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宫基本是蒙古女人的天下。“满蒙一家”也常被清朝统治者挂在嘴边，然而事实却远没有满族人说得这么美好。
作为最高统治者家的亲戚，清初时，蒙古约有217万人口。康熙后，中国人口迎来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各族都发展的枝繁叶茂，唯独蒙古人口一路狂降。冯玉祥在自传中说，清末蒙古只有可怜的60万人。
作为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蒙古族曾建立过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即便元朝北归后，蒙古仍是困扰明朝各代统治者的大难题。清朝费尽心思笼络蒙古，也从侧面说明了他们对蒙古的忌惮。
满族入关前虽然是落后的游牧民族，但架不住人家皇帝爱学习。康熙借鉴明朝的经验，一招“兴黄教”便给战斗民族束上一副无形的枷锁。
“黄教”即喇嘛教。13世纪蒙古族崛起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远跟不上领土的增长速度。
为了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经验，同时也为治理不同民族的需要，铁木真对宗教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
喇嘛教与蒙古族的萨满教有许多共同之处，进入蒙区之初并未遇到太多困难。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大宝法王后，喇嘛教逐渐在牧区流行开来。
忽必烈重用八思巴对蒙古族有两个深远的影响：一是八思巴为蒙古创造了文字。这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改善了牧民的生活水平。萨满教是蒙古的原始宗教，它倡导灵魂不灭，所以人死后要带走生前的牛羊，甚至是妻子。每月的满月、新月及初八这三天，家人还要杀马匹，以马血供养他。
殉葬和血祭极大的消耗了牧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喇嘛教传入后，这些陋习全部被取缔。
喇嘛教对蒙古也不是全是好处。元朝因为大作佛事，每年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用于礼佛。元顺帝更是沉迷其中，致使国内民怨沸腾，最终被赶回蒙古。
朱元璋看到元朝因礼佛而丢掉大好江山，一面在内地限制佛教的发展，合并寺院，强制僧人还俗等，同时优待元朝留下的法师、国师。朱棣更是从藏地迎来哈立麻喇嘛，封其为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于是才有了《圣武记》中“终明世无西番患”的描述。
康熙在明朝的基础上，不仅用黄教笼络蒙古，还用黄教让蒙古成为清朝北面的移动长城。
清朝用国家力量极力抬高喇嘛教的政治地位，进而获得“护法权”，同时免除僧侣各种徭役和赋税，每年还有丰厚的赏赐。
作为报答，喇嘛们将“满洲皇帝”描绘成佛的化身和保护者，让牧民对他感恩带额、唯命是从。康熙才敢宣称“本朝不设边防, 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
清朝皇帝通过控制喇嘛教，在维护边疆稳定上确实有积极作用，但对于蒙古族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财富过分集中在寺庙和僧人手中，严重影响蒙区经济发展，牧民负担越来越重，这也是历史上不断出现“灭佛”的原因。
寺庙吸纳大量劳动力，又不允许僧人结婚，又进一步阻碍人口发展。日复一日的诵经礼佛，蒙古族的骁勇之气日渐消弭，换来的是对苦难生活的逆来顺受。
总的来说，清朝皇帝只想让蒙古对外成为抵御外敌的屏藩，对内成为统治各族的工具，并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蒙古亲戚。
参考文献：《清朝政府对蒙古的宗教政策》；《清朝的黄教政策与蒙古社会》；《试论清代利用黄教统治蒙古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