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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时长51秒的视频在网络上火速传开，视频中一群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只看见其中有几个人在小声商量，随后，一名穿灰衣夹克的中年男子一个寸步冲上前去，飞脚踹开一扇破旧的木门，其余围观群众有说笑的，有鼓掌的，更多的是拿起手机拍下这荒诞的一幕。
这是2020年4月15日发生在著名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家的事。
尽管朱之文表示因理解其是粉丝，虽行为不当，不建议追究责任。但鉴于违法事实存在，单县公安局立即展开调查，并将两名涉嫌寻衅滋事的嫌疑人董某、周某抓获归案，分别予以依法行政拘留十日。
因为是名人的粉丝，想见自己的偶像而未开门（据说朱在家睡觉未听到）竟然脚踹人家的门，这样的行为真是恶劣之极，因为这是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以及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在这本书中，当郑念面临抄家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宪法》。她写道：虽然我认为这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的，但我仍举起那本《宪法》，心平气和地说：“你们没有搜查证就随便闯入私人宅第，这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那青年一把夺去我手中的《宪法》，把它扔在地上，气汹汹地说：“这宪法已作废了。”“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修改宪法。”我说。“我们已把它作废了。你打算怎样？”那青年说。当政策与语录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时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会导致平等的灾难。因为没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选择性平等。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据2020年4月20日环球网消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医疗部门和警方的排查工作中，发现有3名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居民，医务人员随即在19日晚间前往该地区进行筛查工作，并准备对这3名人员采取检测和隔离措施。但遭到当地居民强行阻拦，随后引发对工作人员的大规模围殴事件，并一度发生民众打砸店铺设施的违法行为。随后当地警方出动大量警力，才平息了暴力事件。根据印度媒体的分析，由于部分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再加上网络谣言的影响，疫情封锁期间印度多地接连发生暴力抵抗医护人员疫情排查工作的恶性事件。打砸抢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
脚踹家门，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延安黄碟案”。
2002年8月18日晚11时许，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民警称接群众举报，新婚夫妻张某夫妇在位于宝塔区万花山乡的一所诊所中播放黄碟。三名民警称从后面的窗子看到里面确实有人在放黄碟。即以看病为由敲门，住在前屋的张某父亲开门后，警察即直奔张某夫妻住屋，“一边掀被子，一边说有人举报你们看黄碟，快将东西交出来”，并试图扣押收缴黄碟和VCD机、电视机，张某阻挡，双方发生争执，张某抡起一根木棍将警察的手打伤。警察随之将其制服，并将张某带回派出所留置，同时扣押收缴了黄碟、VCD机和电视机。第二天，在家人向派出所交了1000元暂扣款后张某被放回。
10月21日，即事发两个月以后，宝塔公安分局以涉嫌“妨碍公务”为由刑事拘留了张某。10月28日，警方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张某；11月4日，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11月5日，张某被取保候审；11月6日，张某在医院被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挫伤，并拌有精神障碍”；12月5日，宝塔公安分局决定撤销此案；12月31日，张某夫妇及其律师与宝塔公安分局达成补偿协议，协议规定：宝塔公安分局一次性补偿张某29137元；公安宝塔分局有关领导向张某夫妇赔礼道歉；处分有关责任人。
在法治的社会里，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主人尽可以在其“堡垒”中从事各种无害于他人的活动；而对于公权力而言，则坚持权力制约，坚持法未授权即禁止的原则，主张权力应该服务与权利，反对权（力）本位。当确实可能存在有人利用私人空间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应当保持应有的克制，法律法规并没有完全排除公权力对私人空间的检查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出于社会秩序等公共利益的目的，公权力有权检查私人空间。但检查所涉范围涉及到私人隐私问题，法律为了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中间寻找平衡，便设计了批准检查这一程序。多一道程序，多一步骤，多一限制，其立法用意非常明显，即对涉及隐私的私人空间，代表公共利益的检查介入应当慎重。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句法谚，“我的茅屋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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