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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说的这三本书，钱钟书的《管锥编》，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许多学者眼里，都算不上看家书，但在笔者的学术生涯中，却是永生难忘的几本书。
李泽厚
之所以永生难忘，是因为这几本书，虽然也曾带给我莫名的惊喜，但更多的是让我感受到了一连串苦恼和尴尬。
我想说的主要就是这种苦恼和尴尬。
遇上《管锥编》，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厚厚的四本，一看目录，列的全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诸如《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等。
这个阵势，我不大喜欢。在生活中，一向不愿亲近那些高自位置的贤达；在阅读方面，也对面目高峻的著作敬而远之。所以，虽然是在第一时间买了《管锥编》，却让它在书架上安安静静地呆了好些日子。
一天忙碌之余，顺手拿了《管锥编》翻看，碰巧读到的是《太平广记》中的淮南王刘安一则，我在读《搜神记》的时候见过，有一种故友重逢的欣喜，就津津有味地往下看。淮南王刘安成仙之后，他没有意识到，作为仙人的资历其实很浅，却在仙界摆那副人间诸侯王的嘴脸。结果受到惩处，罚他在仙界打扫三年卫生间。
《管锥编》
钱钟书在引述了这个情节后，仿佛不经意地发了一句议论，大意是说：这个情节在虚构逻辑上不够妥当，因为仙人不食五谷杂粮，仙界压根不需要卫生间。读到这儿，真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原来学术著作还可以如此有趣！原来《管锥编》是可以当随笔来读的！
这就是我喜欢上《管锥编》的缘由。没有想到的是，对《管锥编》的这种迷恋，让我的学术感觉离主流学术的要求越来越远：主流学术偏爱的是堂堂正正的学术见解，而不是某种学术趣味；主流学术偏爱的是堂堂正正的论著，而不是洋溢着学术趣味的随笔。
在沉溺于《管锥编》的那段时间里，真的有点像“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自得其乐，与世隔绝。
只是，时间一长，负面后果就显现出来了：我的同辈人中，不少人都在发论文、出专著，意气风发地出没于中华书局、《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我却还在与羲皇上人为伍，好长时间没有拿出“堂堂正正”的成果。
这种情势下，自尊心和自信心都不免受到伤害，也不免有些抱怨《管锥编》：如果不是这套书，我又何至于落到这个境地？所以，当后来有学者批评钱钟书没有体系的时候，内心里居然有点窃喜，心想这大概就是报应吧。
《管锥编》
2018年，在拙文《4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关于文学史研究，有一个需要特别提及的学者，就是钱锺书。钱氏曾于上世纪30年代撰有《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阐述了他的文学史观。
由于种种原因，钱氏未能独撰一部文学史。但他的《谈艺录》、《宋诗选注》和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管锥编》等三部书对中国文学的许多重要领域作了深湛的研究。其学贯中西的视野，自成一格的文言，有意与宏大理论体系立异的著述体例，使他成为20世纪下半叶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异数或奇迹。
至于他学识淹博，旁征博引，涉及的学科知识不限于文学、史学、哲学，还兼及心理学、政治学、科技军事等，这些虽然也令人敬佩，但就钱氏而言，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研究结论，而是一种格局，一种气象，一种令人缅怀和敬仰的学人气度。
笔者之所以不再抱怨《管锥编》，是因为经历了那段苦恼之后，终于体会到：与某一时期主流学术的疏离，不一定是坏事。摆脱了某种思维定势的约束，也许会有更为舒展的气象。
钱钟书
1995年，拙著《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在台湾出版，其中的一些自觉体贴入微、恰到好处的见解，就得益于此前的“疏离”。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年甫一出版，即风靡全国，我也是它的第一批读者。
喜欢《美的历程》，是因为李泽厚把我的许多朦胧想法一下子挑明了，窗户敞开，万千气象顿时呈现在眼前。那种欣喜和愉悦，和我第一次见到珞珈山的感觉一样。
全书一共10个部分：（1）龙飞凤舞，（2）青铜饕餮，（3）先秦理性精神，（4）楚汉浪漫主义，（5）魏晋风度，（6）佛佗世容，（7）盛唐之音，（8）韵外之致，（9）宋元山水意境，（10）明清文艺思潮。用十几万字的篇幅勾勒中国美学史的总体轮廓，这样的书，现在没有人会写了。
年轻人的特点是，一旦喜欢，就忍不住模仿，我因此跌进了找不到表达路径的茫茫深谷。写作总是仰仗语言，不是所有的语言，而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套语言，包括一些熟悉的术语、修辞手法和思考问题的路径。
《美的历程》
曾经和本科生做过一次学术游戏，让他们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论文，内容不限，只是不能用“封建社会”和“叛逆”这两个词，居然有很多同学没法动笔。原因在于，“封建社会”和“叛逆”这两个词，不仅仅是两个词，还意味着一种思维习惯。沿着这个思维习惯，不难找到许多相关的想法、例证和措辞，一篇论文总归是可以完成的。
《美的历程》带我远离了所熟悉的那套语言，可是新的语言方式又缺少积累，这种状态，有些像人们说的“失语症”：只要一涉及表达，就脑袋里一片空白，找不到具体的思路和词汇。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年时间，其直接后果是：几乎一年也写不出一篇论文。这种一筹莫展的落寞，使我怀疑起自身的素质，也使我对《美的历程》心生抱怨。
许多年后，当我得知《美的历程》没有入选华东师大的思勉原创奖时，不禁暗自窃喜：想不到你也有落寞的时候！
话说回来，虽然抱怨李泽厚，但阅读的兴趣依然不减，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之类，包括那本学者们不好意思提到的《走我自己的路》，也都先后找来读了。
《走我自己的路》
读多了，也就发现了一些别人未必看出的疏漏，比如，李泽厚书中的若干引文，并不是从原著引来的，而是转引自陈寅恪等人的著作。陈寅恪常常节引而又不用省略号，只在叙述时用“略云”加以说明。李泽厚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就当做完整的原文拿来用了。
在发现了这些疏漏之后，一度曾喜出望外，不再把李泽厚当做神话般的存在。不过，这种欣喜没有延续多久，理由很简单：李泽厚那种思想家禀赋和思想的能力，不是几个硬伤就能抹杀的。人家的许多想法就是令你忍不住击节！
