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的王巩，自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北归，苏轼宴请王巩，王巩之侧有一女子，生得眉清目秀、蕙质兰心，女子复姓宇文、名曰柔奴。三年前王巩因“乌台诗案”贬谪宾州，家中歌姬纷纷散去，惟有柔奴一人愿意陪伴王巩共赴宾州。席间，柔奴为苏轼劝酒。苏轼问及岭南风土是否难以适应？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遂做《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词不单单是写给柔奴姑娘的，也是苏轼一生最真实的情感，无论是自请出京赴任杭州，还是诗案贬谪远赴黄州，亦或是晚年的流落儋州。起起伏伏的官场生涯让苏轼明白了现实社会远比自己想象中残酷、黑暗的多，是非黑白之间没有苏轼的容身之所，也让苏轼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初显身手
嘉祐元年（1056年），四十七岁的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这一年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点为本场考试第二名。欧阳修预言苏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推崇之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每有新作，京师之内争相阅读。然而正当苏轼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一年的冬天，苏轼就要离开京城赶赴凤翔府上任，苏辙一路送苏轼至郑州，期间路过渑池县时有感而发，写下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略显伤感的诗句冥冥中似乎注定了苏轼这一生漂泊，也许是屋外的雪景给了苏轼感慨的灵感，也许是即将离别的兄弟触动了苏轼文人的感怀之情。这首诗虽然是写给兄弟苏辙的，可是诗里的字字句句也让苏轼在这寒冷的冬天，感觉心头不经意间划过了一道，隐隐感觉自己即将走的道路似乎并非一帆风顺。
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正在京城任职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发动“熙宁变法”，进而引发新旧党争。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恩师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一时间，朝野旧雨凋零，庙堂之上再无一僻静之所，苏轼目送自己的师友一个个或自愿或被迫离开京师，自觉这朝廷全然没有了曾经的景象，只剩下满朝文武的“人人自危”。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目睹了新法中的诸多弊端，随即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新党一派颇感愤怒，指示御史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两年来，苏轼看清了新党一派的作为，自觉不应同流合污，新党一派也难容忍他在朝为官。于是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杭州真的太好看
苏轼不是一个恳求官位的人，也不想因为官位而把自己锁在京师，外出任职未必是一个不好的选择，起码就目前来看苏轼并没有为自己的仕途感到担忧，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苏轼众多描写景色诗词里的代表作之一，全诗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描写概括品评，尤其是后二句，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如果让晚年的苏轼回忆自己的一生，在杭州任职的这三年，应该是自己为数不多最为心怡的生活，离开了朝廷的尔虞我诈是是非非，专司一方百姓，领略地方风土，更何况是在杭州这种景色宜人的城市。三年后，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
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身在密州的苏轼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已七年未得团聚。此刻，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传世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后的一千多年，每当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人们遥望天上的月亮，总会想起苏轼的那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一千多年沧海横流，世事变迁，变的是人，不变的是情。此刻遥望月亮的你也许踌躇满志、成功名就；也许你迷离、穷困潦倒，但如同那天上的月亮“阴晴圆缺”，失意和得意时相对的，没有失意时的落魄，又怎会有得意时的豁达。曾几何时，孩童时期的我们在学堂内诵读这篇佳作，初读不识词中意，再读你我已是词中人。苏轼用他宽阔的胸怀包含了自己人生的所有失意不得志，此刻他只想与自己的亲人共饮美酒，互诉衷肠。
就在苏轼创作名作《水调歌头》之后不久，苏家兄弟便得到了团聚的机会。熙宁九年（1076）冬苏轼得到移知河中府的命令，离密州南下。次年春，苏辙自京师往迎，兄弟同赴京师。抵陈桥驿，苏轼奉命改知徐州。四月，苏辙又随兄来徐州任所，住到中秋以后方离去。七年来，兄弟第一次同赏月华，而不再是“千里共婵娟”。遂作下这首《阳关曲·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这一年本来是一个挺太平的年份，风和日丽、国泰民安，除了闹心的“王安石变法”，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作为一名有着崇高理想的士大夫，苏轼看着朝廷日益盛行的新法，正在动摇这个国家的根基，可是作为权利边缘人物的他，能够做的并不多，甚至于连一封奏疏都不能写。唯有把自己对于时局的批判付诸于诗词，这首《南歌子·雨暗初疑夜》间接反应了苏轼此刻的心情。
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淡云斜照著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卯酒醒还困，仙材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
然后此刻的苏轼还不知道，就在三个月后，即将发生影响他一生的“乌台诗案”。此事之后，苏轼的整个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派监察御史何正臣利用，上书谓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并声称苏轼的这些文字已在全国传阅，自己是从已刊印后在市上卖的苏轼文稿中摘录递呈宋神宗的。其后御史舒也上书攻击苏轼，谓苏轼的谢表是讥讽时政之作，士大夫争相传诵，并进一步指出苏轼在谢表中诽谤宋神宗，牵强附会将苏轼的谢表加以修改，于是苏轼诽谤君主便是人赃俱在了，从而激怒了宋神宗，达到了陷害苏轼，“大不敬”的罪名的目的。紧接着权御史中丞李定上书盖棺定论，攻击苏轼不学无术，浪得虚名，其实是一个阴险的家伙，他还列出应该罢黜苏轼的四条理由。
