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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文骅重修镇南关 主席:仍叫镇南关 胡志明高兴不高兴?后改名

时间:2010-10-04

他强调: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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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教育干部中,毛主席非常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他强调: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列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以学。早在1935 年冬季在西北红大时,毛主席就把在红大担任党总支书记的莫文骅叫到自己的住处,亲自把他的警卫员陈昌奉交给莫文骅,说:"这是我的警卫员陈昌奉,你带他到红大去学习,首先是学习文化。好吧,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莫文骅从中体会到毛主席培养干部的一片良苦用心。莫文骅临出门时,毛主席又特地嘱咐他:"你们对红军的干部战士都要好好地培养,首先要提高文化,不识字的从识字开始。"

1936 年 4 月 26 日,毛主席给红大教育计划的批复信说:"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

据此,红大党总支书记莫文骅与其他校领导一起.在红大三科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文化教育。后来抗大干部队的文化教育时间占三分之一。学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和史地常识等等。

莫文骅作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锻炼中逐步成长的军队干部,在与毛主席这位革命伟人的接触中,一方面自觉水平低而十分胆怯谨慎;一方面,毛主席那简捷深邃而又时有幽默风趣的语言,平易近人的态度,又使莫文骅感受到关怀、亲切和受到很深的思想启发。在延安时,有一次毛主席亲自修改了莫文骅起草的一篇文章。然后专门叫莫文骅去。

一进门,毛主席说:"你真比斯大林还行。"莫文骅一下发愣了,问:"报告主席,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直言说:"关于对德宣战,斯大林用不到一千字的文章,你的文章三千字。不是高明么?但是,他讲清楚了,你没讲清楚。"

莫文骅这才明白,说:"我写不好,所以请主席改。"毛主席问他:"你不是当过宣传部长么?"莫文骅很谦虚地说:"战争时期的宣传工作,大多用口讲或写提纲,我文章写得少。"毛主席"唔"了一声后,就开始对莫文骅讲怎样写文章,怎样抓住中心,做到简练生动,并告诫他要像鲁迅讲的那样,文章写成后至少要看三遍。

还有一次,一件具体工作,莫文骅想了两个方案反复思考了半天,还是下不了决心,就跑去请示毛主席,问他哪个办法好?

毛主席批评说:"不能你出题目让我做文章,两个方案都可以考虑,你应该提出个倾向性意见。"莫文骅谈了倾向性想法后,毛主席说:"这就对了,就这么办。"这是要求莫文骅独立思考解决问题。

在延安抗大时,一位负责同志因婚姻问题违犯了不许与在校学习的女青年恋爱结婚的规定,青年学生议论纷纷,毛主席知道后下了手令,给这位干部以降职处分。当时校领导念及这位干部对革命有功绩,想从轻处理。作为党总支书记的莫文骅也写报告给毛主席,为这位干部说情,还用了个不当的词说:"请收回成命。"

毛主席把莫文骅叫去,严肃批评说:"你作出的规定,你自己又带头违犯,这怎么能行啊!"毛主席纠正了这种姑息迁就思想,强调革命纪律的严肃性,仍然决定给这位违纪干部以降职处分。

这件事的严肃处理,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有的知识青年开始不满意,后来觉得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是认真的,感动得流泪,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

为了领导革命在新的征途上胜利前进,毛主席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红大、抗大讲授的课程,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理论著作,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组织有关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借以教育和推动干部学习,尤其对身边人员更加注意。1938年,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先后参加了毛主席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这两个讨论会,采取的方式都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 7、8 点钟开始,到深夜11、12 点钟结束。《战争论》的学习讨论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此时,莫文骅与大家一起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

毛主席经过悉心研究,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学习体会,启发莫文骅等人的思路,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不得不分兵把口。"

接着,毛主席还向莫文骅等人讲了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毛主席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普遍敬佩的。他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看书学习。讲话作报告及各种工作文稿都是自己动手写。他非常爱书,很注意收集书刊。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些书刊,他就要莫文骅等人经常挑选一些送给他。