2008年写过一篇论文，《＜红楼梦＞与宫体诗》，在论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有意花了较大篇幅引用《美的历程》：
闻一多的这篇论文写于1930年，大约五十年后，李泽厚接过闻一多的话头，畅发快论，并就闻一多“没有憧憬，没有悲伤”的判断表示了不同意见。
《美的历程》
他说：
其实，这诗是有憧憬和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一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它上与魏晋时代人命如草的沉重哀歌，下与杜甫式的饱经苦难的现实悲痛，都决然不同。它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
春花春月、流水悠悠，面对无穷宇宙，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青春的短促和生命的有限。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的初醒觉的“自我意识”：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无可奈何的感伤、惆怅和留恋。
人在十六、七或十七、八岁，在似成熟而未成熟，将跨进独立的生活程途的时刻，不也常常经历过这种对宇宙无限、人生有限的觉醒式的淡淡哀伤么？它实际并没有真正沉重的现实内容，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尽管口说感伤却“少年不识愁滋味”，依然是一语百媚，轻快甜蜜的。
永恒的江山、无垠的风月给这些诗人们的，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感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你看，“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你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里似乎有某种奇异的哲理，某种人生的感伤，然而它仍然是那样快慰轻扬，光昌流利……。闻一多形容为“神秘”、“迷惘”、“宇宙意识”等等，其实就是说这种审美心理和艺术意境。
李泽厚画像
《＜红楼梦＞与宫体诗》在《美的历程》引文后有一句评议：“李泽厚的感受与诗的情调更加吻合一些。”
写下这句礼赞的时候，心底居然有一种报恩的喜悦：对一本年轻时偏爱的书，有机会表达好感，其意义超过了学术本身。这是对李泽厚的迟到的礼赞，也是对那一段人生岁月的眷恋和回首。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读的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本子，时间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本来只是随便翻翻，因为其中的一段话，而爱不释手地读了下去。那段话的大意是说：除了莱布尼茨，在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有比罗素更为专精的学者；但这并不能成为反对罗素写一部哲学通史的理由。盖通史的写作，更多仰仗长时段视野和总体的把握能力。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句话，让我对罗素平添了几分信任和亲切感。
罗素
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之后，有自以为思辨能力上了一个档次的自信，也有在视野上发现了山外青山的惆怅。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份自信造成了我的学术生涯的空前尴尬：居然不能自已地想写一部具有宏大的理论架构的专著。
这样的学术冲动，对于一个做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其实不合时宜。盖古典文学研究虽然不排斥理论建构，但做实证研究，却是大势所趋。
然而，鬼使神差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竟然把我导向了这条道路。拙著《明代诗学》《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完成的，那种“哲学的傲慢”，在论述过程中随处可见，例如《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引言中的一段话：
学术研究有两种迥然相异的路数：一是以原理、原则来规范现象和事实，一是从现象、事实上升到原理和原则。照我们的看法，学术研究的魅力在于它勇于探讨原理和原则未曾解决的问题，在于它勇于质疑“常识”并提供新的“常识”。
因此，我们将努力不被“定论”以及从这些“定论”推阐出来的见解所束缚，我们的宗旨是面对事实、解剖事实、分析事实，致力于从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大量经验事实中建立思想秩序和理论形式。
《西方哲学史》
这样一种俯瞰日月星辰的口气，是罗素的口气，而不是笔者的口气。在罗素附体的那段时间里，这样的口气时常出现在署名“陈文新”的论文或论著中。偶尔翻读那些旧作，当然并不“悔其少作”，不过，对那种仿佛昂首天外的口气，不免有些疑惑：笔者竟然有过那样一种学术姿态？
罗素促发了我对哲学上的两个术语的关注：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哪一个更好呢？从罗素那里知道：在需要打破陈规的时候，归纳法更加有用。归纳法不及演绎法那样确切可信，它所提供的结论只有或然性而没有确切性。
但是，所有的新知识都只能从归纳得来而不能从演绎得来。对演绎法的一个经典质疑是：最初的前提是怎样得到的？演绎法必须依赖前提，而前提只能用归纳法来证明（假如我们不相信神谕或启示的话）。
根据罗素的启发来思考文学史著述，不难发现，文学史的写作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危险：一边是理论前提过于整饬而产生的僵化，另一边是缺少基本的理论前提而产生的杂乱。过分的统一和过分的丰富都有其弊端。
《中国文学编年史》
但就数十年来林林总总的纪传体文学史而言，所缺少的不是统一性而是丰富性，杂乱不是主要危险，僵化才是。编年体文学史并不总是比纪传体优越，但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让编年体文学史发挥补偏救弊的作用，正当其时。2000年至2006年间，笔者之所以不辞辛劳主编那套《中国文学编年史》，就与这种想法有关。
读《管锥编》时，我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读罗素时，也才四十上下；而今时光流转，居然已经年逾花甲。回头看去，读过的书真不算少，让我受益的书也多。但要说到印象深刻，不能不首先提到这三本书。它们构成了我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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