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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后，匈奴单于遣使入汉，请求和亲。在商议和亲与否的御前会议上，博士狄山和御史大夫张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孝武帝刘彻为了惩罚狄山的失言，将他派往战场充当炮灰。一个月后，狄山死于匈奴人之手。究竟狄山说了什么话，惹得武帝龙颜震怒呢？
公元前119年，岁在壬戌。
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大军开拔好像就是昨天才刚发生的事儿。鲜明的旌旗，杂沓的铁蹄，铿锵的兵刃，还有弥散在春光里淡淡的硝烟味……这些鲜活的印象都还历历在目。
刀光剑影、血染大漠的想象还在大汉君臣的脑海里翻腾个不停，历史却在这时以它迅疾而毫无征兆的转折给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春天的那一场大战刚过，遭遇重创的伊稚斜单于居然就在降将赵信的建议下，迁使入汉，请求和亲来了。
该不该答应匈奴人的请求呢？尚无成算的孝武帝端坐在未央宫的龙椅上，沉默地看着一众御前大臣嚣嚣置辩，争得面红耳赤。博士狄山说：
“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闲，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史记·酷吏列传》
儒生讲话，习惯称古喻今，动辄先皇云云，对此孝武帝早已见怪不怪。至于说屡兴征师，府库虚竭，就算武帝不愿承认，那也是明摆在眼前的事实：漠北之战过后，朝廷已然不能给官兵们正常关饷了。但无论如何，孝武帝并没有马上就狄山的这番慷慨陈词表明态度。他把头一扭，转向恭立一旁的御史大夫张汤，问他说，你怎么看？
张汤双手执珪，朝前一拱，说出了5个带刺儿的字：“此愚儒无知。”
以先皇之道为法，怎么能说是愚？洞悉军政民情，又怎能说是无知？耿介的狄山瞬时被张汤激怒了，当场反唇相讥：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史记·酷吏列传》
狄山承认自己“愚忠”。“愚忠”了不起就是见识昏聩，胸无远略嘛。但“愚”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政治水平问题，在政治道德——也就是“忠”——这一点上，至少狄山仍是过硬的。
可狄山说张汤是“诈忠”，这就严重了。“诈”是耍心眼儿，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张汤明知道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可你却不敢坚持原则，屈循了某些不正确的意见。你倒是有见识，可就是不往正道儿上使！要照这样说起来，因为虚伪险诈，张汤的忠心、他的政治质量可就要亮红灯了。做到了御史大夫的高位，还有谁能让张汤屈从于他的意见？除了孝武帝，没有第二个人。所以这“诈忠”虽是炮轰张汤的，却是抬手一巴掌，打了孝武帝和张汤两个人的脸，皇帝不高兴了。
愠怒的孝武帝板起脸来问狄山：“他张汤不会办事儿，是吧？好，那你来。朕给你一个郡，你能保证把匈奴人挡在外头，不让他们入寇吗？”
“不能。”
“一个县？！”
“不能。”
“只一亭障？！”
武帝的问话步步紧逼，显然是非将狄山一军不可。狄山汗流浃背，自忖要再说一个“不能”，震怒天颜，他怕是要免官下狱了。与其圉死狱中，还不如战场成仁来得光彩。于是他硬着头皮回答说：“我能。”
“你有种，朕成全你。”
一个月以后，北边传来了噩耗：被遣上亭障的狄山死了。他的脑袋让入寇的匈奴人割了去。
这是一场由一句话酿成的血案。不但如此，它还同时是一桩疑案。悬疑就聚焦在：狄山批评孝武帝施政不当，张汤阿谀奉承，指向的究竟是什么事？是本次廷议所讨论的对匈政策呢？还是狄山提到的淮南谋反案？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选择的答案显然是前一个。因为《资治通鉴》在录入《史记》原文时，狄山批评张汤的那段话被司马光改写成了这样：
“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张汤，乃诈忠。”——《资治通鉴·武帝元狩四年》
“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云云，被司马光给删去了。仅从文法的角度看，司马光的修改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删去这段可以避免话题不必要的枝蔓。既然廷议讨论的是要不要与匈奴和亲，干嘛要节外生枝，扯到淮南谋反案去呢？
可《资治通鉴》的行文虽然因此删节而紧凑了，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却变得经不起推敲。倘若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孝武帝用严厉的手段惩罚狄山，是因为他抨击武帝不行和亲、穷兵黩武以致民生骚动、国步维艰，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下面这件事了：
在武帝一朝，力主和亲、反对开战的大臣不在少数。韩安国、主父偃、公孙弘、徐乐、严安都是其中的代表。孝武帝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大臣提出过反对意见便对他们极刑惩罚。不但没有，公孙弘和主父偃甚至还被孝武帝委以重任，参赞帷幄。这些人都没有因言获罪，要说孝武帝就为了这点儿事儿专门针对狄山一人下毒手，委实不通。
其实不镇压主和派，倒也不见得是孝武帝的心胸多么广阔，气量多么宏大。而是自韩安国卸任御史大夫以后，外朝文官对汉匈战争的相关事务就越来越插不上手了。
一系列大型的军事行动都是由孝武帝和统领中朝的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霍去病等人商量着办的。张汤也好，狄山也罢，别看在廷议中慷慨激昂，实际上他们的意见无力左右孝武帝的决策。那孝武帝又有什么必要使用极端手段来清洗反对者呢？
再从廷议当日的情形来分析：设使孝武帝真是被狄山那番力主和亲、反对战争的陈词所激怒，那在狄山第一次发言完毕的当时孝武帝就该发作了。
可事实是武帝没有，直至狄山把攻击的矛头转向了张汤。狄山指斥张汤为“诈忠”，提出的事实依据是张汤对淮南谋反案的处置——相比于汉匈战争，主持审理淮南谋反案才是张汤的职权所能真正覆盖的——正是被《资治通鉴》删去的这一点最终激怒了孝武帝。由此可见，炮轰淮南谋反案才是狄山真正误入的“雷区”。
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迁和班固明知“行文枝蔓”，也坚持要在《史记·酷吏列传》和《汉书·张汤传》中保留狄山批评淮南谋反案的一段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司马光《资治通鉴》；王先谦《汉书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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