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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自秦之后走向了大一统，一统王权与儒学逐步成为其两个拱顶石，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并在传统社会中经受住了长期的历史考验。虽然大一统国家具有自己的功能优势，但在国家提升自己公共权力的集中度与强度、提升自己应对内外挑战能力的同时，它也面临着集中起来与得到强化的公共权力走向滥用与自我异化的风险。特定国家在运用高度集中并得到强化的公共权力成功克服自己所遇到的内外挑战的同时，似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更难对付的麻烦：使高度集中并得到强化的公共权力接受有效的制约而不致走向异化。
一、大一统王权在中国的发展的合理性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但在周秦之际却发生了一次剧变，由此形成的基本政治结构一直延续到帝制时代末期。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大一统王权的产生，此后的中国历史中虽然有一些长期分裂动荡的时期，但是每一次分裂和动荡最后都以向大一统秩序的复归而告终，并且一统王权下的稳定时期总体上要长于分裂动荡的时期。秦王朝可以说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端。从列国争雄中脱颖而出的秦国开创了大一统时代，对此后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秦国能够从列国争雄中胜出有很多原因，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当属秦国所具有的体制优势：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和实施奖励耕战的政策，逐渐确立自己的军事优势。按照许田波的说法，秦实行了“自强型改革”，即努力通过提升政府的行政能力来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这套严密的组织体系使国家对编户齐民的控制下沉落实到了基层，相比于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传统中国的国家构建是非常早熟的，虽然它在技术手段的理性化方面与现代国家相比还无法匹敌。
秦最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实现统一之后，秦始皇又采取了一些加强大一统的措施，比如废封建、行郡县，修驰道，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措施。在这些具体的措施之外，最为核心的当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组织结构。皇帝集军事、行政、立法、司法等最高权力于一身，理论上说握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权力的贯彻则通过对皇帝负责的官僚组织体系来实现。今人多以西方民主制度为参照系来批判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但是我们不应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大一统王权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经受住长期的历史考验，这背后必然有其历史合理性。
事实上，在代议制发明之前的前现代社会还没有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是通过民主制度实现治理的。虽然希腊、罗马都曾实行过民主制度或共和制度，但是这种民主或共和制度很难超出城邦的范围。因此，帝国体制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王维系帝国体制的长治久安和文明的延续性方面，华夏文明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从秦国在列国争雄中胜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出集权国家在战争环境中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源于其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具体说来包括更强有力的汲取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进行更大范围协调作业的能力，统一指挥调度的能力等。
即使是实行共和制度的罗马城邦也知道在战争危机时期需要选举出一个独裁官来实现统一指挥和迅速决策，这背后也是同样的道理。正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效战争机器的秦被历史剔选出来并统一了中国。这不一定符合人道原则，也非个体行动和个体理性设计所能决定，而是历史理性在发挥主导作用。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讲求仁政、礼义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到处吃闭门羹，而讲求势、力等功利原则的法家则在秦国大行其道。一统王权及郡县制国家一旦产生就给中国历史的总体面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此后中国历史顽强地再三走上大一统轨道的背后，应该说有着某些持久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从华夏文明应对环境的挑战来说，大一统国家在治水、赈灾、防御等方面具有更好的协调优势和规模优势。黄河周期性的泛滥和改道是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一大灾害，由此产生的治水和赈灾工作涉及到大范围的地域，并且所需的大量资源也不是本地所能解决，因此大一统国家的集权组织体系可以更好地完成这种任务。在远古时期，大禹治水可能就是当时权力逐渐走向集中的一大原因，而后世在治水方面也是下了很大功夫，清代的河道总督是独立于各省督抚而设，为的就是起到对整个流域的协调作用，国家也经常需要为治水划拨大量的银两。
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处于季风气候影响之下，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受不稳定的季风气候影响而容易发生灾荒，二是根据降雨量大体形成了一条划分游牧与农耕地带的长线。这就相应产生了传统中国两大持久的政治课题：荒政和防御游牧民族的侵袭。为应对经常发生的大范围灾荒肯定需要向其他地区调度资源和疏散人口，并需要将这些资源有效地分发到灾民头上。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导致流民引发的动乱，明末连年自然灾害引发的流民问题就非常严重，但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朝廷再也没有能力应对这项工作，这些流民最终变成了流窜各省的起义军。这虽然是一个反面的案例，但在从事这种大范围的协调工作方面集权国家无疑具有功能上的优势。
