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吕张雾气腾腾，东榆林好像北京”。这是小时候我们玩得高兴的时候常常念起的一个顺口溜体小曲儿开头的句子。这小曲儿也不知道是村子里哪位诗人的杰作，反正还挺朗朗上口的。
小曲儿中的“河吕张”，是临近我们村子南边的一个村庄的名字。“河吕张”其实也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子。
小曲儿中的“东榆林”，是我们村子的名字。可能是诗人太热爱自己村子“东榆林”的缘故，先稍稍贬低一下邻村，再极度夸张地猛抬高自己的村子，让人听了多少有点儿自我夸耀、不着边际溢美的感觉。
我的家乡东榆林，是坐落在黄河滩上的一个普通的古老的村子。一个普通的村庄怎么能跟北京城相比呢？让人听了不是个笑话吗？这样的小曲儿不必太过较真，诗人也许是在运用夸张手法吧。
可是东榆林毕竟还真不简单！不简单，并不是说它有过什么辉煌的历史，也不是说村里出过什么了不起的达官显宦，单就它的规划格局，就相当有水平!
村子街道骨干大框架呈井字形。井字形的四角，各有一座神庙，逢年过节，香火缭绕。井字形大街的四角，分布有4眼甜水井，村子中间还分布着布局合理的几眼苦水井。甜水井也叫大井。大井上装有挑杆，打水较为省力。我刚开始学着挑水时，头一回使用挑杆，两腿微微发抖，不免有点紧张。苦水井也叫小井。小井上没有挑杆，谁挑水谁带井绳。甜水井供做饭烧茶饮用，苦水井洗衣浇菜也很方便。
井字形的四条线，就是四条大街。这四条大街，两条是正东正西方向的，两横。两条是正南正北方向的，两纵。两横两纵分别两两相交，形成一个端端正正的井字形，村里人自豪地称之为“八角琉璃井”。
井字形的四条线分别向两端延长，从村子里直直地伸向远方。四条大街向外延伸像8支箭杆射向四面八方，8支箭头分别指向了八个方向，这就自然构成了村里人与外边联络四通八达的格局。
前街西头的延长线，越2公里指向苗祭（[zhài]我们当地人的读音）城。据典籍记载，祭，乃古国名，姬姓，始封之君为周公之子。苗祭城村子中间竖有一通用铁栏杆围着的石碑，记载着这段历史，我每次从郑州回老家东榆林，常常从竖立石碑的十字路口经过。
前街东头的延长线，越2公里指向苏旧城，苏旧城为金、元、明初长垣县治所在地，明洪武二年因黄河泛滥，长垣县城被黄河水吞噬，移至今天的县城位置。后街向西的延长线，越1公里指向西榆林。后街向东的延长线，越2公里指向王旧城，王旧城与苏旧城一样，是长垣县城迁走之后留下的地名。
东街向南的延长线，越2公里指向河吕张。东街向北的延长线，越4公里指向武丘，武丘因东汉光武帝刘秀曾驻跸于此而得名。西街向南的延长线，越4公里指向鲁义姑，鲁义姑因春秋时期鲁国一妇人在此舍子救侄义举而得名。西街向北的延长线，越2公里指向柳冢，柳冢因村头有柳下惠墓冢而得名。
苗祭城、柳冢、鲁义姑、武丘，有着两三千年的历史。苏旧城、王旧城，也有着好几百年的历史。我的家乡东榆林，何时形成村落的？井字形大街的村庄蓝图是古代哪位有本事的聪明人规划设计的？四条大街上的四个姓的人家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到这里的？在这里居住繁衍生息了多少代？没有明确的记载，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是说很古老，想必年头也相当久远吧。
村里人的方向感、方位感很强。我1978年走出东榆林到外面读书，在这个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街巷和全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朝向的屋子的村子里生活了20多年，对方向和方位特别敏感，每每见了有的城市里的斜路歪道，就很不舒服。
2004年，在讨论和审定清华大学设计院设计的我所服务的河南广播电视大学龙子湖新校区的建设规划图时，我看到规划图是根据校园地块形状呈钟表上11点位置西北——东南歪斜的地形方位而规划设计，图纸上所有的楼房、操场等建筑及校园内的道路全都是歪的，全都是斜的，便坚决建议把所有的楼房、操场等建筑及道路“磨正”，全部改成了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方向。整个校园地块形状是歪的，是斜的，那是郑州市整体规划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可是，磨正后，当你走进操场，走进教室、餐厅、图书馆、实验室、宿舍、办公室等任何建筑物内，走在笔直的道路的杨柳树荫下，方向全都是正的。白天读书学习工作的课桌、办公桌方向是正的，就是夜里躺在床上睡觉，方向也全都是正的，要么头朝南，要么头朝北，要么头朝东，要么头朝西。
我们的村子东榆林，村里人的习惯是以南为前，以北为后，房屋院落建筑多是坐北朝南布置，“房前屋后”的说法流行，没有人说过房子南边，屋的北边这样的话。村里大户人家的四合院，由堂屋、东屋、西屋、南屋组成，相当规整。
南边的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街，称作前街，前街都住着姓李的人家，所以前街也叫李街。北边的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街，称作后街，后街都住着姓高的人家，所以后街也叫高街。东边一条南北方向的大街，称作东街，东街都住着姓赵的人家，所以东街也叫赵街。西边一条南北方向的大街，称作西街，西街都住着姓吴的人家，所以西街也叫吴街。高街，李街，赵街，吴街，后来陆续迁来了梁、韩、王、刘、尹、闫、张、石、敬、苏、姚、毛、于、葛、户等姓的人家，分散居住其中，大家和谐相处，其乐也融融。
前街，后街，东街，西街，是一级大街。路面宽阔6丈，旧时牛车或骡马大车相对而行会车，留有很大空间。四条大街下面，与之垂直的是宽绰的胡同。条条宽绰的胡同与四条大街分别构成四条大牛排状。胡同是二级街道，路面宽可2丈，旧时迎娶新媳妇，八抬大轿进出，绰绰有余。长长的条条胡同下面，是一个一个与之垂直的小巷，一个一个的小巷里面，住着一户一户排列整齐的坐北朝南的人家。小巷是三级巷道，路面宽可1丈2尺，院落里的人们荷担推车，进进出出，极为方便。
北京城有一条名气不小的长安大街横亘市区，可是它没有另外三条同样的大街与之相对称对应。单就这一点来说，东榆林这个村庄的规划还真有它的过人之处呢!
