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吴杰明
忽然想起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想起他“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论断。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造成战火连绵，使许多青少年成了孤儿，流落街头。这些年龄在8——18岁之间青少年，大多数人没有道德观念，目不识丁，无责任感，以乞讨、偷窃、暴力，甚至卖淫为生，成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收容、教育、改造这些青少年，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一项紧迫的特殊任务。1920年秋，马卡连柯受命把一所荒凉的农场学校改建为少年违法者工学团，并担任工学团主任。出于对高尔基的崇敬，马卡连柯把它改名为高尔基工学团。他在该工学团连续工作了8年。后来他又受命组建并领导了一个新的儿童劳动公社——捷尔任斯基公社。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整整操劳了16年，把三千多名流浪儿童和违法者改造、教育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其中不乏出色的工程师、教师、医生、科学家，有的还成了英雄和模范。由于马卡连柯的无私奉献与出色工作，1939年1月，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
马卡连柯倡导爱的教育，强调“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马卡连柯执教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在他看来，尊重人、信任人，是教育人的前提；只有从尊重人、信任人出发，才能产生合理的教育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马卡连柯爱的教育理念对于陶行知、霍懋征等中国现当代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形成与推广产生了极其重要、极其深远的影响。陶行知强调：“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真教育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霍懋征也坚持“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她说：“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才。一个老师必须热爱学生，才有可能教好他们。”在中国现当代教育曲折前行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广大的中小学教师以大爱的心胸去关爱学生，升华师德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教育传奇。
走在跨世纪的教育新时代，我们在学习和借鉴马卡连柯爱的教育先进教育理念，充分肯定其积极影响与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当前师生矛盾激化、教育生态败坏的现实背景下，这一教育理念所具有的鲜明时代性与现实局限性，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相关教育理论，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效率。
历史上，从孔子兴“私学”开始，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绵延数千年的大多是“师徒相授”的传承与修习，儒家道统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官府办学更是以吏为师，师生之间提携攀附，相互呼应，日见其密。芸芸众生中，不仅流传着“程门立雪”、“三顾茅庐”的尊师传奇，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也笃信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德信条。而当下，由于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与学科体系建设日渐成熟，我们实行的是班级授课制，教师们集体轮流教学。学生只是某一所学校、某一个班级的学生，学生在校期间学业的进步与学生离校之后事业的成功再无可能对应着他的任何一位老师。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日见其疏，早就没有了过去曾经广泛存在过的那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人生依附关系，剩下的只有各守本份、合作共存、利益交换、各取所需的契约关系。正因为如此，每当教师节前后有人或真或假地盛赞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托着太阳升起的人”的时候，老师们总是忙不迭地反复申明：我只是一个教师！教师，真的已经褪尽了她曾经拥有过的绚丽的光环，成为了与理发师、洗衣匠、搓澡工没有什么两样的寻常职业。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能清醒地看得到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教育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熊孩子们辱师弑亲、疯狂叛逆屡见不鲜，社会大众对教育、教师的批判也已日趋尖锐，一个又一个奇葩的教育故事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我们的教师朋友们仍然固守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师道尊严，以先贤为榜样，以教化为己任，强拉硬拽，要求学生朝着自己为他们选定的或是社会大众公认的正确方向一路前行，就注定会在早已变化了的教育现实面前撞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顺应教育现状的改变、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是我们今天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的应尽职责与历史使命。我们不能继续死守爱的教育的信条，一厢情愿地以己度人，强人所难。在相对弱化师生情感联系的同时，我们要努力强化历史文化的传承、和谐教育生态的构建与理想人格的铸炼。我们需要对师长的尊重与礼敬，我们更需要突出强调对知识、对规则、对传统的理解与遵从。
