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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出处。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原文本为“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相传是明代诗人曹学佺的著名对联。意思是说，讲义气的多半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而有知识的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
第二部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背后的故事。
据说，曹学佺这副名联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大快人心的故事。
相传明朝，桂林皇亲宗室素来骄横，好养斗犬，用做宫廷赌博娱乐，家奴们也依仗自己是皇亲奴才骄横跋扈，不仅欺压百姓，甚至连官府都不放在眼。！每当闲极无聊时，就牵出斗犬，任意让其撕咬路人，以此取乐。百姓和官府都敢怒不敢言。
后来天启二年（1622），“闽中十才子”之首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到任前他就对桂林的皇亲们的所作所为有耳闻，一看之下果不其然，暗暗决定要好好地杀杀这帮恶棍的威风。
一天，皇亲的奴才又闲得无聊，故技重施放出斗犬，让其任意撕咬路人，一秀才奔跑不及，扑倒在地，斗犬骑在秀才身上任意撕咬，秀才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杀猪佬，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皇亲的奴才一看，区区贱民竟然把主子心爱的斗犬杀了，那还了得！他们把杀猪佬捆绑起来连同死狗一起送到官府，要官府判他死罪给狗偿命。
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不畏惧皇亲宗室，判其屠夫无罪，更判皇亲要赔偿给秀才医药费。皇亲一看，这样判决自己脸面不保，但在章法上又拗不过曹学佺，心生一计，要求重审，并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说他自己和斗犬相好，是朋友，那天是斗犬和其在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斗犬，要屠夫给斗犬偿命！
再审时，秀才贪图财物又惧怕皇亲势力，就出卖了屠夫，更改了口供。曹学佺，听完秀才改的口供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与狗相好，认狗为友，伤天害理！天容你，我不容你！”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终于招了是皇亲如何用重金和威逼要他做假口供。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曹学佺重判：
屠夫无罪；秀才与狗相好、认狗为友、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皇亲当狗！
并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名联。
第三部分：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理解。
这句对仗的话包含了两对反义词，一对反义词是“仗义”和“负心”，一对是“屠狗辈”和“读书人”。这句对仗的话通过出身和地位反差巨大的人，却做出反差更为巨大的事情，来烘托出读书人往往背信弃义、负心绝情；而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反而重情重义、忠肝义胆。纵观历史，比对现实，事实上果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吗？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一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对，因为：讲义气的多半是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而读书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就比如曹学佺审案故事里的杀猪人和秀才。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二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因为：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看问题、做事情简单、直接，面对一件事情自认为对就去做，不会思前想后，是奔着一种朴素的“对错观”而去的，这样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有情有义，正气仗义；而读书人看问题、做事情不会停留于事情的表面，往往会深入思考更本质、更内在的东西，会经过再三权衡利弊再做出选择，这样看上去他们显得冷漠、不近人情，让人觉得容易背信弃义、负心绝情。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三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是错误的，人们只看到表面现象，没看到更深层的本质，因为：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大多只看重眼前利益，给他们一点物质利益或感情笼络，就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收买，他们所谓的仗义只不过是表层的江湖义气甚至是个人利益，他们往往为了这种表层的江湖义气和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和理想；而读书人眼里看重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义，置江湖义气和个人利益于不顾，他们往往很难被别有用心的人收买，他们有着铮铮铁骨和家国情怀，有着伟大的信仰和理想，所以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污蔑，说他们多是负心之徒。
比如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据说把侵略者带进城里的恰恰就是这种“屠狗辈”，而且，只要侵略者给一点好处，就有大批的愚昧民众主动为侵略者效劳。包括抗日期间，著名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就是读书人出身，他是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结果就是被一些无耻汉奸出卖了，其中最关键的汉奸就是个典型的“屠狗辈”。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四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太僵化、太绝对，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不管是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还是读书人，都有“仗义”的人，也有“负心”的人，凡事岂能一概而论呢？比如《水浒传》里，既有“王婆”这样歹毒绝情的市井之徒，也有“黄文炳”这样歹毒绝情的身为通判的读书人；既有曾被鲁达搭救而知恩图报的金老汉父女这样的市井之徒，也有“小苏学士”这样善良仗义的读书人。
一个人是仗义还是负心，和他的出身贵贱无关，和他的文化高低也无关。只和这个人所处的成长环境以及社会大环境有关。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白纸一张，没有什么善恶黑白的区别。后来之所以会产生善恶黑白的巨大差别，是因为他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和影响，包括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让有的人渐渐变得自私无情，而有的人却成为仗义善良的人。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五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没有多大现实意义，一个人不管是市井之徒还是读书人，他是选择“仗义”还是选择“负心”，关键在于利益把他诱导向哪个方向，以及这种受到诱导的利益有多大而已。如果利益诱导他“仗义”，只要这个利益足够大，他就一定能“仗义”；反之，如果利益诱导他“负心”，只要这个利益足够大，他就会选择“负心”。
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些层出不穷的汉奸，无不是受到足够大的利益诱导，让他们铤而走险，选择了背叛国家和民族；而那些像杨靖宇等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则是受到伟大理想的诱导，这些伟大理想就是他们眼里的“巨大利益”，让他们甘愿为民族和国家而献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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