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今天带大家畅游历史的海洋，探索过往的事件奥妙噢！契丹族早在耶律阿保机时代，其国内就不是单一民族，是由契丹族、渤海族、女真族、汉族、蒙古族、回鹘族等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早已是契丹国中重要民族成分之一。曾经为推进契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展做出过重要历史贡献汉人、渤海人，曾经教导契如何建设城市，等等；所以《辽史·太祖纪》中载丹百姓如何种田称，既“教民稼穑”，又使民“置城邑”以居。汉族等各族人民，当时代表契丹社会较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为契丹族、蒙古族和回鹘族多是以渔猎为食，车马为家。根据生产方式不同，耶律阿保机推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采取因俗而异治，“胡汉分治”办法，有人喻称“一国两制”。
事实十分明显，汉族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当时的辽国具有代表性，对于辽国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所以，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屋邑、市廛，如幽州制度”。以中原地区为榜样，在本国积极推行先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当时契丹族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明时代，汉族文化生活对于达斡尔族文化生活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少。但是，在元代军民万户府，明代卫、所之制推行中，达斡尔族各部酋长，频频在边郡交易，或入京师朝贡等，对于汉族文化生活自然不会陌生。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满洲人西清称:“索伦语多类满洲，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听之既熟，觉其中皆杂汉语”、《龙沙记略》的作者也说，“索伦、达斡尔语音与蒙古稍异，间杂汉语”。
为什么“间杂汉语”？书中的答案是因“元、明军民（万户）府之遗”当然，也可以说是明代奴儿干都司、卫、所之遗。换句话说，中原汉族先进封建文化，对边疆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如同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一样，各自皆源远流长。从清朝初年开始，中国东北边区民族文化交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满（已兼具认同汉文化）、汉两种文化，先后向黑龙江流域推进。自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征服黑龙江地区之后，八旗贸易商队、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满洲移民、八旗驻军以及政府派驻黑龙江北各部征税官吏，已经将汉族文化带到达斡尔族地区。
当达斡尔族各部纷纷迁居黑龙江右岸，嫩江流域后，进一步加强达斡尔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直接或间接接触机会因为，清政府为抵御沙皇俄国侵略势力南进，将大批满洲、汉军旗人，从辽宁、吉林地区向北迁移。这时呈现以满洲文化为主，汉族文化为辅的外来民族文化，向齐齐哈尔地区及嫩江流域推进的势头，十分明显。特别是平定吴三桂等叛乱之后，大批吴三桂的部下派充为各个驿站站丁；伴随清朝政府对中原地区的征服，有相当数量的汉族农民，以奴仆身份先后赐给达斡尔族官兵；具有较高汉族文化层次的满、汉官吏和知识分子，因罪流放（成为“流人”）黑龙江各城；清朝末年为“移民实边”有大批汉人北进等等，都将汉族文化直接带到达斡尔等各族人民中间。
因此，从清朝初年开始，在瑷珲、齐齐哈尔等城市，标志汉族文化的城隍庙、文昌阁、地藏寺、观音阁、关帝庙，以及演汉戏等，对达斡尔等族文化的冲击势头相当迅猛。在研究满洲文化对达斡尔族文化影响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满洲文化对达斡尔族文化影响，还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时期，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满洲文化，作为文化的传导者，已经间接地将汉族文化，传播给达斡尔族。从研究汉族文化对达斡尔族文化影响这一点上说，满洲文化是个媒介。满洲贵族在达斡尔族中推行满洲文化，设立官学，但除满文教学外，教学内容却充满着汉族的封建文化，使用汉文典籍。
