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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新著】
■陈建华（哈佛大学、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古籍所教授、博导）
2002年至2013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任教，这在我生命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迹。十二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短。记忆像一叠老照片，许多印象久经岁月浸泡而模糊起来，有关香港的碎片仍色调浓艳。幼时有几部港片到上海，如《绝代佳人》和《新寡》，其女主角夏梦倾动一时，听我父母与隔壁阿姨爷叔谈起，比起周璇不知要好上多少倍，那种惊艳倾慕的情态难以描摹。那时我在上小学，该看的电影《鸡毛信》《董存瑞》等都看过，轮不上看港片，因此最初闪现在我记忆里的香港是一种声音、一个名字。现在想起夏梦，脑中便浮现她的银幕丽影，这些形象都是到了香港之后接收与储存的。
20世纪90年代我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其间时不时与香港发生关联，可说是种下了情缘。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了李欧梵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班，开始读到张爱玲的作品，大受震动。小说里有几篇是讲香港故事的，她说是透过上海人的眼光来写的。我好似受了优待，读起来更觉亲和。
后来在哈佛大学，我的导师李欧梵是十足的“张迷”，又对香港情有独钟。在讲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公共课上，他以电影作教材，这在哈佛大学是首创；第一部就是香港电影《刀马旦》，后来还有《胭脂扣》。他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建立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工作坊，请来了不少香港学者，如郑树森、陈国球等，我也开始认识他们。那时李先生在兴致勃勃地撰写《上海摩登》，书中由张爱玲的小说激发了他的现代性想象，提出上海—香港“双城记”，展望这两座亚洲大都会在新世纪中的“世界主义”风采。曾几何时，我也不知不觉在这“双城记”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回想我的香港岁月，说不尽光风霁月、赏心乐事，但大部分时间和心力花在了教育与学术方面。这里就最近二十年来香港的大学文科、学术机制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谈点个人的感想与反思。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后恰逢全球化经济浪潮，香港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或许可举地铁与大学为例，作个简单的比较。２０世纪初以来港铁系统共有东铁线、港岛线、观塘线、荃湾线、东涌线等五条线路，而自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６年新增了将军澳线、西铁线、屯马线、迪士尼线、南港岛线等五条线路，还不计在原来线路上延长或派生的短线。与过去百年相比，港铁的发展速度可谓惊人。
从大学系统看，最早的是成立于1911年的香港大学，历经半个世纪，方才于1963年有了香港中文大学，直至1991年有了香港科技大学。此后如雨后春笋，截至2020年1月，逐次增加了岭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树仁大学和香港恒生大学，共有十一所法定的大学，这些学校大多为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数量不算多，近二十年来呈加速扩张趋势，那种力争上游的劲头令人瞩目。如树仁大学原先是树仁学院，恒生大学原先是恒生商学院，均属于私立学校。前几年这两校努力完善各项指标，先后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升格为“大学”。另外一个新势头是这些大学纷纷在深圳、珠海、广州等地设立了分校。
香港的大学体量有限，能量不小，顺应全球化潮流而追求国际化是一个共同特点。富于象征意义的是如果打开各校官网，就可以看到无不显示自己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ＱＳ世界大学”或“Ｕ．Ｓ．Ｎｅｗｓ世界大学”排名榜上的位置。
很长一段时间里，港大作为香港唯一的大学，只用英语上课，至中大成立，宣称以中文为主教学，含有与港大对着干之意。科大是后出，以美式教育为主，采用多元开放的方针。科大要求用英语讲中国文学史，有人不以为然，觉得可笑。我在研究生班讲中国文学史，用的是普通话。同样有广东籍老师，也可用粤语上课。后来校方改革课程，加强英语授课，研究生写论文一律用英语，有的粤语课也不能开了。改革的理由是：培养人才应具世界眼光，应以海外市场为目标，要改变人才单向输入的局面。想想也没错，豪言壮语令人动容。。
凡事不止一个面。科大人文学院分科不分系，分语言、历史、哲学、文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教师均为在美国获得学位或曾在美国大学执教的，且几乎清一色华人。学术上主要与美国的中国研究接轨，却具明显的本土姿态。教文学的有五六位，皆重视理论并从事跨学科研究，且强调各自的中国文学研究专长，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用双语写作。记得我入职科大不久，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院长丁邦新嘱秘书从杂志上复印下来，放在我的信箱里。可见学术研究尊重自主选择，如在北美研究分析哲学已经寥寥无几，而在科大仍有一席之地。
