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说，词典上的一个个单词，都是他用一根根白发换来的。他还说，他的满头白发，是抖落了文字的“空词典”。
黑的字，白的头发，交错在一起，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黑白恍惚的面影，抽象地在书架上沉默。
这个面影，捂住了一层层漂亮的伦敦口音、上海口音、余姚口音，却不再作声。不再作声，也不再苍老，但应该还有灵魂。
他也曾说：有时感到自己肉身可以留在地面，元神可以跳到天空，悬停上方，俯视人间……
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双语词典编纂家、莎士比亚学者、《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主编，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首任院长陆谷孙先生于2016年7月28日不幸逝世。
值此陆谷孙先生离世三周年之际，我们辑录了陆谷孙先生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和编辑等各界人士的缅怀之词，一同追忆先生的动人风骨。
按量子物理学的说法，能量是永恒的，只是会换个形式存在，生命也不例外。那父亲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我希望，没了病体的拖累，他的灵魂能够带着被爱、被赞赏的满足而安息。他现在自由了，和他崇敬爱戴的父亲在一起。祝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他的“洞穴”，继续追求他的灵感。我会永远爱他，想念他。
——陆霁，陆谷孙女儿
他走了！他留下了《新英汉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等英汉互译领域的皇皇巨著，带走了对汉英文化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全面深刻理解；他留下了对莘莘学子的谆谆教诲和高风亮节的言传身教，带走了学生们的高度评价和深深挚爱；他留下了对亲朋好友们的重重施惠和关怀，带走了我们无限的悲痛和怀念。
虽然他已经驾鹤西去，但他的音容、他的作品和书信，特别是他的关爱和身上那股永恒向前的精神，仍时时伴随着我和我的家人们，他永远是我们的“老谷哥哥”！
——史济超，原黄浦区司法局干部，原上海市皓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作为学业和人生上的导师，大爹是严格的，但是作为“大爹”，他和我的父亲一样慈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他老是嘲笑自己“十个指头是绑起来的”，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什么事情都要靠胖阿姨照顾，但是为了我，会跑到老远买我喜欢吃的椰子酥，每个周日都会买好让我第二天带到寝室吃。大三那年，我到美国交流学习，和大爹每天有邮件往来。我要是忘了写邮件，他会打电话到宿舍问询，直到了解到一切平安才罢休。连我当时的室友都跟他在电话上成了熟人。我回到上海后，他交给我一本厚厚的打印装订成册的本子，里面是我们所有的邮件通信，我发给他看的文章，我对在美国发生的一段感情纠葛的倾吐。他认为，这是我一年的成长记录，以后翻看会挺有意思。有时翻看以前的通信，才深感什么叫循循善诱，而且是诲人不倦。
——陆晓星，德国汉堡大学心理学硕士
他身处学术高地，却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很接地气。他始终关注着普通英语学习者，跟踪他们的步伐，关心他们的痛痒，用微博和微信，耐心地回答他们各种各样、有时甚至显得幼稚的问题。即使偶尔有人误读，他也不在乎。有一回，一个自称精通英语的人，电话里同他“侃英语”，但那人的英语实在糟糕，自己说不好，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谷孙只能用中文回答他。于是此人在外面传话，说“大名鼎鼎的陆谷孙，英语其实不怎么样，听不懂，也说不来”，此话传到谷孙耳朵里，他也不生气，一笑了之，仍一如既往地和素昧平生的英语学习者沟通，耐心帮他们释疑解难。一个名望很高的学者，能如此与“草根”融为一体，为提高大众英语水平出力，使我们感动，也让我们钦佩。
说到底，谷孙就是这样一个亦“仙”亦“凡”的人。