东榆林地处黄河下游的河滩上，距离黄河主河道不足3公里，河道常常像游龙一样任意游走摆动，别的地方沿河的村庄常常因为黄河主河道的摆动被吞噬而不得不迁徙，可是东榆林多少年来却从来没有被黄河吞噬过。小时候常常听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说，历史上有好多次黄河主河道“滚”到了村子最东头人家的院墙跟儿了，眼看着就要把东榆林吞噬了，可是河水又一扭头，撤回去了。据传说是因为村子东头有一座埋着吏部天官的坟墓。我们小时候还去看过这个坟墓。这吏部天官因罪被斩首，他的家人为他安了个金头下葬。他的女儿清明上坟哭祭，哭着说，金头，银头，不如她爹的肉头，云云。一个获罪被杀了头的小组织部长，死了还能阻止滔滔黄河的泛滥游走，可见这一角色的能量自古以来就不小哇。
20世纪60年代末，东榆林的第16生产队有个八女植棉组，搞科学种棉花试验，取得成绩，我上小学时还由老师组织我们在试验田里摘过棉花，专门单独过秤称重量。植棉组参加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总理还亲切地询问了她们科学种棉花的经验，村里一时传为美谈。
我离开东榆林到外面读书的时候，村子里有3000多口人，后来发展到有5000多人口了。村子里住不下，不少人家纷纷往村子四外扩张盖新房，建新院子，原来村子井字形的大街，就好比北京的老城区一样，成了村子的中心了。全村虽说有5000多户籍人口，可是平时村子里却显得有几分寂寥冷清，很少看得见年轻人，年轻力壮的都外出打工或出外做生意搞工程去了。
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1980年，在东榆林当了多年村支书的王振华，很有眼光，他敏锐地预见到即将迎来国家经济起飞的崭新时代，村民们脱贫致富的希望在于出外务工经商，只守着一亩三分地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出路的。他毅然向苗占公社（那时还不称乡）党委递交了辞去村支书、准备创建防腐工程队的报告，得到了有着经济头脑和企业家气质的公社党委书记张自钦的大力支持。公社党委批准了他的报告，同时向他提出了一个条件：每年须得给公社缴纳3万元管理费。3万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月工资54元）46年的工资！王振华慨然答应了这个条件，自任苗占第一防腐工程队队长。队长是光杆司令，没有队员，就招兵买马，聘请防腐工程业务员、技术员、施工人员。开张没有经费，就把自己家里的豆子卖了，顶上。
防腐工程开始时，遇到的困难多，施工工地上有时还会碰到有人故意刁难。一些环节也需要疏通协调。濮阳老区发展促进会热心支持，王振华通过在北京大学任副校长的一个亲戚（抗战时期战斗在濮阳长垣一带），在北大勺园请到了抗战时期曾在濮阳一带战斗过、并且十分关心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王化云、杨得志。困难一一克服，防腐业务一步步开展起来。后来工程越发展越大，王振华就在濮阳创建了长兴防腐工程公司，并出任总经理。如今，公司发展到拥有多支工程队，常年吸纳1000多人在全国各地施工，年产值十几亿元，每年给国家缴纳税金1.2亿元左右，多年来带动了远近成千上万的农民家庭脱贫致富。不少受益于防腐务工的人也都知道了东榆林这个村庄的名字。
东榆林举家外出干防腐工程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在长垣县城（2019年后称市区），在濮阳，在郑州，在北京、天津、上海，在青岛、广州，在不少的大城市，买了房子，居住下来。只是到了春节，赶在年三十除夕之前，坐飞机、高铁或开着挂着天南海北车牌的宝马、奔驰、路虎、云豹等五彩缤纷的汽车回来了，当然也有开着三马蹦蹦蹦或背着编织袋行李卷儿回来的。人们回到东榆林，回到自己的家，大年初一磕了头，烧了香，拜了祖宗，燃放了鞭炮，院子大门磕啪一锁，又匆匆离开东榆林，离开家，又返回城市里了。说是老家冷，住不住，住不惯，没有城市里有暖气的楼房住着暖和。
2012年暑天，我陪83岁的老母亲坐在老家院子里的桐树下乘凉，院子门前就是一条大路，40年前村里的人上晌下晌，缕路顺条，人来人往。我和老母亲就一直盯着院子的大门口看，很想能看见有个行人经过也许可以说说话。可是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了一点响动，不知是谁家的一条黑狗跑了过来，探了探头，朝院子里望了一眼，一扭头，又缩回去了。我很失望地笑了。老母亲也忍不住笑了。我们都几乎笑出了眼泪。
本篇审稿 吴天敏 组版 易涛
实习生 赵梦琦 师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