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上，诗歌评论相当多。诗话、词话以及其他有关诗词的考释、选评、论著，真是汗牛充栋，远远超过别的文学样式的评论。前人评诗论词，每多独到之见，闪耀着真理的火花，照亮了我们的思路。但是，其中也有不少谬论，以是为非，大放厥词，闹出不少笑话。
唐代诗人孟郊，字东野。他的《晓鹤》诗中有两句：“如开孤月口，似说明星心。”苏轼见了，十分喜欢，赞为绝妙。可是，清代潘德舆却在《养一斋诗话》说：“东坡不喜东野诗，而独喜此二句，异矣。此二句乃幽辟不中理者，东野集中最下之句也。”袁枚在《随园诗话》进一步指责说：“月不闻生口，星忽然有心，穿凿极矣！”
孟郊所谓“孤月口”，是说鹤嘴像孤月，所谓“明星心”，是说鹤心似明星。苏轼看懂了，这两句比喻奇特，又托物言志，确实“绝妙”。潘德舆说它不合理，是不识货，袁枚挖苦从没听说过月亮长嘴，星星有心，更是咄咄怪论。
宋祁的《玉楼春》有两句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大加赞赏：“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宋祁因此还获得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雅号。但是李渔却不以为然，他在《窥词管见》中说：“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确总不越一理字，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有蜚声千载上而不能服强项之笠翁者，‘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是也……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宋子京（宋祁字子京）当日以此噪名，人不呼其姓氏，竟以此作尚书美号，岂不由尚书二字起见耶？予谓‘闹’字极粗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近日词中争尚此字者，子京一人之流毒也。”
李渔，号笠翁，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也擅长诗词，《笠翁对韵》就是他的作品。但他对于“春意闹”的论见却非常失水准。李渔的讥讽，源于他的少见多怪。像宋祁这样，把本来属于视觉的形象转化为听觉形象的作法，在诗词中不胜枚举。像王维《过青溪水作》的“色静深松里”，李贺《天上谣》的“银浦流云学水声”，苏轼《夜行观星》的“小星闹若沸”等，都是如此。朱自清在《荷塘月色》写道：“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也是一例。按照李渔的逻辑，颜色怎么能说静？流云怎么能有水声？星星怎么闹？怎么沸腾？统统于理不通了。
识货的，除了王国维。还有，胡云翼在《宋词选》说：“‘闹’字点染得极为生动。”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也说：“词中句与字，有似触著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著之句也。宋景文（宋祁谥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著之字也。”
顶着科学家的脑袋去看文学家的作品，太可怕了。实际上，宋祁运用的是一种修辞手法，叫做通感。不仅视觉、听觉之间可以挪移，而且人的眼、耳、鼻、舌、身体各器官彼此之间都可以挪移。以听觉为例，柳如京的“天静无风声更乾”，是听觉转触觉；贾唯孝的“风来花底鸟声香”是听觉转味觉；冯大师的“乾风随马竹声焦”，是听觉转嗅觉；李世熊的“月凉梦破鸡声白”，是听觉转视觉，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通感修辞的优秀诗句。
吟诗填词，需要文学天赋。潘德舆、李渔虽然盛名在外，但属于学者论诗，总是隔靴搔痒，不过板书写得好罢了。当然，古代的文人，一般都会写诗，但并不一定以诗著称于世。袁枚的身份首先是诗人，倡导“性灵说”，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为“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 。文笔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
袁枚的诗有些写得相当不错，比如我们小学课本学过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寥寥数笔，一副生趣盎然的牧牛图跃然纸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亦学牡丹开。”观察细致，立意独特，还富含哲理，是难得的好诗。咏史诗也有创见，例如《马嵬》：“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将白居易和杜甫的名篇熔铸一炉，而出人意料地产生另一番“朱门酒肉嗅，路有冻死骨”的奇妙效果。
即使袁枚这样的诗家名手，也有犯糊涂的时候，竟然发出“月不闻生口，星忽然有心”这般见识，可见为诗之不易。清代训诂学发达，诗词评论也成就卓著。但是现在有些人专好评人短长，既不会讲道理，也不会摆事实，只是模仿古人口气，扭捏作态而自我感觉良好。而又有一些人，读了太多评论，脑子僵化，不敢做天然之语，只要不莺莺燕燕、翠云霓裳就视为打油。还有一些人，反对晦涩难懂，主张通俗晓畅，却忽略了文辞的锤炼，如通感之法，不但不敢用，而且还看不懂。
有人认为诗是雕虫小技，但是诗词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文学禀赋，没有半点儿藏拙处。而且学诗稍有不慎，就容易误入歧途，空耗半生精力成绩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