——黄源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我知道，他这些年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了。 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每天对着满稿纸密密麻麻的中英文，真是太辛苦，可是他好像也乐在其中，常常说起他想到一个对译中文俚语、成语、典故的绝妙英文表达，就张开嘴大乐，对于英汉之间的“转换”，他真的是乐在其中。直到半个月前，他还转发给我一个《你必须知道的27个才华横溢的 Chinglish Words》，里面把“笑而不语”译成 “smilence”，把“折腾”译成“ Z-turn”……他自己还加上一些批注，让人看了忍俊不禁。他自己说，《中华汉英大词典》是他最后的事业，我知道他看重这部书的意义……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教授
《中华汉英大词典》如果从个人生活的安逸着眼，他完全可以移民到美国，因为他的妻女都在美国，他的英语又好。但他宁可两地分居，仍要留在中国。他从不唱爱国主义的高调，只是觉得他在国内还能发挥些作用。记得我和高云准备到澳洲长住时，他曾劝我采取他的模式，即让夫人出去照顾孩子，爷们留在国内继续做文化工作。我觉得他言之有理，特别是像我这种研究中国文学、写中国题材的人，到国外实在没有用武之地，而且与母土脱离得久了，怕要写不出东西，所以准备采纳他的建议。但是太太不能同意，说是她年纪大了，一个人带外孙太吃力，要我跟着去做助手。我只好服从，但准备等外孙大些之后，再回上海读书、写作，并与陆兄继续探讨问题。却不料还没等到我回上海长住，他就走了。
——吴中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谷孙的人格魅力也是人们爱戴他的另一方面。我敬佩他淡泊名利、大爱无私的思想情操。谷孙有明确的爱憎是非观。他嫉恶如仇，蔑视权势。但是亲近的朋友都会感受到他重情重义，对他人的无私的关爱。谷孙对家人的挚爱是深藏不露的。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临走时，见到门口柜子上他两个外孙女的照片，顺口说了一句：“他们好久没来了吧？”他马上回道：“我不要他们来，有假期也到各处去走走看看更好！”他曾经对我说：“要尊重各人的选择，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因此他耐得寂寞，从无怨言。这是多么难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思想境界！对朋友，对学生，他的关爱不动声色，尽在行动中。记得我刚退休那年，他借口要我帮忙誊抄译稿，但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帮我增加收入！类似的事例，我从每一篇思念他的文字中都能读到。这大概就似老范所说的“救赎”吧。哪怕他家中有心准备着的一盒盒“哈根达斯”，也都是表达了点点的爱意。谷孙作为学者，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蠹。他关心人间疾苦，恨不能倾其所有赐惠于所有的弱势群体。在他倒下前，7月22日半夜11点12分，我收到他发出的最后一篇微信，是为河北邢台市老百姓因未得水库泄洪通知而受灾牺牲的呐喊……
——袁晚禾，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陆谷孙的为人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 进，突破藩篱；退，守住自我。”“俯仰之间，我就是我。”那么，“我”拳拳服膺的准则是什么？如何找到自己独特而恰当的位置，发挥与众不同的作用？谷孙说：“身在丝绒樊笼，心有精神家园。”丝绒樊笼，指物质的诱惑和世俗的束缚，精神家园里有什么呢？他在《余墨集》中具体阐释：对星空和道德的敬畏，对使命的担当和承诺，对尊严和独立的恪守，对权力话语的怀疑，对弱小的扶持，对参差多态的追求。一言以蔽之，义命自持。“义”，是他毕生崇奉的公正平等。“命”，是高悬于天、绝非尘世间碌碌众生所能把握的宿业，是人力不可为的天意。两者难以调和。是义无反顾、仗义执言，还是安天乐命、听天由命？这是两种世界观的不同导向，存在尖锐分歧。他的选择，不是“无为中有为”，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谷孙直白：以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撞击现实的铜墙铁壁。这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关注蜩螗世事、在积重难返的时弊面前直言谠论的气度。“屹立不动”，就是守正不阿，百折不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身处矛盾中，如何亦慈亦让，而又不苟不随、砥砺风节呢？那就是“坚彊而不暴，柔从而不流”（《荀子·不苟》），即情绪的抒发有理性的调节，拿捏好“情理相得，刚柔相济”的尺度。“义命自持”，是他对 1996届毕业生的期许，也是他自己上下求索、援以明志的绳墨。