只有五六个人专治文学，算一个小组吧，不消说不能跟港大、中大比，如果跟浸会或岭南的文学院比，也小得像麻雀。尽管如此，却五脏俱全，细碎而琳琅满目，学生写硕博论文在选题上十分自由，有的研究晚清“诗界革命”与南洋诗派，有的研究宋代“元祐”诗风，有的研究叶浅予漫画，有的研究鸳鸯蝴蝶派的《红玫瑰》杂志，简直是海阔天空，我也甘做“百搭”，乐收教学相长之果。
由于包容与开放，因此传统与新潮并行不悖，现代与后现代的缝接之处时时可见。其实香港的传统文化深有根底，如中大的中文教育与国学研究历史悠久，也是“新儒家”的重镇。但文学院有“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从“新批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到“后现代”，一应俱全，相当西化、前卫，因此形成明显反差。李欧梵老师在那里授课，倡导跨文化研究，可谓一枝独秀。另如岭南大学有一百多年历史，是教学型大学，以“博雅”冠名，专注人文社会科学，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亚洲十大顶尖博雅大学”之一。另如浸会大学的文科也很强，文学院有饶宗颐国学院，由我的朋友陈致教授主持，令人赞叹不已。像这样的各种名目的文科机构在各校都有，如珠宝闪烁。
就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说，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1949至1979年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史料整理与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书写与鲁迅研究等方面都非常繁荣并产生国际影响（李城希：《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1949—1979》，载《文史哲》，2020年第3期）。抗战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文人从上海来到香港，如戴望舒、叶灵凤、姚克、曹聚仁、徐訏、宋淇、刘以鬯、张爱玲等，打造了“双城记”的一段文坛传奇。当然不限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也非常繁荣；也不限于1979年，尤其在新世纪都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在香港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绝大多数是华人，有的是“海归”，有的来自内地高校。每所大学都有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无论古代、现代，还是诗文、小说和戏曲，皆为专家耕耘的园地，犹如一张中国文学地图，在世界的中国文学的学术共同体中传播、流动与延伸。的确，在香港有关中国文学的学术活动频繁而多样，通过访问交流、国际会议和讲座等形式，尤其与内地学者保持密切的互动，在共同绘制这张地图。
还须提到香港大学教育的另一特点，即管治机制十分理性，规章制度的设置很细致。为了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教育局不断改进管理手段，客观上起到了推进教育全球化的作用。大约在2010年前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于科研项目的年度申请改变了以往优先资助几个重点大学的做法，放开让八所公立大学公平竞争。项目申请成功率影响到大学之间的实力评估，科大明显受到压力，于是想方设法加强项目申请环节，动员每个教师递交申请。另一环节是科研成果申报，各大学先后列出各地学术期刊的名单，国际上的如ＳＳＣＩ和Ａ＆ＨＣＩ有章可循，主要是对大陆和港台地区的学术期刊排名，用以评估教员的学术成就。项目申请和科研成果都通过网上填表，表格愈趋精细，使人非常头疼。从某种观点看这些量化的做法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虽然引起质疑，但成为趋势，后来大陆有了ＣＳＳＣＩ，台湾也有了ＴＨＣＩ和ＴＳＳＣＩ。
香港的大学图书馆联网系统对科研提供的服务是一流的。特别是馆际互借制度，如果需要的书本校没有，网上填一下，三两天就会送过来，不用掏一个铜板。如果借书逾期不还，电脑自动给你累计罚款，教授和学生一视同仁。有一回我放假后返校，几本书罚了两百多块。小我在嘀咕，大我说该罚，罚得应该，因为这个制度实在好。
那时我的朋友钱锁桥在城大，有一段时间我们走得近。我们谈起在香港教书做研究有得天独厚之处，如和东南亚近在咫尺，学术交流至为方便；用双语写作和发表，游刃于中西世界。虽然制度繁琐，竞争激烈，然而事在人为，如果安排得当，得项目资助而生产论文，届时结项又成书，照这么做事半功倍，岂不善哉。大约是他的林语堂研究获得大额资助，或许是那晚喝高了，我们说应该创造一个“香港学派”。过了几天提起此事，他说忘了，我也说没说过，于是哈哈一笑了之。
我认识刘佩英女士多年，一向佩服她的眼光与魄力。她告诉我她在策划一套“香江书系”，其“香江哲学”系列已经启动，此为“香江文学”系列，旨在为香港地区学人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借以展示他们对祖国文学的精彩想象与演绎，与读者分享探索的艰辛与欢快。我忝为主编，仅略叙我的香港记忆，对这套丛书由衷表达美好的愿景。（注：本文经授权摘编自“香江书系·香江文学”总序，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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