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附记】近四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悼念恩来同志的文章，每次提起笔来都难过得写不下去。不久前，老朋友徐迟同志来看我。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比邻而居。自然而然我们谈起在重庆的生活和斗争，回忆起恩来同志对我们的教诲，感慨万千。他鼓励我写些回忆文章，并答应帮助我整理。现在这篇文章，就是表达我们共同对恩来同志的一片心意。
1908年，何香凝、廖仲恺和子女梦醒、承志在日本
党派我照顾母亲在香港住到1949年3月。我多次动员母亲到北京去，她说怕冷，不肯早走。后来听说承志又添了一个儿子，才急于进京去了。刚好领导上租到一条希腊人的船，就上船出发。但这条船没有走过这段航线。据说是看到威海卫灯塔向左一转就到天津，但那天大雾蒙住了灯塔。幸而承志乘了一条小火轮来了，用无线电通话联系。希腊船长只懂英语，只好由我翻译。报告了我们的船所处的经纬度，小火轮把我们接到了天津。在天津住了两天，全家乘火车进北京。
到了北京站。我望着火车窗外，一眼就看到总理和邓大姐在向我们招手。很多黄埔军校的，现在都成了著名将领，还有很多民主人士，几乎把车站都挤满了，前来迎接我母亲。这时的欢喜简直无法描写。出车站的时候，大姐拉着我的手说，“你当了18年的秘密党员，现在北京都解放了，你可以公开你的党籍了。”我想了一想回答，“公开党籍是我的光荣。但上海还未解放，孙夫人还在上海。还是等以后再说，好吗？”大姐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请我母亲吃饭。我们也奉陪在末座。只见灯火辉煌，画栋彫梁。周总理、邓大姐和好些我还未见过的人都在席上。总理问我，“多少年未来北京了？”我说这还是第一次。总理笑我说起话来南腔北调，要我好好学习北京话。
邓颖超送给廖梦醒的合影，上书“醒姊 1946.11.18.南京”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快要开会了。总理写了很多信要请孙夫人来京，并派邓大姐和我去接孙夫人。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孙夫人家。当时我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孙夫人跟前。她还以为我是一个女兵。我叫了她一声“Auntie！（姑姑！）”她才知道是我，非常高兴，领我进客厅坐下。我慢慢地告诉她，北京的许多同志都在盼望她去北京开会。为此，恩来同志特派邓大姐前来迎接她。
孙夫人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我说，“北京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孙夫人说她想好了再通知我。只过了两天，我们就接到孙夫人宴请邓大姐的请柬。几次交谈之后，大姐把孙夫人说服了。8月底我们乘车北上。
9月1日，孙夫人车抵北京站。在月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都来了，我妈妈也来了，都来迎接孙夫人。当天晚上，毛主席宴请孙夫人，又是一次盛会。他们畅谈甚欢。我又在末席恭陪。
那天我穿了一件旗袍。承志回家后对我说，“现在民主人士是穿长裤短上衣的。”杨大姐也叫我去统战部领件棉衣。他们不知道我是1931年的党员，还以为我是民主人士。1937年，总理曾对我说过，“认识你的国民党员太多，你千万不能暴露你的共产党员身份。对任何人都不要说，有事只直接和我联系。”我直到1953年才公开了党员的身份。
1949年56岁的宋庆龄搀扶71岁的何香凝北京政协开会后留影
开国以后，我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的人大代表，又当上第五届政协委员。在第一届人代会开会时，总理在怀仁堂上通过走廊要到会议大厅去，因为旁边有很多代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不敢惊动他。我怕我多此一举，大家都蜂拥而上，就要花他很多时间了。当他闪过我身边时，我只轻声呼唤了一声，“阿哥！”他作出了一个极微小的反应，便顺利地通过了人群，进入了大厅。刹时，灯火通明。全场发出鼓掌之声。一排排的水银灯照得全场灿烂辉煌，全国各民族人民花团锦簇，欢聚一堂……
17年间，我们充满了信心和光明，都因为敬爱的总理昼夜操劳，关怀着全国人民。那时没有想到后来的9年，斗争的形势这样复杂而且残酷。但正是在这样空前的浩劫中，人民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敬爱我们的总理了。对于我来说，1976年的新年是过得最黯淡的了。我因腿部骨折在北京医院住院。每有人来看我，我都问总理的病怎样了？但谁都不告诉我真情。总理原来的保健大夫周大夫看过我几次，他只说情况虽不太好，但还是会好的。8号的那天晚上，不知怎的，我一整夜都是这里痛那里痛的，总睡不着。9日早晨6点钟，听见一个病房里的一个病人号啕大哭，哭得我很奇怪。
周总理与何香凝
早晨周大夫又来看我，只告诉我总理情况不好。我们已经泪如雨下。其实我女儿早已知道总理逝世的消息了。她到北京医院时，周大夫和她商量，叫她慢慢地告诉我，怕我一下子知道，心脏受不了。因此见到我时，只说“总理情况最近恶化”。我看她神色不对，但因我住的是单人病房，她对我封锁消息是容易的。直到10日下午，我女儿向总理遗体告别归来，周大夫又和她商量怎样来告诉我。他们商量好了，才推开我病房的门。我一看他们臂缠黑纱，就号啕大哭起来，“你们不必讲了，我知道了”。
不久，我的外科主治大夫刘大夫推了一辆轮椅来，把我抱上轮椅。我女儿、孙女儿推着我去向总理遗体告别。一路上人很多，都顾不上招呼，只顾饮泣，终于进入了灵堂，看见了无微不至地关怀了我家三代人的总理躺在灵床上。
这时我忽然想起我母亲去世之前，总理曾几度同大姐一起去看她。母亲很怕火葬，她愿意运棺去南京与父亲合葬，以完她“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宿愿。她几乎哭诉说，“我不要烧，我不要烧。”总理安慰她，“不烧，不烧，已在替你找寻棺木了。”
廖梦醒陪何香凝老人在家中作画
1972年9月1日凌晨3时，母亲去世了。那时总理已在病中，还亲自到车站送灵，并派邓大姐亲自护灵到南京安葬。在母亲的告别仪式上，总理在我左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事后，我顿足捶胸，后悔没有带助听器，总理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
现在已经永远不能得知了。这将是我毕生的憾事。奈何奈何！我不由得大哭起来。我父亲之死是我早年最伤心之事，我丈夫之死是我中年最伤心之事，总理之死却是我晚年、又是一生之中最伤心之事。
11日总理遗体送八宝山，我们在医院院子里送灵车出发。夜晚，我女儿在路边等着，到11点才见一辆红旗车从十里长街开回来。后来，女儿告诉我，“还是总理平日乘坐的那辆红旗车，还是原来的司机同志驾驶。车开得很慢，好让我们看得仔细一些，可是车里再也看不见总理了，在他平日的座位上，有的只是一盒骨灰。”
怎知这还随风散去了，却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
本文节选自《语之可15：人间有味是清欢》，完整阅读请关注历史MOOK《语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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