马卡连柯强调“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成功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重要，但并不充分。必要条件之外，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创造和完善更多事关教育成败的其它条件。我们越来越充分地注意到：教育考核的制度设计与教育管理的短视行为也对师生关系的恶化与教育生态的败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些方面做出及时的调整与深刻的变革也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
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党的教育方针规定了的我们确定无疑的努力方向，可我们实际的教育教学管理指标却只有或基本只有分数和人数。你看啊！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各级各类考试评比的是什么？分数！各级各类中小学校每年一次对教师综合考核评比的是什么？及格率、优秀率、人均分，其中最主要的指标也仍然是分数！中高考成绩揭晓后、每年一度的招生录取前，各级各类中小学校花样翻新、竭尽全力宣传的是什么？除了人数，就是分数！所以有人说：“考考考是老师的法宝，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大大小小、各级各类的考试明着看考的是学生，而实际上每一次考的都是教师和校长，人数与分数都要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严格排序，张榜公示，并且与教师的奖金评先、校长的表彰升迁紧密联系、挂钩互动、一票否决的。分数与人数的高低丑俊取决于教与学双方。教的方面，教师自身的潜力是有限的，最可靠也最有效的方法无非就是尽一切可能管控全体学生的时间与空间，死盯硬盘，不死不休，这无疑会强化学生对老师行为动机的怀疑，激化本已非常尖锐的师生矛盾，家校冲突频发，社会批评尖锐，教育生态恶化。
说完了教育考核的片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教育管理的短视。现代社会资讯发达，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现场直播。我们见识了太多的熊孩子、熊家长，我们也不应该讳言有越来越多的师德失范与“禽兽”伤人。面对如此混乱失序的局面，我们的教育教学管理者是极其重视的。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严肃认真地组织处理，“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可有偿家教久治不愈、侮辱体罚愈演愈烈不说，还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不想管、不会管、不敢管、只教不管的所谓“佛系教师”。为什么会不进反退、越治越乱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这里的“士”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以读书人自居的教师。这句话是说读书之人的尊严节操不能不加以鼓励劝勉啊！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人、社会道义的践行者，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礼遇和维护的。可实际的情况却是：广泛动员，大肆渲染，严防死守，深入揭批，群起声讨，不断丑化，教师群体的形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丑陋并且无耻过。这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社会是一种怎样的暗示、怎样的期许呢？我们并不反对将教师队伍中的极少数害群之马绳之以法，也非常支持对师德败坏、行为失范的教师进行纪律处分甚至是采取组织措施，我们期盼的是“谁有病，谁吃药”，不要发起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让全体教师“陪绑”，使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受损。
教育部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最高决策机关，决策者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当前的基础教育生态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等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依规行使教师教育惩戒权的问题。国家将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进一步明晰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行使，维护师道尊严，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促进教师敢管、善管，应该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引起了广大教师与社会各界的充分关注与热烈讨论。
教育惩戒是教师依据一定的规范，以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为前提，以制止和消除学生的不当行为，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为目的，以惩罚为特征的一种教育方式。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教师惩戒学生就如同父母教训不听话的儿子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的引入以及国人维权利意识的增强，人们才开始对教育惩戒产生了疑问。在赏识教育兴起之后，教育惩戒更一度被认为是非人道、反教育、落后教育方式的代名词。
教育惩戒权作为立法赋予学校或教师的权力原本是有其存在的合理基础的。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即载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明确告诫。至圣先师孔子也曾痛骂过他的学生宰予。孔子是这样骂的：“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孔子把学生骂成“朽木”和“粪土之墙”，按照时下的标准，应该是对学生的极大侮辱了，可宰予却终因孔子之骂而成为传说中的七十二贤人之一。马卡连柯一贯反对使用体罚的方式教育孩子，他在《父母必读》一书中还旗帜鲜明地声明：“我是体罚的反对者，很早就是反对者。一般来说，体罚的方法我是不能容许的。”他甚至还说：“用殴打来教育孩子,不过和类人猿教养它的后代相类似。”然而，就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高尔基工学团）里，他却亲自动手打过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学生。他还说：“一拳就把那个孩子给打好的。”而且那个被他亲手殴打的学生，后来确实变好了。据许广平先生回忆，鲁迅先生也是坚决反对小学教师鞭打儿童的，但有时候他也会对自己的儿子海婴加以体罚，那是在遇到儿子太执拗顽皮，有道理却又说不清的时候。现实的学校教育场景中，教师们确实也会遇到许多有道理却又说不清的情形。