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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文慧
2014年初春，因主持点校清乾隆四十四年版八卷本《府谷县志》的缘由，我与远在美国讲学的马少甫博士经常在网上交流，讨论修改稿子。一天，他给我发来一份奏折的照片，因涉及书法，有些字他不能识读，请我帮忙辨认。我仔细看后觉得这是一份非常珍贵难得一见的档案资料，有几个字不敢确认，把握不准，于是请县书法家协会主席杨忠先生和书协韩小平先生共同研究，最终把这份奏折辨识出来。我当即断句、标点，并在电脑上打出，然后用邮件发给大洋彼岸的马少甫博士，供他参考。因事涉府谷，加之又是清朝中叶大家名人毕沅手笔，我自认为这是我见到的关于府谷的最早最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所以在此把它介绍给关心府谷历史的同志，作为研究地方历史的可靠资料。
奏折是用当时通用的宣纸写成，年深月久，已然泛黄，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笔力遒劲，飘逸潇洒，不愧为大家手笔。（原件存台湾故宫博物院）奏折是时任陕西巡抚毕沅参奏府谷县令麟书的折子。内容如下：
“毕沅特参任性乖张之府谷令麟书由奏。旨随交。六月十二日。
陕西巡抚臣毕沅跪奏，为特参挟私凌虐、乖张不职之县令，并餽送捏受之巡检，请旨革审，以肃官方事。据府谷县麻地沟巡检程璵揭报，该县知县麟书因该巡检送礼菲薄，任意凌辱。书写该巡检姓名贴于弓兵吴天喜臀背，令其认作该巡检，连责二次。复哭至麻地沟，将巡检衙门书役概行批责，逼令供认该巡检得受赃私，并令家人、衙役直至署内，锁拏家眷等情。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正在饬查间。复据该县麟书详报，该巡检程璵违例捏受民词，当经搬司移行。该管道府将互揭情由确查揭报，一面饬提该员等来省审讯。去后，兹据榆林府知府钱汝霖查明，麟书因莅任（下阙）。”
可惜的是奏折仅得上半部分，但大体内容一目了然，府谷县令麟书的形象昭然若揭。说到麟书其人，我过去并不知道，从事史志工作以来，经常翻阅旧县志，始知其为乾隆时期的府谷县令，篡窃过郑居中主持编写的《府谷县志》，仅此而已。几年前县档案局局长张小平先生请我鉴别一部旧县志。说是从白义雄先生手中征集到的，我粗略翻看后，觉得这是一部珍贵的县志，从前没有看到过，有关方志学专家和书籍中从未提及，说不定已成孤本！这便是乾隆四十四年版的八卷本《府谷县志》，由时任县令安徽泾县人郑居中纂修。后听白义雄先生介绍，该书是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用半年工资300元钱从城内居民苏凤岐手中购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多年来一直个人收藏。老先生离休后，2009年交由县档案馆收藏，得其所哉！感佩白义雄先生于保护地方文化典籍中功莫大焉。
说到乾隆版《府谷县志》，从专家学者到普通读者，只见过乾隆四十八年版的四卷本，从未有言及四十四年版八卷本的，仔细阅读对照，始知麟书任县令编纂的四卷本《府谷县志》，完全是删节了郑居中的八卷本，另外塞入自己任内的“政绩”，更将郑居中毕沅的序篡改，留下千古笑柄。笔者早先就因此事，对麟书的好大喜功、沽名钓誉，颇不以为然。今见毕沅参其奏折，更觉其人可笑、可恶。为了保存地方文化遗产，使后人能看到完整的郑居中纂修的乾隆四十四年版《府谷县志》，我当即决定请专家点校该志，重新出版，经县上领导同意并得到经费支持下，经过3年的努力工作，该书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也算是为该志重新面世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吧。
说到乾隆时期前后两任县令郑居中、麟书编的两部县志，就不能不将此二人介绍清楚，并就二志书的异同作一辨析，读者自见分晓。
乾隆四十四年版八卷本《府谷县志》，由安徽泾县人郑居中纂修。
郑居中，字心初，号鹤山。安徽泾县人。乾隆庚午（1750）举人。乾隆十八年（1753）至三十二年（1767），任安徽来安县教谕。三十三年（1768）起，任府谷县令。三十七年（1772），调任陕西绥德直隶州知州。三十八年（1773），回任府谷县令。四十五年（1789），调任陕西永寿县令。四十八年（1792），卒于任。除纂修《府谷县志》外，郑氏另有《鹤山诗文集》。
郑居中重修《府谷县志》，与时任陕西巡抚毕沅不无关系。乾隆年间，毕沅两度抚陕，积极倡导重新纂修陕西府县志。早在康熙年间，清廷诏令天下纂修方志，陕西各府县多有纂成。但毕沅到任后，认为此前纂成的方志，“每取府、州、县志考核咨询，实多谬误。”所以，主张重修陕西府县志。为此，毕沅于“丙申（1776）入觐，曾经奏请先将府志重加纂辑。”继毕沅奏请重修府志后，陕西“各县属相率以请”。于是，乾隆中后期，陕西各府县纷纷重修方志。正是在这一重修府县志潮流的推动下，时任府谷县令的郑居中，认为“欣值大宪（即毕沅）宣敷盛化”，须有“志乘以为扬扢”，便着手纂辑县志。不久，“以成书来上”，此即乾隆《府谷县志》。质言之，郑氏纂辑《府谷县志》，实为毕沅所倡导的重修陕西府县志潮流的产物。