1958年编辑的《达斡尔族简史简志合编》本中载称:“早在清朝时期，达斡尔族人民即通过满文的介绍，接受汉族的文化艺术。汉族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志异》《隋唐演义》等，都通过满文翻译过来，达斡尔族人民，按本民族习惯，编成韵文，加以传播。”当时的官学，学习满文的学生，多数阅读满文翻译本《三字经》《千字文》《民贤集》《圣谕广训》《诗经》等。或者阅读翻译本《西游记》《东周列国》《鉴纲目》，以及辽、金、元等翻译本“三史”诸书。这样，达斡尔族广大青少年，在接受满洲文化的同时，间接或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汉族文化熏陶。
民族语言文化交融、认同的本质，不在于选择哪种语言形式，而在于形成大中华民族共同语言文化，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中国56个民族在历史上语言文化交融、认同历程看，无论是已经消失的民族，或是没有消失的民族，常常有语言形式转移问题，但其语言精华却沉淀于大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之中。这是个历史的进步，前文所涉及的满洲族便是个实际例子。达斡尔族语言同样是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之中。现在剖析一下达斡尔族语言与汉族语言文化相互认同中，深层次变化，即借词的有关情况。根据《达斡尔族简志》一书所列的常用词汇表分析，在880个常用词汇中（新术语除外），有198个汉语借词，占常用词汇的22％。
新借词112个占整个借词的40％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术语，几乎全部是汉语借词，发展变化趋势十分明显。同时，汉语对于达斡尔语音也有明显影响。从汉语借词角度说，早在古代契丹族时期，就已经存在汉语借词问题，其后新借词越来越多。根据达斡尔族学者巴达荣嘎，对2000个达斡尔族语词汇的统计分析，内中汉语词汇就有178个，占总数的8.9％。根据1956年民族调查统计，在新疆塔城阿西尔乡新光大队58个达斡尔族人中，有23人会汉语，占全数910人的2.53％。汉语借词和语言的演进，有利于丰富达斡尔族语言词汇，具有积极意义。民族文化交融、认同从来都是相互的，所谓民族“同化”一词，往往难于使人接受。
原因是这个词没有准确地表达科学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交融和认同。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形成大中华语言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祖国文化宝库的历史贡献。并违背民族平等原则。前文讲到的满洲语与北京话的关系就说明，满洲语尽管形式转移，但语言精髓仍存。目前，在黑龙江省呼兰黄旗屯（西下洼子）、白旗屯、红旗屯、蓝旗屯、大古尔井屯、小古尔井屯的达斡尔族人，自乾隆八年（1743）迁入后，至今都认同汉语，会说本民族语言者极少。新疆塔城的达斡尔族，除认同哈萨克语，就是认同汉语，“自己本民族语言，只限于家庭和本民族内部”使用。由于长期使用汉语及使用的情况不同，在达斡尔族居民语言中，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本民族的部分词汇逐渐废弃。如“沙如博尔楚”（大豆）、“哈奥勒”（荞麦）等词汇不再使用。二是使用汉语程度出现差异，以至形成三个（或四个）土语区。在这些土语区中，尽管都认同汉语，然而不仅融合的汉语词汇、音韵不同，而且认同的达斡尔语音韵也不尽一致。这就形成民族语言、音韵的相互认同、渗透、交融状况。换句话说，在各个土语区中，汉族同样认同达斡尔族语言文化。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河南商人已经先后进入齐齐哈尔城，“与蒙古、索伦、达呼尔交易”，日久天长，他们“通其语，问答如流管此时北进的汉族人不多，但这少许汉人，已经开始认同并接受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影响。
从1958年民族调查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坤河、富拉尔基等地区居住的汉族人，凡是三十岁以上者，“都懂达斡尔语言，有些人说得和达斡尔人一样流利。足见，汉族早就开始认同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同样深刻。这些汉人所说的达斡尔族语言，亦必然掺杂汉语音韵。总之，在民族语言文化生活认同和交融中，无论采取哪种民族语言形式，语言的音、韵、调、借词等，都属于较深层次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交融要素。这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致使民族之间文化相互认同、交融与语音等要素的历史沉淀不断加深，亦不断丰富着大中华共同语言文化宝库。同时，也它证明达斡尔族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加强大中华文化凝聚作用方面，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文章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喜欢小编的文章请转发并且评论哦！感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