一次,莫文骅发现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当向毛主席谈到这件事时,他要莫文骅立即借给他。莫文骅知道毛主席正在考虑外线作战问题,急于参阅这方面的书籍,但书未送到毛主席手上,毛主席就写信给郭化若,说发现这本书,告他向莫主任要。

同时,毛主席还经常推荐一些书给莫文骅等人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都是在红大和抗大初期由毛主席推荐给莫文骅看的,使莫文骅的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的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在保安红大时,书籍不多,大家都如饥似渴地争着阅读,随时可以看到人们在讨论问题,星期天也不休息。

延安时期莫文骅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的理论学习,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军事、政治理论方面的基础。

一次,毛主席要莫文骅去他那里。莫文骅到之后,还没坐下.毛主席就问他:"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

莫文骅不禁吃了一惊!同时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回答说:"报告主席,没有意见。"毛主席又问:"那么,为什么不在留守兵团传达?"莫文骅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就解释说:"当初稿出来时,主席给我一份,并附一封信说,要我阅后提意见。我读之后,觉得很好,有些地方了解还不深刻,准备再读。但叶子龙来电话收回去了。出版后,我成立了一个学习班,调部队部分同志学习了1个月,现在回去传达学习了。情况怎样,还未检查。"

毛主席问道:"你在什么单位工作?"

对毛主席的问话莫文骅感到奇怪,难道主席对这还不清楚吗?只好回答:"在留守兵团嘛!"毛主席又问"在什么地区?"莫文骅回答:"在边区。"毛主席把手往下按了按,说:"这就对了,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就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是行不通的。"

莫文骅一听又火了,说:"他要挟中央。"谈了一会,莫文骅告退。毛主席送他出窑洞,用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边走边问:"你多大岁数了?"莫文骅回答说 30 岁了。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过几年就好了,到底还年轻啊!"毛主席这样亲切关怀的态度,使莫文骅内心深觉温暖和感动。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凝结了浓厚的战斗友谊,关系十分密切。但在抗战初期,边区的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也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的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等等,造成了与民争利;为了占荒山也发生纠葛。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影响有所抬头。有的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主席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1939 年冬天,莫文骅到驻在永坪的警备 4团检查工作,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部队反映当地群众对部队支持不够。莫文骅为此给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情况,请求边区政府帮助解决部队的困难。

莫文骅检查部队工作回来后不久,突然毛主席派人叫他去。莫文骅进门一看,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都在,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临时找他去的。

毛主席见莫文骅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莫文骅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忙作检讨,并说明是给私人的电报,中央如何知道自己不清楚,没有告状。

莫文骅讲完后,边区一位领导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

毛主席耐心听这位领导讲完,对边区几位负责人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

从毛主席亲自处理这件事,莫文骅领悟到,在军政军民关系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严格检讨自己,作自我批评,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军地双方应互相谅解,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

1941年夏天,中共西北局的一位陈部长请莫文骅去。莫文骅到后,他讲在延长的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开了枪,蛮不讲理。西北局决定严肃处理,将这两个连排长枪决,因为莫文骅是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要他执行。

莫文骅听后大吃一惊,说:"此事我不知道,可以调查以后再说。"陈部长不允许,说是西北局决定了,一定要执行。莫文骅仍不同意。陈部长激动了,拍着桌子说:"你还想当政治部主任么?"莫文骅当时也火了,说:"不当了!"