——范家材，上海海关学院教授
如今，你在哪里？我素来敬鬼神而远之，我一直信奉孔夫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相信你也是如此。可是话又说回来，你熟悉的《哈姆雷特》的台词：第二幕第一场，丹麦王子言道：“天地间的事物，霍拉旭，远远多过你的人生哲学里所能梦见的。”现在不是说有宇宙间第五种基本作用力，还有什么未知的暗物质？诚如是，我想你也许已经如愿，像你引用的东坡词里的句子：“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叶扬，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
我与陆谷孙先生，曾经如此友好，后来那么多年，彼此老挂念着，却很少有机会见面。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
然而，文化不死，他一直在我的书架上。
他曾说，词典上的一个个单词，都是他用一根根白发换来的。他还说，他的满头白发，是抖落了文字的“空词典”。黑的字，白的头发，交错在一起，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黑白恍惚的面影，抽象地在书架上沉默。
这个面影，捂住了一层层漂亮的伦敦口音、上海口音、余姚口音，却不再作声。不再作声，也不再苍老，但应该还有灵魂。
在这里，不妨重读他身前写下的一段话：有时感到自己肉身可以留在地面，元神可以跳到天空，悬停上方，俯视人间……
那么，在他的那些词典和书籍间，必有元神在俯视。我每次在书架前抬头，总会让目光稍稍停留，体会生命的短暂和悠长，感叹友情的坚实和凄伤，领受文化的冷寂和悲壮。
——余秋雨，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作家
陆谷孙的称呼是很多的，他家里雇的胖阿姨叫他“老太爷”“老鬼”，家人叫他“陆谷”“老谷”“谷孙”，外人叫他“教授”“老师”“先生”，熟一点的叫他“老神仙”，他好像有点喜欢这个称呼。我平时多叫他“谷孙”，或“Lugu”，叫他教授时反倒有点刺意了。在我们一个维持了 30年的聚餐会里，他是“老太爷”，“老太爷”不在，就很难聚在一起了。今年5月，老张夫妇、智玲从美国回来，我们欢聚南伶，“老太爷”说这次我们是大团圆了。没想到一合即分，而且是永久的分，苦哉，痛哉！
——许伟明，复旦大学外文系 1968届毕业生
从清晨到现在，记忆像不断翻开、令人眼花缭乱的书页，尽管其中那无以名状的节奏感还在盘旋，依然写不出自己的诗，只是想到了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几行：“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 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 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确实，想到陆先生时，大海又在重新开始，我还得继续写下去，“风起，唯有努力生存”。
——裘小龙，旅美华裔作家
It was my great and good fortune to know Lugu for almost 40 years. Most will remember him as a great lexicographer, others as a great translator, and still others as a great teacher. All of that is indeed true and memorable. I will always remember him as good friend, a good son to his father, and a loving father to his daughter. Rest in peace, my friend.