据郑居中《自序》，乾隆《府谷县志》成书于四十二年。从毕沅序文的落款时间来看，该志当刊刻于四十四年或稍后。但不知何由，该志流传不广，尚未见载于相关目录学著述，目前所知仅府谷档案馆收藏一部。而流传较广的乾隆《府谷县志》是四十八年刊刻的四卷本，该志封面题署为“宛泾郑居中重创，长白麟书纂成”。
与四十四年八卷本相较，四十八年四卷本有如下特点：
一、四十八年本重刻并篡改了四十四年本毕沅自序。其篡改有四处：四十四年本“未几府谷郑令居中以成书来上”，四十八年本改为“可喜榆林府府谷县以成书来上”；四十四年本“郑令居中以宛泾名孝廉出宰百里”，四十八年本“郑”字空缺，“宛泾”字体变小，左边并排加“长白”二字；有关该志的目次，四十四年本作“为卷者八，为门二十有四”，四十八年本改作“为卷者四，为门三十有二”；毕沅落款时间，四十四年本作“乾隆己亥冬十月下浣”，四十八年本改为“乾隆癸卯春二月”。实际上，四十八年本篡改毕沅的痕迹，除了重刻后与四十四年本字体不同外，其中篡改后的落款时间亦与序文中提及的时间相舛误。在序文中，毕沅明言“余奉天子恩命，简任封圻，巡抚兹土，其稔于兹”。查年谱，毕沅于乾隆三十七年“奉命护理巡抚印务”。因此，七稔之后当为乾隆己亥（乾隆四十四年），而非四十八年本所署癸卯（乾隆四十八年）。
二、四十八年本绝大多数从四十四年本中辑出，只在个别地方作了增补和更改。
从目录看，四十八年本为四卷三十二节。其中，卷一分十四节：圣泽、职官、公署、学校、祠祀、寺观、城池、建置、疆域、里甲、街衢、古迹、市集、户口；卷二分六节：山川、井泉、道路、津梁、田赋、仓廒；卷三分三节：名宦、兵防、驿传；卷四分九节：人物、忠节、孝子、义行、节孝、乡饮、祥异、风俗、物产。对照二本目录，四十八年本略去四十四年本的目次有：卷一星野，卷二山川下的十景，卷四选举，卷五风俗下的方言，卷六人物下的孝子、流寓、隐逸、释道，卷七墓冢、纪事、拾遗，卷八艺文全部。因此，四十八年本的目录是在辑略四十四年本目次的基础上，重新做了编排。
从正文看，四十八年本大都依照目录顺序自四十四年本中录出，但也略去了目次下的某些具体内容。其中，职官略去明季以来所任职官的介绍；建置略去有关地理沿革的考辨；学校略去古学校、书院附览和清代有关科举的条文；祠祀中略去文庙条中的康熙圣像赞，丁祭始祀附览以及先农坛、关帝庙、厉坛等寺庙由来的追溯；古迹中略去禹迹、鲧庙、赵武灵王马跡、杨六郎试剑迹、杨八姐上马石、芭州城、娘娘滩、太子滩、紫城砦、唐龙镇、固城、小古城、楼子营故城、平川镇等条以及古长城、三受降城考辨；道路略去五堡口外熟地从东直西道路（河套蒙古附览）。
四十八年本也有对四十四年本增补和更改之处。增补主要在公署、学校、祠祀、寺观、城池、古迹、驿传中所涉及的具体工程改建、修补沿革。细阅增补内容，实际都为麟书任县以来在上述诸方面所作业绩的记述。四十八年本对四十四年本的更改主要在街衢和古迹中，街衢更改了四十四年本中所有街衢的名称；古迹中，四十四年本的“悬空洞”，四十八年本改为“圆通洞”。此外，四十八年本略去四十四年本中的荣河十景后，在正文前增加了“圆松叠翠”、“玉柱凌云”、“河中山寺”、“灵泉芳润”等天然四景并配以图，但没有排入目录。
三、如上所述，由于四十八年本从四十四年本中辑出，并且对其中内容多有略去，因此，在重新编排成书时，有的内容为重刻。其中重刻的内容有：毕序，目录，天然四景，增补和更改之处，卷与卷、目与目连接处的首页和末页。重刻内容与四十四年本原版行款相同，都为半页九行二十一大字，但字体相异。
综上所述，四十八年本从四十四年本中辑出，个别地方作了增订和修改，此本由麟书任府谷县时纂辑成书。据封面题署和对毕序落款时间的篡改，刊刻于乾隆四十八年。其实亦印证了四十八年本封面题署所谓“宛泾郑居中重创，长白麟书纂成”。
有关麟书的资料甚少，兹将《榆林府志》和《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中二则资料录于后，以备参改。
《榆林府志》：
“麟书，满洲正黄旗人。由举人于乾隆四十五年任府谷县事。爱民如子，勤于公事。县城依山，路径逼仄，书修理东门外石蹬，开凿宽平，以便人行。石甃控远门外，以便民临河汲水。又重葺学宫、仓储，并纂修《县志》四卷。一时政教灿然备举”。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谕曰：毕沅奏审讯府谷县参革知县麟书挟嫌凌辱巡检程一案。将麟书拟发充当苦差，不足蔽辜。麟书系内务府旗人，选授知县，办理地方一切事务，自应实心实力，始可为汉人表率。乃因巡检程璵送礼菲薄，遇事呵斥，并书写该巡检姓名，粘贴弓兵吴天喜臀上杖责，殊属乖张诞妄，实为内务府旗员未有。麟书着销去内务府旗籍，发往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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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前文，麟书最终因乖张诞妄、凌虐属下被巡抚毕沅参倒，落了个销籍为奴，发配苦差的下场，也是其咎由自取，而地方府志却对其多有褒扬、只字不提其劣迹和下场，看来为尊者讳、为官者讳流弊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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