莫文骅说完扭头就走,回去向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谈这事,肖劲光也不同意。这件事闹大了,传到了毛主席和朱德那里。

朱总司令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犟脾气,压服是不行的,要讲点理。"人命关天,毛主席也主张慎重从事,指示双方:你们先去调查一下,尔后再作处理。

于是莫文骅和陈部长同去延长。到时,把当事人都找来了。都说是对方开的枪。莫文骅看墙上有一枪眼,于是拿县大队的"七九"枪,用一张小红纸贴在枪眼边,又问距离多远?他们答约十几米,莫文骅便用枪对准红纸,打了一枪,正中,枪眼和原来的一样大;莫文骅又拿三五九旅连长的驳壳枪向墙上打了两枪,而枪眼却小。这证明开枪的是县大队的人而非三五九旅的连排长。莫文骅问陈部长,还杀人么?杀谁?他不吭气。于是莫文骅说,算了吧,不杀人了,各方回去自己检讨好了。这样,莫文骅等便回延安汇报,和平解决。莫文骅认真回顾此事的前前后后,觉得还是毛主席高明:问题不好解决,就从调查研究中找答案。于是,他为自己题了"深知慎处"4 字,作为座右铭。

1940 年下半年的一天,毛主席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些领导。到会的有肖劲光和莫文骅等 10 多人。

毛主席待大家到齐,半开玩笑地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

接着,是大家发言。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

毛主席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

毛主席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使莫文骅等人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后来春节前后,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热烈的"拥军优抗"、"拥政爱民"活动。军地双方分别作出了决定,发出了指示,颁布了《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边区政府颁布了有关当时军政军民关系具体政策问题的一系列法令、条例。

边区部队在肖劲光和莫文骅的领导下,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拥政爱民的号召,教育基础上整顿群众纪律,进行遵纪守法大检查,揭露违纪事件,彻底清理军民关系旧案,退还借物,赔偿群众损失,强调爱护与节省民财民力,部队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进行助民和给群众排忧解难。在春节前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政军民联欢活动,整个边区呈现出一派空前热烈的军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高昂欢快气氛。

这一活动的效果十分突出,不仅当时增强了军民团结,加强了边区力量,同时对军队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43年10 月1 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要求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于1944 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这一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次年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称之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并延续下来,形成新的革命制度和光荣传统。

1951年夏天,莫文骅由广西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路过北京。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莫文骅并留他吃饭。毛主席生活仍很朴素,留人吃饭也就是他自己吃饭的两样菜,一碟辣椒,一碗汤,再给客人增加一付碗筷,不过加了一瓶葡萄酒而已。毛主席敬了莫文骅一杯,莫文骅也回敬毛主席一杯。

酒过三巡,毛主席就开始与莫文骅边吃边谈论工作。先是谈论广西剿匪等问题,谈完之后,莫文骅谈到广西省人民政府准备重修"镇南关",以保存这一古迹,并想请毛主席题写关名。

毛主席"嗯"了一声,马上说:"仍叫镇南关,胡志明同志高兴不高兴?"莫文骅深感毛主席处理问题站得高,说:"那就请主席考虑另外起个名。"以后,"镇南关"就改成了"友谊关",充分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体现了毛主席的国际主义思想。

建国以后,我军的政治训练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各级军事院校都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以及政治时事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课。为了集中培养全军高中级政治工作干部,1954年创办解放军政治学院。罗荣桓、肖华兼任正、副院长、莫文骅任副院长主持学院日常工作。毛主席对学院工作十分关心,每期毕业学员他都接见,向莫文骅询问教学工作情况,并关心学员中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情况。还给校刊题写了"思想战线"四个字。刘少奇批准从党费中拨 50 万元(人民币)作为学院的机动费。

从 1961 年开始,政治学院在罗荣桓、莫文骅的倡导下,组织学员通读《毛主席选集》第一至四卷,并结合各门课程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对于政治学院高举毛主席思想的旗帜讲政治,周恩来十分赞赏,在怀仁堂的一次干部会上,周恩来提出:"外交干部要到罗荣桓院长和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学院即办了一期外事干部班。

1963年6月23日,罗荣植逝世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在薄一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设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的同时,指示"地方干部到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对莫文骅政治上的信任。

莫文骅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在政治学院开设了地方干部班,并编印了系统的政治工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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