——托马斯·克里默（Thomas Creamer）,词典编纂家
Lu Gusun was more than just my friend. He was my mentor in matters personal and intellectual for over 30 years. Almost every interaction we had over that long period still brings me joy, and continues to prod my curiosity and ongoing contemplation. I mourn the fact that I will never again be in his Shanghai apartment — hearing him speak about nothing and everything, injecting a dose of wit into even the weightiest discourse, seeing profound historical meaning in the most frivolous tale, laughing suddenly in an explosion of understanding, witnessing his unique practice of a life of independence, autonomy, integrity, and wit. I will take the 30 years of Lu Gusun’s life that I was lucky to witness as a model for how I live the rest of my own life, not just to honor him, but to live a single human life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郝山（ Nicholas Calcina Howson），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
有人说，“陆老神仙的离开，仿佛带走了一个时代”。我没有那么悲观，只要我们遵从先生的期待，“每日超越一点，向着彼岸无限接近”，做个“具有倔强性格的彻底的个人——知识人、思想人、道德人、性情中人”，这恰恰也是先生最好的写照。对于我们，恰如姜泓冰女士所问：“ 且不说能不能，先说说，今天，你愿不愿意做陆谷孙？”
——杨玉良，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
他一辈子清白持身，对世事的评判有他的不变标准。使我最难忘的是，他在和友人们谈论世间的种种黑暗时，既没有站在道德高地的那种自得，也没有愤世嫉俗的激昂。他对善恶的评定是那么的自然，道德的戒律在他几乎是与生俱来，不必解说也不可妥协。世事变迁往往超出人们想象，但他一一道来，明澈如水，罪恶的就是罪恶的。他如何会有这种罕见的从心而不逾矩的处世态度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经过十年的劫难，需要重建道德的规范，所以在观世处事上不免摇曳不定，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了原则。但是陆老师的一生，从当“田埂上的小资”到成为今天的大师，其道一以贯之。他何以有这样的道德上的定力？从陆老师的自述我们知道，这根源于尊大人陆老先生自幼的庭训，由此说来，是民国风范一脉相承。 不管世态变幻人事纷纭，陆老师都能从容淡定，拒权势，远小人，不必刻意而是非自明，善恶之辨就如看红绿灯而过马路那样自然。换句话说，不需要深究，完全是凭常识决断行事。
——褚孝泉，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他老是说自己是一个教书匠，这话还是很有深意的。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他的话可能多少也反映出了陆老师的心思：“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陆老师，这可能就当推教书以启智了。他说自己最能接受的称谓就是“外语老师”，他在多种场合强调跨语际情景中望文生义或误读强读的问题。作为词典学家，他比谁都清楚，词脉壅塞后可能导致的思想混乱。 思想从具体的语词开始；独立的丧失是盲从词义操控的结果；遗忘往往与词语的情感意义被时光消磨有关。
——曲卫国，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天妒英才。行走在我们身边的大师，来不及和我们打声招呼，就匆匆地走了。
陆老师驾鹤西行，留给我们的是高山仰止的治学情怀，是超凡脱俗的大师风范。陆老师对我们的教诲，无法细数；陆老师对我们的垂范，终身受益。回忆起陆老师的点点滴滴，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恩和无尽的思念……
陆老师，我们想念您的课堂，想念您睿智的演讲，想念您爽朗的笑声。 想您了，看看您上课的录像，感觉您从未走远；想您了，去读读您的译文和著作，翻阅您编写的词典，汲取您的智慧砥砺前行。
