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的诗作中，有一部分是“应制诗”，即皇帝之命写作的诗文，都写于他以侍卫之职随康熙皇帝出巡途中。这些诗题目中都写明“扈从圣驾”、“应制”，多为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应制诗是最难写的一种诗，写作目的是为皇帝歌功颂德。到无耻之臣手里全成为阿谀奉承的“马屁”之作。
应制诗是官场中大臣与皇帝周旋于君臣关系必须要作的功课，也是历代文士内心最为鄙薄、最耻于写作的文字。但又必须写得很得体、有文采。
很难想象应制诗会有什么文学水平、艺术含蕴。但是看纳兰性德的应制诗作，还是能够看出的人品与诗品来。而且诗中也记录了纳兰性德的人生轨迹。
《清史稿·圣祖本纪二》记载：“九月……乙卯，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山。壬辰，次长城岭，太皇太后以道险回銮。上如五台山上”。所记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两次前往五台山之第二次。
太皇太后笃信佛教，康熙皇帝陪同去五台山礼佛。但因路险辛苦，太皇太后半道回宫去了。纳兰性德陪康熙皇帝上了五台山，作五言律诗一首《 驾幸五台恭纪》：
“杳杳丹梯上，迨迨翠辇回。慈云笼户牖，佛日现楼台。 珠树参天合，金莲布地开。共传天子孝，亲侍两宫来。”
诗中“两宫”指太皇太后；“慈云”是佛教语，喻慈悲心怀如云彩广被世界与众生。唐太宗《三藏圣教序》说慈云：“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佛日”是对佛的敬称，喻佛的法力无边广大，普济众生如日之普照。
唐朝诗人李白曾作《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有句：“借问欲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纳兰性德此诗中“珠树参天合，金莲布地开”句，也用“珠树”喻指菩提树，“莲花”则指佛像下面的莲花形状的佛座。
清初皇帝对宗教采取宽松政策，尤以佛教为重，以实现其“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当时满洲人对蒙、藏及西北广大地区称“众蒙古”，这些地区的各族群信仰佛教的人很多，推崇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目的是为“安众蒙古”以实现大清王朝的“统之一宗”。
康熙皇帝曾明确地说，昔时秦始皇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长城何用？唯有众志成城，才能安邦济民，较土石长城更为坚固。并认为“一座庙抵十万兵”，扶持藏传佛教有利于“众蒙古”的政治稳定，下诏书在多伦修建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创建蒙古藏传佛教中心。
纳兰性德的《驾幸五台恭纪》诗赞颂这个政策对佛教功德的推广。诗的赞颂最后落到“天子孝”上，既正统庄重，又有人情味。这是高出一般应制诗之处。
《汤泉应制四首》用七言律诗写成。律诗章法森严，是诗歌中的“八股文”。纳兰性德曾随从康熙皇帝多次到马兰峪，这里有清太宗后昭西陵及世祖的孝陵；马兰峪有温泉，皇帝到此，命人作诗。纳兰性德的一首为：
“清时礼乐萃朝端，次第郊原引玉銮。河岳千年归带砺，寝园三月拜衣冠。便从畿甸亲民隐，更启神泉示从官。非独炎灵钟坎德，恩波深处不知寒。”
七言律诗每两句一联，四联以起、承、转、合的固定套路衔接一体，其中第三个两句位于全诗转折，称为“颈联”，要求对仗。此诗的颈联两句对仗较为工稳。
“河岳千年归带砺”、“恩波深处不知寒”，写出受帝王恩泽，与国同休戚、其命运之大德，平实而不虚媚。正如诗中用典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历。国以永宁，爱及苗裔。”
在今河北迁安市境内，有两座山自古名称为明山、阴山。明朝初年在山顶上建了“三忠祠，祭祀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为使后人“景行仰止”，故改名称为“景忠山”。康熙皇帝出巡曾到此山，纳兰性德随行。并赋诗一首《拟冬日景忠山应制》：
“岧峣铁凤锁琳宫，亲侍銮舆度碧空。圣主岂因崇象教，宸游直自接鸿蒙。远山雪有一峰白，别浦枫余几树红。天意不教常肃杀，伫看宇宙遍春风。”
有君臣之敬而无奴颜媚骨，是纳兰性德应制诗的特色。这一方面缘于诗人本自皇亲贵胄，一方面体现他的超凡脱俗的风骨。此诗写得格调高迈，意气风发。尤以“天意不教常肃杀，伫看宇宙遍春风”句，豪迈洒脱，全不像是命题之作，倒有些名臣大士之风。
综上总之，纳兰性德的诗风既不属于抒情诗，也不属于叙事诗和论理诗。参考清朝诗坛盟主王士祯的判断：叙事诗和论理诗应另为一体，此外的诗歌总体分成两类，即写田园丘壑类，与写铺叙感慨类。
前者代表性诗人如陶渊明，后者代表性诗人如杜甫。如此看来，两者皆备交融的代表性诗人，应属苏东坡了。
纳兰性德的诗歌创作无疑仍处在风格形成阶段，从仅有的创作实践及其作品看，他是流连于“写田园丘壑”与“写铺叙感慨”之间，在写“田园丘壑”中“铺叙感慨”；以“铺叙感慨”濡染“田园丘壑”。
只是可惜他没有将诗歌创作进行到底，而且作词之爱强过写诗。对于清初的诗坛，作为一个崭露头角，天才与学力兼备的年青诗人，没有奉献出更多的优秀诗作，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尤其是像王士祯这样的官僚诗人做官做到刑部尚书的高位，还主盟清朝诗坛四十年，就更加惋惜纳兰性德的英年早逝了。
诗圣杜甫曾明确表示、而且是向达官显贵韦左丞表示：“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对朝廷的尚书左丞求官，推著自己才华出众，写好诗就是为了做官，这样才能辅佐君王，重现尧舜时代的美好生活。
唐朝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的第一步，便是怀揣自己写的诗或是直接的国事建策去向政治、军事、文学等各个领域的大人物求官职，希望得到赏识而被大人物引入官场，这被称作“干谒”：“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这是初盛唐的风气。
陶渊明是做不出举诗高呼“我是人才，为王朝社禝请快重用我”这类行径。而将入世出世结合最好的诗人苏东坡莫属。
纳兰性德骨子里是学苏东坡的，但没有做到苏东坡那样的境界；当然也不会真去实践陶渊明式的精神胜利法、也没有这个必要。
也不会像杜甫一样把入仕朝廷身居要职作为铭心刻的毕生追求；更不会追随本朝诗人王士祯，像他那样由皇帝征集自己的作品达300首，而且还编成《御览集》，成为一个心甘情愿的“应制诗人”。
在那个年代的那样一种环境，像纳兰性德这样纯洁率真的词人，在世俗世界里注定是走投无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