由于多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少子化倾向十分明显，独生子女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现象，再加上留守儿童众多，家庭教育缺位，父母的骄纵与儿童的任性严重恶化了现时的基础教育生态，教育惩戒是及时阻断熊孩子、顽劣学生的错误行为，促使他们认真反省、改邪归正的唯一选择。正确的惩戒是教育和帮助孩子学会对规则的遵从与对真理的敬畏。好的教育，应该是宽严相济、奖惩分明的；好的老师，也应该是管教同步、严慈同体的。马卡连柯也说过：“适当的惩罚，不仅是教育者的权利，也是教育者的义务。”教育本身就理应包含一定的惩戒功能，合理使用惩戒手段达成教育目标是每一个教师必须应知应会的基本技能。但是由于体制的束缚与理念的偏颇，教育的崇高性、理想性，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终极关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教育变成“为受教育者服务”的商业行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满足受教育者的要求，受教育者就像顾客一样在不断争取“上帝”的崇高地位。”教师成了学生及家长的雇员，教师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正在不断丧失。在中国基础教育的现实场景里，教育传统赋予教师工作的神圣性已被消解殆尽，有些地方的有些家长，特别是某些身为大官与大款的家长，任意使唤教师，对教师缺乏起码的尊重，教师已逐步蜕变为应试机器上的一个个简单工具。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教育观严重损害了教师美好形象与独特魅力，教师已基本丧失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实施教育惩戒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师生矛盾与日俱增，家校冲突愈演愈烈，教育事故触目惊心，新闻媒体推波助澜，越来越多的教师成了不想管、不敢管、不能管、只教不管的所谓“佛系教师”。
在当前教育惩戒不能得到学生及其家长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教育惩戒与体罚学生界限不清、时有尽心尽责的教师被严厉查处的现实处境下，这种教师教育惩戒权能否顺利落地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严重问题。广大的教师朋友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惩戒权不是一种与教师身份、教师地位相联系、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力，教育惩戒顺利实施的必要前提条件是教师高尚的师德水准、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师善良教育动机的确信无疑以及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教育惩戒还必须合法、合规、因人而异、非情绪化，并且与其它教育手段充分配合。在当前教师师德素养总体不高、相关法律法规很不完善，教育惩戒权的权力界限极不明晰，学生及其家长仍然缺乏向公序良俗、规章制度及正确价值观低头的良好素质和自觉意愿的现实背景下，教师的教育惩戒权根本无法落地落实。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教师本身就是校园矛盾冲突的当事人，或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演变成了校园矛盾冲突的当事人，他们天然地就不具备作为矛盾冲突的仲裁者、调处者应该具有公正性与权威性。没有第三方的介入，盲目地鼓励和推动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只能使校园冲突愈演愈烈、家校矛盾更加尖锐。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由教与学之外的第三方，比如社区或相关行业组织，成立相对独立的少年法庭或少年训诫所之类的仲裁执行机构，干预并处理青少年学生行为失范与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要加强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明确相关调查、举证、辩护、仲裁及执行等各个相关环节的实施细则。惩戒应该是悬而不用或偶尔会用的终极手段，这种极端手段的合理存在与偶尔使用对于减少日趋严重的校园霸凌，缓和日益激化的师生矛盾，帮助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具有非常重要的规制与引领作用。少年法庭不应该是寓言故事中的那个主张“我业治驼，但管人直，哪管人死”的医生，少年法庭的工作重心应该是挽救和保护犯有罪错的青少年学生，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拒绝诱惑，坚定意志。要遵循必要性原则，能够使用其他更温和的教育方式达到教育目的，就尽量使用其他更温和的方式；能够使用更加轻的教育惩戒方式达到教育目的的，就尽量使用更加轻的教育惩戒方式。要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尊重犯错学生的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名誉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等法定权利，给予他们足够的提醒、告诫以及辩解、举证的机会与权利。要讲究因材施教，在遵循规则普适性的同时，还要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努力在制止学生不当行为的同时不给学生增加额外的痛苦。
爱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艺术。“和风细雨”是爱，“疾风骤雨”也是爱。马卡连柯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马卡连柯还说：“合理的惩罚制度有助于形成学生的坚强性格，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和人格尊严，能培养学生抵抗诱惑和战胜诱惑的能力。”我们并不反对教师以一种大爱的心胸理解学生、包容学生、信任学生，我们大力提倡的是一种严慈同体、管教同步、奖惩分明的人道之谊与理性之爱。
作者简介：吴杰明，江苏省射阳县高级中学校长办副主任，中学高级教师，射阳县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射阳县名教师，盐城市优秀共产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射阳县杂文学会会员，多次主持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并顺利结题，出版专业书籍三部，发表专业论文及散文诗歌数十篇，荣获江苏省首届基础教育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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