——陶友兰，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陆谷孙先生是一位有风骨的人。他向往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写的“身虽囿核桃，心为无限王”（“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的生活境界，秉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在“文革”期间他会尽力把自己的学问和工作做好，但在环境合适的时候，他也愿意做一些行政工作，因为这有助于推广他关于教育和学校管理的理念。他在 1996年至1999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任， 2003年至 2006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
他策划设立复旦大学外文节和“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外文节丰富了复旦的校园文化，“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则邀请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来复旦讲演，开阔了学生的眼界。陆师做院长时还制定了一些好的制度，比如定期编制“院务简报”，把学院领导层开会讨论决定的事务，定期公布给全院，事实上是让院务管理透明化。这些做法，也为继任的学院领导们所继承。
——谈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陆先生门下与其他老师的弟子相比有着鲜明的特色。在英语教育中注重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不唯理论研讨和创设。在口译、笔译、教学、翻译、词典等方面各有所长，却不崇尚单一的语言学流派。在思想上，崇尚自由独立，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看待人事时势，不为一叶而障目，不受社会思潮的裹挟。
——于海江，牛津大学出版社编审
陆先生的一生可谓全部献给了中国的双语辞书事业。在发病的当晚，先生一直埋头于汉英词典下卷的审稿工作，直到十时许。先生的这种孜孜矻矻、兢兢业业的精神，势必会激励一代代词典人为传承文化、光大学术而努力奋进。相信汉英词典编写组和陆门弟子肯定会继承先生遗志，完成先生的未竟事业。
莎士比亚曾说过：正像垂暮的斜阳、曲终的余奏和最后一口啜下的美酒留给人们最温馨的回忆一样，一个人的结局也总是比他生前的一切格外受人注目。而如今，我只想对先生说：“卸下您肩上的重负，释去您心头的忧虑，安静地回到尘土长眠。与此同时，您的名字不但会活在您的亲人、朋友、学生中间，更会在您的读者心中活得同《英汉大词典》和《中华汉英大词典》一样长久。”
——高永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
余姚人饮食嗜咸，甬菜以咸下饭。陆老师尤喜那一层冬瓜一层盐腌就的臭冬瓜。他爱的是臭冬瓜极其入味，而他自己则是个入戏极深的人， 上课、编词典、写文章，干什么都是百分之百地投入，他说过自己没法做事只做到一半。“I cannot half-do things.”为人做事浮皮潦草，他连学都学不会，因为他处处认真，生就的至情至性。不把事情做得圆满，做到极致，他不肯罢休。这样的性情成就了他的学问、人品、名望。但绚烂与平淡本就一线之隔，就像咸为五味至尊，却没有比盐更平常的调味品了。教书育人本是平凡职业，陆老师则自成高格，登入境界。
——李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艾奥瓦州立大学统计师
先生走了，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巨大的空洞。
我宁愿相信他还活着，相信他“人在坟墓里，生命力还在爆发”，在关注着这部词典的进展，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跨越时空的沟通。心诚则灵。先生传承于弟子的技能和精神财富，将支持我和同事们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先生遗体告别仪式适逢八一。无论择日还是撞日（ by design or by chance），这个日子送别他，不禁令人浮想联翩。先生虽然未曾有过戎装生涯，但他是战士，是将帅，在双语词典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留下一道道壮丽的风景，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不是吗？在 7月下旬那个大暑第一天，先生冒着枪林弹雨般的热浪袭击，带领属下攻城略地，与亲友同好切磋思想，直至訇然倒地。何其悲壮！
《中华汉英大词典》编写之初，词典组曾有人提出将“陆谷孙”列为词条。先生说，绝对不可以——他规定的人名收录原则之一是，一般不收在世者，概因其赞同“盖棺定论”之说，但更多是因为他一贯的谦逊。如今，先生驾鹤西去，作为中国英语界泰斗，在英汉、汉英双语词典领域取得了最高成就的学者，先生在他主编的这部汉英词典里将成为一条素朴凝重的新增词条：