随即朝廷将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逮捕，解往京师。宋神宗委派冯宗道前往御史台复审此案，经判决，苏轼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受牵连者达数十人。附马都尉王诜追夺二官、勒停，苏辙贬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王巩贬宾州（今广西宾阳）盐酒务。其他与此案有关的二十余名官员被判处以罚铜的处分，其中就包括司马光、黄庭坚、王安上（王安石同母三弟）。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被贬黄州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由诗案前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大自然，逐渐不再执着于官场，将心更多的面向大自然，面向天地万物。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谪贬黄州的苏轼，住在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后来，又在不远处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上庄稼树木，名之曰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还在这里筑屋名雪堂。对于经受了一场严重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此时是劫后余生，内心是忿懑而痛苦的。但他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精神。有时布衣芒屩，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他要从大自然中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江月
两首词均作于苏轼贬谪黄州期间，词间，或高亢入云，或温润如水，或英雄豪迈，英姿勃发，或溪水潺潺、夜阑风静。无论是庙堂之上直言进谏的苏子瞻，还是临皋亭边筑屋垦荒的苏东坡，英雄的得意和贬谪的落寞，构成了我们了看到的最为真实的苏轼，无论处境的好与坏，苏轼始终能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身在异乡的苏轼注定是孤苦的，但是这世间并非所有人都远离他，黄州知州徐君猷便不曾因其遭到贬谪而疏离他。据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徐君猷任黄州知州时“崇儒重道，下士爱民。苏东坡谪居黄州，与弟子由书云“举目无亲，君猷一见如骨肉”，可见两个感情之深。元丰五年（1082年）的重阳节，在涵辉楼上苏轼写下这首《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赠与徐君猷。以表两人深交之情。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轼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谪居生活之后，被命迁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这种量移虽然不是升迁，但却标志着政治气候的转机。据《宋史·苏轼传》，宋神宗手札移轼汝州，有“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赴汝州，最困顿的黄州时期终于脱离了，心境比较轻松，一路上颇事游访。畅游庐山。这年岁暮，苏轼来到泗州（今安徽泗县），即上书朝廷，请罢汝州职，回宜兴修养。时正值苏轼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因作《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纪游。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一句道出了此时苏轼的真实想法，既然已经走出了最困难的时期，又何必要执着于一官半职，人间真正有滋味的还是清淡的欢愉，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
东山再起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二十多岁的年龄，对人对事多了几分深思，虽然自己在短时间内已经身处高位，但是正如苏轼所言：“高处不胜寒”。旧党上台后，大肆镇压王安石集团的人员并尽废新法，此时的所谓“王党”不过一时得势，便这般落井下石，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苏轼恬与为伍，随即向朝廷提出谏议，但眼见新党与旧党之间已然是“杀红了眼”，苏轼见状，再度自求外调二任杭州。
苏轼回翰林图
被贬海南
元祐六年（1091年），正在杭州过着惬意生活的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苏轼恩师欧阳修于皇祐元年（1049）守颍州时作《木兰花令·西湖南北烟波阔》，熙宁四年（1071）又退居于此，翌年即卒于此。此时苏轼守颍州，距恩师去世已经二十年，当他来到颍州西湖时，想起往日恩师所吟西湖之词，遂步其韵作此词《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元祐七年八月，苏轼在颍州、扬州后以兵部尚书诏还，九月到京，后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守礼部尚书任。苏轼侍从皇帝观灯而作的“应制诗”，写了元宵夜皇帝举行宴会而群臣陪饮的所见所感。
《上元侍宴》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
这一波“彩虹屁”刚拍完，以为事情发展到这里，新旧两派的党争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大家可以过太平日子了，苏轼也不用被新旧两党折腾来折腾去，该歇着了吧！没想到转过年来，风向就又变了。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至惠州（今广东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这是在宋朝，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贬谪儋州期间苏轼办学堂，学风，大力提升海南岛的教育水平，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苏轼自言：“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俨然将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这种生活在持续三年后，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才得以北归。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这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就是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自海南岛返回时所作。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显然一生豁达的苏轼并没有把贬谪儋州认为是很苦的事情，反而认为是自己这一生最为奇绝的经历，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谁的人生难免都会碰到挫折，即使是像贬谪蛮荒之地这样的困境，苏轼依然是满怀乐观的心志，正如其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