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讲到：“教育是富人的装饰品，是穷人的避难所。”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
能够做出的一个判断就是，古希腊时期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相当大的。否则，教育目的就不会与家庭的贫富联系得如此紧密。
古希腊的富人拥有着巨大的财富，并不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他们接受的所谓“贵族教育”包括礼仪、艺术鉴赏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教育学到的知识技能只不过成为一个对外炫耀的资本，犹如孔雀炫耀自己的羽毛。
能够做出的另一个判断就是，古希腊的穷人生活一定非常艰辛。因为，如果没有学会一门手艺，居然会连一个谋生的避难的场所都无法得到。穷人为了生存，则必须学会一门谋生的手艺，成为一个熟练的工匠。如铁匠、园丁、农夫、面包师等等。
但是，当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却无法与那些古希腊人“感同身受”。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孩子开始享受九年的义务教育。那时，没有贫富差别的中国人对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可能根本无法理解。
那时，中国的差别主要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干群差别。
一个百货公司售货员的儿子与一个机关干部的女儿结婚，并存在着什么门户的差别。
作为干部做能够使用的最大权力也就是“走后门”而已。
恢复高考制度后，八十、九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占到总人口的很小比例。所谓“天子骄子”，毕业后成为“国家”的人才，由国家包分配。
那时，也没有以富人和穷人的维度对教育的目的进行区分得现象。相反，许多出身农门的优秀学生通过高考成功逆袭、脱颖而出成为命运赢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毕业生，虽然已经接近了退休年龄，但很多仍然是属于当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起落，成为幸运的弄潮儿。
那时的大学学历，由于稀缺而具有很大的价值。
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大学不断扩招。
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越过大学的门槛，享受到其父兄一代梦寐以求的高等教育机会。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大学教育开拓了自己眼界，结交了同龄的朋友，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与此同时，由于高等教育学位的不再稀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也大幅降低。
但是，名校仍然是稀缺的，不同大学之间的价值差异因此体现的更加明显。名牌大学（985、211）大学有很高价值，普通院校则价值不高。
近年来的一些现象也有所表现。高等院校的排名成为大众关注的热榜；重点高中的学位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学区房价一飞冲天，一房难求。
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产生了分化。
一方面，是读书无用论的盛行。特别是一些中学生认为上了大学也没有什么大用处，毕业后一样找不到好工作，从而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另一方面，家长为了学位和学区房处于极大的焦虑中。深圳的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够升入高中，另一半的毕业生甚至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深圳的高中教育资源极度短缺所造成的结果。
深圳的重点中学附近的学区房（特别是小户型）普遍涨到十万元以上。
从这些现象看，整个社会对于通过高考进入名校，选择一个好专业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当然，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商业化的贵族学校，但并不是主流。
在现阶段的中国，仍处于快速的阶层分化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阶层固化的地步。在中国的两晋时代，贫富差距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士大夫阶层与普通大众之间相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好像是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但在中国，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的大门并未关闭。
记得仅仅十几年前，“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是多么的深入人心。但是现在，这句口号似乎已经不再流行。
在家庭教育成本高居不下的今天，不同家庭对于教育投入感受的压力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商业化的教育分化了不同的家庭，教育公平化并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至少在现在的中国还不是完全适用。
但愿中国的贫富差距能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所有家庭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并有权利主动选择一个有所奋斗、有所收获的人生。
高考，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仍然是一个人生重大方向的分流点。
这是很多学生能以单纯的自身能力参加社会选择的第一个机会，但愿不是最后一个机会。但是，很多未经世事单纯的学生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高考在即，为辛苦学习的学生和焦虑操心的家长打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