族大融合在北魏洛阳城完成，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形成做出了彪炳千秋的历史贡献。
从“最早的中国”夏代到中华文明基本框架的形成的秦汉时期，再到隋唐中华文明大发展时期，经过了将近三千年的时间，这期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始终在中华的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逐步具备了“国家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可见洛阳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润泽神州，远播寰宇，成为华夏儿女共同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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