陆谷孙 lù gǔ sūn Lu Gusun［1940—2016，lexicographer，translator，writer，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赵翠莲，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中华汉英大词典》执行主编
2000年前后，词典学研究方向的我有幸被招募到陆谷孙教授麾下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编写组，有机会向这位双语词典领域的学界泰斗请教学习。在这穿越十六年与先生的交往中，先生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治学严谨、低调务实、勤勉刻苦。曾几何时，先生手把手地指导我们编写词条、翻译例证，小到标点注音，大到编纂原则，工作之余还常常分享他工作、生活中的乐趣和感慨，鼓励后辈们在词典学领域里坚持下去，守住冷板凳。在先生修改发还的词典稿里，那些精彩的例证、精准的对应词，还有陆氏风格的大眼睛提醒符号，都在潜移默化地教导晚辈后生细节是词典的生命，他精益求精的词典工匠精神令人折服，催人向上。
——万江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中华汉英大词典》执行主编
陆老师的批注有一个特色，大都采用问句的方式，让编者深思，比如“何据？”“何意？不懂”“闻所未闻，非大陆用法？”“何以不用英式拼法？”“笔名，要不要注明？”“这个何以不注〈 tl〉？”“与‘卡巴裆’词条释义，何以两说？”等等，即使最小的标点错误，陆老师也不会放过。
陆老师的修改也有一个特色，大都侧重于英文措辞以及中文例证的英译。比如，陆老师把我的“此心炯炯君应识”的译文“the dictates of conscience are highly visible”改为 “my heartfelt feelings should not be lost on you”，把“迥汉”的释义“lofty sky”改为 “boundless empyrean”，把“迥然而不惑”的译文“completely transparent”改为“ completely and firmly clear-minded in face of temptations”，类似的修改不胜枚举。
——肖福寿，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华汉英大词典》执行主编
他/她撑起一个人际网络，在点与点之间牵线搭桥，完全是自愿的、不计回报的。试想，在一个宇宙里，有那么一个天体，它不断地向系统贡献能量，却从不从系统吸取能量，系统会怎样演变呢？它会膨胀，体积会越来越大，然后，“Bang！”漫天的星体相互碰撞，放射出烂漫的华彩。因为碰撞产生的推动力，星体们的运行轨迹拉长了。它们飞向更远、更深邃的宇宙。可是，无论它们飞到哪里，它们都还会感受到一股回归的引力。 那股引力，对我们弟子来说，就是陆师。
——吴晓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陆先生八岁丧母，生平念念不忘父亲对他的养育教诲，给他做的“规矩” ——做人第一位的是诚信，小孩子最要紧好好学习，及至成人上对国下对家，就是责任和担当。进陆先生家客厅，最显眼的是正墙上陆先生父亲陆达成公的照片。陆老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做检讨，写生平回顾，手稿被陆先生仔细收藏，一页页塑封起来，当成最珍贵的遗产。“父亲死后我打开他的保险箱，里面没有金银财宝，放的是几个孩子的成绩单，还有我读书时给他写的检讨书，”陆先生有一次说，“现在轮到我好好保存我父亲的‘检讨’了……”陆先生晚年集中精力编写词典，已经很少分神做文学翻译，但他还是花大力气译了都德的短篇小说集，起因是他的父亲通法语，喜爱都德，早年译过不下10篇都德的小说；于是陆先生又从都德的英译本补译了一些，于 2008年出版父子合译的《星期一的故事》。
陆先生生平最敬重的人还有他的导师徐燕谋先生，但他回忆徐老先生说得最多的是导师如何总在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给他泼冷水，提醒他不要“得意忘形”。似乎除了英语，陆先生向复旦英语系的老教授们学的最多的还是“做人”，是那一代被早早“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中国旧式学者的“文人做派”和“风骨”。
但陆先生的念旧不光是对自己的师长，他家有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胖阿姨”为他做饭，进陆家已快30年，平时会戏称陆先生为“老太爷”或“恶霸”。陆先生回忆 20世纪90年代初的某个夏天，来自安徽的胖阿姨第一次在他家后院除草，身上的男式汗衫破了几个洞，胳膊上都是红肿的蚊子块，“我看了心里真是难过啊，就跟她商量让她留下做保姆吧……”那以后胖阿姨没再离开陆家。