在一统王权强势的时候往往能够发挥规模优势，实现有效防御，甚至能够进行追击。早在秦朝始皇帝就试图通过修筑长城来解决游牧民族的侵袭问题。汉武帝和唐太宗在位时期对匈奴等周边民族的战略优势也说明了大一统国家在防御和扩张上的能量。宋代、明代后期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能抵御住外族入侵，但也在很长时期内组织了有效的防御。而在大一统局面破裂或王权弱势的时候则会出现外族入侵的猖獗时期，由此导致的战乱和退化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甚至威胁到文明的延续，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文化中心不得不南迁避难。
二、大一统王权的双面性
往后说，宋代曾经在商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上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蒙元的入侵则打断了这一进程。因此从应对严酷环境的挑战方面来看，传统华夏文明不断走向大一统的结构似乎并不是一个历史的错误，而是满足了许多功能性需要。大一统王权不仅能应对种种由环境、地理因素而带来的挑战，它在维持国家内部和平与政治稳定方面也有着自己的历史合理性。虽然今人多从现代的立场来质疑一统王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纵观中国历史，最为繁荣的治世之出现往往是有雄才大略的明君在位，而最为黑暗、动荡的时期则往往是一统局面破裂下的割据混战时期。
在春秋战国的战乱中，中国一度出现文化最为繁荣的局面，这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但文化的繁荣或创造力激发却未必与战乱成一绝对的正相关关系，相反后世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往往出现在治世而非乱世。经济社会的退化则与战乱成正相关关系，在长期的战乱中，作为文化发源地的中原地区逐渐失去其经济文化优势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只有在一统国家所保障的底线秩序和大流通平台之下，市场秩序才能得到扩展，分工协作才能深入，社会经济才能得到长足发展，一个社会也才有更多的剩余来从事文化的生产。
正因此在王朝初期的恢复期过后往往就能迎来一个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鼎盛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崩演往往伴随着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裂割据，由此开启了战乱和动荡不安的时代。经历长期战乱，就会出现“人心思定”的社会心态，所谓“宁为治世犬，不做乱世人”，这说明大一统的稳定局面是人心所向。在割据混战状态下，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都为自己的统治区域提供保护和收取保护费，同时与其他军事集团竞争。
但这种局面的代价是极大的，一方面是军费开支巨大，从而加重了对生产者的剥削。另一方面，社会也不安定，多流寇，流寇只会进行毫无原则约束的掠夺而不提供保护。垄断了暴力手段的一统国家的产生正是源自不同的军事集团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一个最强有力的保护人胜出之后就可以发挥规模经济，通过较少的固定税赋来提供保护，这符合保护人的长期利益，也符合被保护人的利益。因此，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大一统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人心思定当有这方面的原因。
因此，要想赢得民众的拥护就需要提供可置信的政治承诺，那些军纪严明而又做出良好承诺的军事集团无疑更得人心。另一种可能就是通过直接的激励手段来获取支持，比如像秦国那样通过奖励耕战来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动员。最终，如果有一支政治军事力量具备组织上和战略上的强大优势就可能重建大一统王朝，大一统政治结构就会在经历周期性的崩馈之后又得以重建出来。这种重建过程实际上与秦朝统一六国的过程具有类似的逻辑，都是以“力”得天下。而这种“力”的获得则与集权而有效的组织结构具有很大的关系。
在政治生态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对权力集中和有效运作的需求也就越高。在这方面，与欧洲中世纪以来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进行比较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战争也是欧洲进行国家构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很多当代的研究都已突出强调了这一点。在战争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国家权力逐渐实现集中和向社会的渗透。这一时期出现的绝对主义国家似乎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
只不过欧洲国家更多地继承了来自其封建社会的特有遗产而已，这在处于欧洲大陆之外，政治生态不那么紧张的英国尤其明显。大一统王权之下的集权国家确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了和平与政治稳定。在有效地建立和运作一个大一统帝国方面，传统中国确实比欧洲具有更大的文化和政治智慧。为了维持一个大版图国家的政治稳定，传统中国选择了大一统王权，通过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实现定于一尊，通过高度集权来抑制各种地方主义倾向和分裂势力。
在现代主权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之前，这或许就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因此，强势的皇权及其管理之下的官僚集团无论在应对严酷的环境挑战还是维持内部和平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就是其历史合理性所在。中国之走向大一统并得以长期延续这种局面也肯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且文化因素会与另外一些因素之间产生互动，从而起到一种加固作用。从远古开始，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中国大地逐渐成为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这一过程大概就是不同文化之间不断“接触一冲突一交流一融合整合”的过程。
总结
大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既对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具有促成作用，又因为大一统国家的长期影响而加强。另外，汉字的特点，它相对于语音中心主义的拼音文字来说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对大一统的维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君主制的有力支撑，经过汉儒的连释之后，更是成为一种支持一统王权的官方文化。虽然文化因素只是一种柔性的东西，不具有决定论的色彩，但它在此中发挥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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