——丁骏，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陆谷孙先生与父亲合影先生在复旦读书执教，度过他的一生，早已成为复旦精神传统的一部分。然而，从另一面讲，我倒觉得先生也体现了复旦传统中一个比较宝贵和特别的东西，那是一种持己守道、有所不为的狷介之气。所谓“自由而无用”，如果过于强调，其弊病也在于造成学术与人生的脱节，并非全然都是好事，但是在今天的学术环境里，针对时弊，这种态度也并非不是一剂良药。离开复旦后，我有时也会微怨先生过于清高，或者过于“看得开”，但是现在想来，恐怕更多的还是由于自己的轻浮气躁，所以才不能体会到先生看问题时的睿智和见识。
中夜难寐，想到这些点滴往事，就非常怀念陆谷孙先生；再想到中国又少了一位像先生这样的人物，同样令人悲伤。唯愿先生的学问和人生，不被遮蔽，不被遗忘，能够一直成为我们立己之路上的光。
——毛亮，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文学专业 1988级本科，现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我由《英汉大词典》而知道陆老师，后来因自己的词典学专业而更加认识这位泰山北斗。2015年《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卷出版，在上海书展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会，我作为主审台湾词条的特约编辑也受邀参加，陆老师看到我在台下，还特别向我点名致意。那时陆老师在台上幽默风趣，调侃自己的身体是“亚健康”，要出版社今年别再找他去了。结束后我上前致意，在他离场前的空当跟他聊了几句，希望他保重身体，待我今年暑假到了上海再登门拜访，想不到他在台上的玩笑话一语成谶，那次竟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识于网络，亲过同胞。陆老师对我这个台湾小辈爱护有加，我在海峡此岸的台北，向陆谷孙先生致上无限的追思与深切的哀悼。
——曾泰元，东吴大学英文系副教授，原系主任
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曾指出：“虽然有用的未必美好，但美好的一定有用。”
这种“有用”当然不是粗浅、机械或商业意义上的功用，而是指智识德性的感染力，像“一份赐予，一份馈赠，一种力量，或一种珍藏”，从它的拥有者传向周边和世界。陆老师就是这种美好的传播者，他让人相信，大学应该有其独特的气韵，校园可以有其永恒的精神。他不以任何或隐或现的形式自我标榜，却总能唤起学生和友人心底最深处的敬意，这种敬意的存在又是何其珍贵。在陆老师为之付出一生的讲台，在他积极参与的公共领域，他的才华和品格，他的生命的晶莹之光，始终照亮着他所能触及的每一个人。
——张楠，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无论在为人、为学、译事等各方面，陆先生都曾在重要的时刻“照亮”了我，而我不过是曾被他照亮的芸芸学子中的一员，将他那句“不译满百万字，莫谈译事”默默当作航标的也绝不仅有我一人。如今，灯塔守护人永远地离开了，留我们独自面对深夜浩瀚的海面。但是他曾擦亮的火种不会熄灭，它们将在世界各地的海港守护这火苗，无论多么微弱。那座历史和地理之外的灯塔永远不会熄灭。
陆先生，陆老师，陆爷爷，愿您如今能在一个更广阔、更神奇的语言兔子洞里无拘无束地嬉戏、憩息，继续于词语的森林中做“无限的国王”。
——包慧怡，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陆先生一生为人，多得自良好而严格的家教庭训。其尊人达成公，就是一位洁身自好、刚直狷介的知识分子，所以，陆先生在《余墨集》的自序中特别提到：
现世给了我不少虚荣，老实说我都不怎么看重。最令我自豪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先父对我的殷望和“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饰”的教诲，衷心铭感，匪言可宣！
——陈麦青，复旦大学出版社编审
三年了！陆老师离开我们三年了！三年中我这个曾经的“小鬼”在干什么？我责编了《余墨三集》，把原来平装的《余墨集》《余墨二集》《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做成精装，责编了《陆谷孙先生纪念文集》，制作了“陆谷孙先生纪念台历”，还有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继续编辑陆老师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下）》。我的工作几乎全部与陆老师有关，所以对我而言，陆老师从未离开！
——于文雍，复旦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编辑，《中华汉英大词典》责任编辑
与您相处的鲜活的日常点滴至今历历在目，总有种您未曾离开的感觉。您是我见过活得最通透、最超然、最豁达的人之一，在每个与您有交集的人的生命里都留下了那么多美好！永远记得您在学院毕业典礼上对我们的寄语： 做生活中的草根，精神的贵族，成为更好的自己。
——罗兰，复旦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编辑，《中华汉英大词典》责任编辑
以上部分文本节选自《陆谷孙先生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